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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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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與敦煌學(上)榮新江
今天我們大家坐在這里開會，是因為一百年前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
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正式成立，這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兩
年後，在中國西北偏僻的敦煌莫高窟，由于處在底層的一個洞窟甬道中積沙
的清除，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偶然在此甬道北壁上，發現了一個塞滿寫本經
卷、絹紙繪畫的耳洞，這個偶然的發現，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又一件大
事。在北大成立前後，中國學術史上有四大發現，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漢
晉木簡、敦煌的六朝隋唐文書、北京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從時間跨度之長
和內涵范圍之廣以及1900年前後四大發現已有的材料來講，就中無疑以敦煌
文獻的學術價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敗，敦煌的僻遠，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沒有及時為中國學術
界所知。1903年視學甘肅的金石學家葉昌熾，雖然接觸到敦煌藏經洞出土經
卷繪畫，但因為誤信謠傳，以為藏經洞所出數百卷文物已瓜分迨盡，因而失
之交臂[1]。 藏經洞所出文獻和藝術品的精華，先後被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
國漢學家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運送倫敦和巴黎。中國學者
對敦煌文獻的真正研究，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攜帶所得敦煌文獻中的部分精
品來到北京，出示給中國的士大夫們。從此，中國學者對敦煌文獻孜孜以求，
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探研，取得豐碩成果。而北大的學者們，在中國敦煌學發
展的很長一段時期里，一直獨領風騷。
本文是北京大學對敦煌學所作貢獻的初步整理，略按時間順序分述以下
事實。
1.京師大學堂的學者，開創了中國的敦煌學。
1908年5 月，伯希和從敦煌出發，東行到西安，住了一個多月，然後經
鄭州，于八月到北京�？娷鯇O《藝風老人日記》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條記:
伯希和到圖書館，言燉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七千馀卷，渠挑出乙千馀
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板，奇聞也
[2]。
或許是伯希和此次訪京師圖書館時沒有把原卷出示給繆荃孫，因此繆氏
只當作"奇聞"，聽聽而已，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到河內
的法國遠東學院述職。
1909年5月11日，伯希和由河內再度向北京進發，目的是為法國國立
圖書館購買普通漢籍。這次他的行笈中帶著經過精心挑選的敦煌四部典籍、
藏外寫經、古文書、經帙等，他顯然對清朝士大夫們對什么感興趣有深入的
了解。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會了即將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兩江
總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獲吐魯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題了字[3]。大
概由于端方的介紹，這位年僅三十出頭的西洋學者，受到了京師一批碩學鴻
儒的盛情接待。當伯希和攜敦煌卷子來京後，羅振玉、蔣黼(一作斧)、王仁俊
等前往其寓所抄錄敦煌文獻，而參觀者更是絡繹不絕，如後來與敦煌學有關
的王國維、董康、葉恭綽等人，都曾往觀。9月4日，京師學者在六國飯店設
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學部侍郎寶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大學堂
經科監督柯劭忞、侍讀學士惲毓鼎、學部參事兼大學堂毛詩教習江瀚、大學
堂爾雅說文教習王仁俊、國子丞徐枋、大學堂音韻教習蔣黼，還有董康、吳
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師大學堂的一批學者[4]。而因病未能予會的羅振玉，
其時是大學堂農科監督。他們抄錄的文本并做跋語，及時刊出，如同年九月
二十五日羅振玉發表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輯印
的《敦煌石室真跡錄》、年底或下一年初羅振玉和蔣斧輯印的《敦煌石室遺書》
和《沙州文錄》，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記》。他們抄錄的文獻，包括
《尚書顧命》、《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圖經》、《西州圖經》、《老
子化胡經》、《摩尼教殘經》、《景教三威蒙度贊》等經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
獻，還有關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歸義軍官文書及碑銘贊之類寫本，以及稀見的唐
人拓本《溫泉銘》、《邕禪師塔銘》、《金剛經》，這批錄文和研究札記，構
成了中國敦煌學的初期篇章。如果說京師大學堂的學者們開創了中國的敦煌學，
當不為過。
在招待會上，惲毓鼎在致詞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
希和表示"自可照辦"。具體實施者，是羅振玉。羅氏又請端方襄助，敦請伯希
和出售所攜和已運回國的四部要籍寫本照片，伯氏如約，陸續寄到，端方分
交羅振玉和劉師培考釋。1911年初，劉師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十
九種。1910年，羅振玉編成《石室秘寶》，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羅氏又陸續
編有《佚籍叢殘初編》、《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
石室古籍叢殘》、《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遺書三種》、《敦煌石室碎金》
等，并撰寫了大量敦煌寫本跋語和�？庇�，成為貢獻最大的敦煌學開拓者之一。
此外，羅振玉和王國維還據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獲敦煌樓蘭漢晉木簡，編著成
《流沙墜簡》一書，于1914年出版，是早期敦煌學另一方面的代表作。
1909年中秋節，羅振玉首次訪伯希和于蘇州胡同，隨即得知敦煌石室尚
有卷軸約八千軸，但以佛經為多。羅振玉立即與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商議，
提請學部電令陜甘總督將藏經洞所馀八千卷購歸，由大學堂購存，後因價格
不昂，而轉歸學部�！端晌套孕颉酚浧涫略�:
予聞之，欣然以語喬茂萱左丞，請電護陜甘總督毛實君方伯慶蕃，托其
購致學部。予并擬電，言須款幾何，請先墊給，由部償還。喬君攜電上堂白
之，則電允照發，而將還款語刪去。予意甘肅貧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為
難。乃復提議於大學，由大學出金。總監督劉公亦謂大學無此款。予曰:若大
學無此款，由農科節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劉公始允發電。逾月，大學
及學部同得復電，言已購得八千卷，價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價必昂，
聞僅三千元，乃留之學部，不歸大學。
這就是當時留于學部所屬京師圖書館，而今存北京圖書館的敦煌經卷的
來歷。雖然京師大學堂未能入藏這批敦煌寫經，但大學堂的學者為敦煌寫本
的調入京師，妥善保護，厥功至偉。試想，若沒有1909年羅振玉等人的努力，
敦煌寫本的命運將不堪設想，其更加分散，而不利研究是在所必然的了。
京師大學堂雖然沒有獲得甘肅解京的敦煌原卷，但卻是中國官方收藏敦
煌文獻最早的機構。就在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所攜寫本時，羅振玉"乃約同好往
觀，則皆已佚之古籍，因與約影照十五種，計書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
畫五。都下同好，既醵資影印，幼云(劉廷琛)先生復印一份，存京師大學堂藏
書樓，充學人之考鏡。"[5]這不僅是北大入藏敦煌資料之始，恐怕也是中國公
立圖書館入藏敦煌資料最早者。
早期北大的敦煌學研究，由于資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點在于傳
統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見的六朝唐人經籍寫本，也有一些
後世已佚的經疏、史籍、佛典、道書等等，為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
富的素材。
2.二十年代開始，北大學人前後相繼，或遠渡重洋，調查抄錄敦煌文獻；
或萬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中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各種
新的思潮、新的學問、新的方法，都充分地展現出來。敦煌資料的主體雖然
是"國故"，但它是新資料。所謂新，不僅僅是指新出土而已，還因為它包含有
民間文學、公私文書等傳統文獻所缺的材料。敦煌資料雖然主要是文獻材料，
但它是從敦煌藏經洞新發掘出來的考古資料，整理研究方法必然要將考古學
和文獻學的方法相結合。敦煌資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寫本多在英法，而為西
方漢學家先予研究發表，因此，敦煌學者一定要通外文，并與國外學者進行
合作。在這些方面，北大的學者充分展現了他們的長處，將敦煌學研究推向
前進。
二十年代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多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有關。
1920年，北大預科教授劉復赴法留學，在研究語音學的馀暇，抄出巴黎
國立圖書館所藏有關文學、社會、語言的材料共104種。1925年返國，任北
大中文系教授，將所抄文獻，輯印為《敦煌掇瑣》三冊，作為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叢書之一出版，蔡元培為之
作序。劉復即劉半農，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的新派學者，文學革命的積極
份子，倡導白話文，收集歌謠。這樣的學術背景，促使他所錄的敦煌資料主
要有三方面的內容，即關于民間文學、社會情事、語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
所說，這些材料，可以見當時社會狀況，可以得當時通俗文詞的標本。由于
不是每個人都能往巴黎閱卷，劉復的抄本在很常時間里成為中國敦煌研究的
史源，并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中國敦煌學的研究選題。
另外，蔡元培在1921年訪問法國時，曾晤伯希和，詢其新疆所得古物
考訂出版情況[6]。董康在1922年訪法國國立圖書館，抄錄有關法制史資料。
而收獲較多者，則是胡適。
1926年8-11月間，北大教授胡適因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之便，在伯希和
和翟林柰(L.Giles)的幫助下，查閱巴黎國立圖書館和英國圖書館藏敦煌寫卷，
找到數種神會著作及其他禪宗典籍。他後來根據這些材料，編成《荷澤大師
神會遺集》，并撰寫《荷澤大師神會傳》，置于卷首，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
這是中國禪宗史研究劃時代的著作，影響至巨。禪宗史的研究，後來幾成日
本學者的專利，而日本學者雖然後來居上，卻十分重視胡適的整理研究成果，
甚至有《胡適禪學案》之編。法國學者謝和耐(J.Gernet)還把此書譯成法文，
題為《荷澤神會禪師語錄》(EntretiensdumaitredeDhyanaChen-houeiduHo-tso)，1949年由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出版。
1921年11月，交通部總長葉恭綽發起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從事海內
外公私所藏敦煌寫本之編目整理，北大部分學者參予其事，并從事整理工作。
葉氏雖任職交通部，但與北大關系密切。後來在1927年劉哲合并九校為京師
大學校時，擬撤削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葉氏力阻，改為國學研究館，以葉氏
為館長。無論如何，葉氏創辦敦煌經籍輯存會的某些想法，特別是從編目著
手，與兩個月後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計劃如出一轍。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來，即在1918年擬設研究所，"仿德、美兩國大學
之Seminar辦法，為專攻一種專門知識之所。"（《研究所簡章》）同是在1921
年11月，蔡元培向北大評議會提出《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獲得通過。
1922年1月，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國學門，校長蔡元培兼所長，沈兼士任國
學門主任，馬衡任考古學研究室主任。沈氏《籌劃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
費建議書》中，所計劃的研究項目之一，即調查流傳國外的敦煌石室之書簡
古書:
此外流傳國外者如《永樂大典》、莫利遜文庫、敦煌石室之書簡古書，
均應設法調查，編次目錄，分別審定，何者須移錄，何者須照像，何者須作
模型。......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對于以上所述多端，逐漸進行[7]。
國學門的機關刊物《國學季刊》，成為發表敦煌學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
1923年1月出版的創刊號，即刊出羅福萇譯《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加之以
後所刊羅氏所譯《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都應當是敦煌經籍輯存會和北大研
究所國學門收集敦煌資料的第一步成果，其所據原稿後來由葉恭綽提供給北
大五十周年校慶《敦煌考古工作展覽》�！秶鴮W季刊》以下各卷，常刊出敦煌
學研究成果，如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1923年)、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
(1923年)、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1934年)、蔣經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謬
補缺切韻跋》(1934年)、孫楷第《唐代俗講之科范與體載》(1936年)、向達《唐
代俗講考》和《西征小記》(1950年)等，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為國學
門導師兼京師圖書館館長的陳垣，還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約，編成《敦煌劫
馀錄》，著錄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8679件，分類編排，體
制極佳，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
寫本分類目錄。
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包含了北大多門學科的人材，并聘請了柯劭忞、
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為導師，羅振玉為通訊導師。而且從一開始就考慮
到了它的國際性。其考古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鋼和泰
(B.A.W.vonStael-Holstein)、蘇聯西夏文專家伊鳳閣外，還由校長兼所長蔡元培
具函，請伯希和擔任考古學通訊員。這對于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性的敦煌學
研究來講，是大有益處的。伯希和接受邀請，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亞洲學報》
(JournalAsiatique)與《國學季刊》交換，另一方面還代表北大參加1925年開
羅的萬國地理學會[8]。
1925年，美國哈佛大學華爾納(L.Warner)教授率敦煌考古隊來華，準備
繼續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經北洋政府顧問福開森(JohnC.Ferguson)介紹，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馬衡籌劃，派醫學校的陳萬里隨行。陳氏于1925
年2月16日出發，7月31日返回，著《西行日記》，作為《北京大學研究所
國學門實地調查報告》，由樸社于1926年出版，有沈兼士、馬衡、顧頡剛序。
盡管時間很短，收獲不多，陳萬里無疑是中國第一位科學考查敦煌千佛洞的
學者，他此行也是北大國學門的第一次實地調查。陳氏除《日記》外，還著
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間所得之印象》、《萬里校碑錄》，對敦煌莫高窟題記和碑
銘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北大考古學會舉辦甘肅考古展覽，展出陳氏為
學校所攝照片及購買的敦煌寫卷等古物。
1927年4月，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查團"， 北大教務長兼國
學門導師徐炳昶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分任雙方團長。中方十名
團員，均為北大師生，如地質學者袁復禮、考古學者黃文弼、地質及古生物
學者丁道衡等。黃文弼兩赴新疆，發掘吐魯番及塔里木周邊遺址，獲得古物
文書甚夥。1930年黃氏第一次考查歸來，代理校長陳大齊在歡迎會上致詞說:"
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國人今以黃先生為第一，而所得材料之豐富，亦
不亞于外國人。"黃氏《高昌磚集》、《吐魯番考古記》等，均為敦煌學必備的
參考書。
三十年代，北大學者于敦煌學續有貢獻，如1933年出版之羅常培《唐
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劉復編《十韻匯編》、1936年陶希圣編《食貨·唐戶籍
簿叢輯》等。
1934年8月，向達、王重民由北平圖書館派往英法，系統調查英國圖書
館和法國國立圖書館敦煌文獻，向達編有《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著
錄約五百卷左右，多為佛經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王重民在巴黎的
成果更多，他除編出P.2001-4654號的《敦煌寫本書目》外，還就所見四部典
籍，作了大量考釋工作，先後撰寫一批跋語和研究，輯成《巴黎敦煌殘卷敘
錄》兩卷[10]。兩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還為北京圖書館和清華大學拍
照了數萬張寫本照片，成為此後中國學者研究敦煌文獻的主要依據。行前向
達只在北大教書一年，王重民則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向達先生回國，次
年轉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專任導師，兼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王重民則經美
國，于1947回國，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兩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為
中國的敦煌學準備了素材，另一方面則為北大的敦煌學補充了人材。此後，
向、王兩位先生成為北大乃至中國敦煌學研究的領軍人物。
1942年春，重慶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代表北大參加，
任歷史組主任，率史語所勞干、石璋如等赴敦煌，考查莫高、榆林窟，測繪
拍照，兼作敦煌周邊古遺址的調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記》一文紀行，兼
考兩關、敦煌古城與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與榆林窟，還記錄了在敦煌所見
到的敦煌寫經[11]。歷史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現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
本《莫高窟形》，由臺灣史語所出版，雖然事隔五十多年這項考察所獲資料才
得出版，但我們不難從中看出當年工作之杰出，不僅有記錄，而且有珍貴的
各石窟測量圖和照片，這無疑是今後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參考資料。
1944年，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向達任歷史考古組
組長，率夏鼐、閻文儒西行敦煌，考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爺廟、
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獲得漢簡數十枚及晉唐文物若干。
此次敦煌考察，同樣獲得很多收獲。向達陸續撰有《兩關雜考》、《莫高榆林
二窟雜考》、《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證》、《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
寫本壽昌縣地境》、《敦煌藝術概論》等，夏鼐撰有《新獲之敦煌漢簡》、《敦
煌考古漫記》等，閻文儒撰有《莫高窟與敦煌》、《敦煌史地雜考》等[12]。向
達兩次敦煌之行，還錄有敦煌當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寫本若干種，輯成《敦煌
馀錄》，包括《六祖壇經》、《南宗定是非論》、《天寶地志》等重要典籍，
惜未能及時刊出[13]。向達代表北大的兩次敦煌之行，規模和成果遠遠超過
1925年陳萬里的西行。然而，當時處在抗戰時期，條件十分艱苦，經費也很
緊張，但卻為北大文科研究開拓了新路，這在已經發表的一些相關人士的書
信日記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湯用彤等致在美國
的胡適的信中，談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實途徑有四項:
三，在現狀之下酌量舉辦少數之學術事業，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復查
等[14]。1943年1月17日，西南聯大總務長鄭天挺的《日記》載:
錫予(湯用彤)來，示以覺明(向達)敦煌來書，隨與之長談〔北大〕文科研
究所發展事。余意，語言調查可在云南，若歷史考證，此後唯敦煌一路。其
中未廣布、未研究之文獻甚多。且其地為國際學術界所注意，關涉甚多，影
響甚大。此後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發展，舍此莫由。今覺明開拓于前，
吾輩正宜追蹤邁進[15]。
1943年1月19日湯用彤致胡適信也談到向達西行事:
昨日接覺明自敦煌千佛洞來書，謂彼曾得王重民函，轉致尊意，謂將籌
款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業費，聞之不勝欣慰，為學校賀。......
覺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義，參加中央西北考察團，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
寄去小款，自不夠應用。然覺明于交通阻塞之秋，萬里長征，所獲已不少。
實物例如收得回鶻經文一卷，為國內所無。其在敦煌所調查者逾三百馀窟，
比之伯希和記錄多約百馀。蓋覺明精力過人，而相關學識之富，并為國內首
選，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實最合宜。又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
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于髯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干，
西北古跡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以故敦煌文物調查不能再緩，而我公為
西北調查所籌款，亦宜委托北大專管，務求用途得當[16]。
胡適在美國為北大的西北考察籌款事，在1943年3月30日胡適致同在
美國的王重民信中也提及:
朱家驊先生也有信來談西北考察團事，〔蔣〕夢麟先生也有信來談北大
事。我近得兩千元，也許即可匯給夢麟，一半作考察團費，一半作文科研究
員印刷費；是李國欽送我的，我想他一定贊成如此用法[17]。
向達的西行，為北大文科研究開出新路，而且使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走
上了真正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的正路。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慶之際，舉辦敦煌考古工作展覽，同時
印行《展覽概要》，由向達、王重民編寫，對海內外敦煌學學術史做了完整全
面的回顧�！墩褂[概要》幾乎占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三分之一的
篇幅，這個展覽與善本書展覽是當時一系列展覽中最為重要者，構成《紀念
特刊》的主體篇幅。這反映了在當時北大的文科研究中，敦煌學的研究占有
重要的位置，這是自向達考察敦煌時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而王重民的海外
歸來，并加盟北大，也更加強了這方面的陣容。這個展覽出陳的材料，有向
達、王重民自倫敦、巴黎抄錄的文書和拍攝的照片，有北大、北圖及部分私
人收藏的原卷，漢語、胡語文獻均有；又有向達自敦煌拓回的碑銘，抄錄的
檔案，還有中外學者所撰敦煌學論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西文兼備。
《展覽概要》詳述敦煌古物發現及展覽的意義，并就每一件陳列品都做了簡
明扼要的解題，實為此前敦煌學研究的一份極佳的總結。
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北大的敦煌研究，從單純的依據書本研究，發
展到實地考查；從依賴于海外郵寄的照片，到親身前往英法等國抄錄攝影研
究；從注意中國傳統的四部古籍，到關心民間文學、社會情勢等諸多方面，
這是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第一高漲時期。
(由于篇幅所限，第3、4兩節從略)
總結
(1).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一，是勇于開拓和創新。敦煌資料為二十世紀初葉
處在轉型中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一慣重視新材料的北大學人，及
時抓住了時機，開拓中國敦煌學的新天地。敦煌資料中包含有大量傳世文獻
中不多見的民間文學寫本和社會經濟文書，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為"整理
國故"，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學
研究，迄今仍是北大系統全面地開展的新"國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大學
人一般都學有專攻，即使是從事敦煌學研究，那也只是把敦煌學的研究納入
更廣闊的研究范圍之中。敦煌學在北大并不被看作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
而主要是一批材料，學者們雖然在某一時間里可能專攻敦煌學的某個方面，
但其學術研究的基點卻植根于較廣的學術領域，從哲學、文學、語言、歷史、
宗教的某一領域出發，來兼統敦煌資料。正是由于他們有較為廣擴的學術根
基，才得抓住新材料，開拓新學問。
(2).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一，是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從敦煌學研究來方面
看，有關的學者散在各系，互不統屬，又由于自由獨立研究的習慣，也不成
其為一派。但同在一校，聲氣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還，相互促進；不合者，
也相互競爭。不論早年的劉師培、胡適，還是今天的一些教員之間，學術思
想和學術方法有很大不同，但他們都利用敦煌資料，獨立研究，取得豐碩成
果。因此，北大的敦煌研究沒有越走越窄，而是促成了敦煌學與其他學科的
交插影響。
(3).北大的學術傳統之一，是超國界的學術研究。從羅振玉與伯希和的交
往，到今日的漢學大會，這種傳統保持不變。由于歷史的原因，敦煌資料多
在國外，敦煌學從一開始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以敦煌作緣，北大的學者
與國外同行的聯系較廣，交流較多，這對北大學術的進步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而敦煌資料不僅限于漢學，還有西方學者擅長的各民族語言文字材料乃至印
度伊朗等文化遺產，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羨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國，
敦煌學在世界"的說法，正是立足北大的學術傳統的深刻體認。注釋:[1]拙稿
《葉昌熾----敦煌學的先行者》/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
Newsletterof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No.7，Spring1997，1-5.[2]
《藝風老人日記》第五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2118頁。此條
為虞萬里先生檢示，特此致謝。[3]史樹青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第五卷碑刻拓本一，東京柳原書店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225頁。[4]
予會名單見汪康年《汪穰卿筆記》、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載
《燕塵》第2卷第11號，1909年11月，此據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
參看桑兵《伯希和與近代中國學術界》，《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118頁。
其在京師大學堂中的身份，參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
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331-346頁。[5]此為羅振玉為這批敦煌影
本所作的跋，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載《北
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6]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
1989年，332頁[7]《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364頁。[8]參
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309頁；伯希和《在開羅萬國
地理學會演說》，《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第三期，1925年10月。[9]載《北
平圖書館圖書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397-419頁。[10]1936、1941年北
京圖書館出版。[11]載《國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頁。[12]這些
文章後收在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版；夏
鼐《考古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61年；向達編《敦煌》，學習書店，1951
年；以及《文物參考資料》和《考古通訊》等。[13]稿本曾在北京大學五十周
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上陳列，見《展覽概要》48頁。現由筆者整理此書，
有待出版。[14]《胡適往來書信集》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03-504頁。
[15]鄭天挺《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序》，載同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
頁。[16]《胡適往來書信集》中，553-554頁。[17]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
書信集》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880-881頁。
（提交1998年5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
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編者改題為"北京大學與早期敦煌學研究"，與本文主要內
容相符，然本文尚有三、四兩節待續。）
媒介與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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