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年輕的評論者，對陳忠實的《白鹿原》進行了毫不留
情的批評，最突出的觀點，是認為這部小說流露出“狹隘的民族意識”，
在自己的親人被日本人打死后，葬禮中把戰場上得來的日本人的“頭
發”焚燒，以為祭奠，這樣的“民族意識”是否太過狹隘？20年來中
國的新時期文學藝術，對民族仇恨和歷史恥辱的反思與揭示，是太過
空泛和“博愛”，還是太過強烈和“狹隘”？以我個人的眼光所見，
是我們的藝術家大多對民族意識淡漠不清，急于“國際化”追求使
“重大”主題往往流于曖昧和溫情，真正讓人很不舒服。
最近以來，常見有報紙上議論張藝謀的電影，但并非是職業批評
家的聲音，卻是一些踏出國門的年輕而有為的中國人。多家媒體報道，
中國留學生紛紛抱怨，張藝謀那些獲獎電影損害了中國人的世界形象，
使這些學子們在海外受到莫名其妙的發問和歧視。這樣的問題早在張
藝謀的電影出籠之初就開始爭論，學問家們雖得不出一個結論，但說
好的聲音顯然占了上峰，誰都怕別人說自己“民族意識狹隘”，更怕
人家說“守舊”和“正統”，藝術觀念太過“陳舊”。留學生可不管
那么多，他們只從自己的生存出發考慮問題。
近日的一則消息更勾起我的聯想。中國的足球明星張恩華，一名
剽悍的足球后衛，有機會到英國試訓，沒想到才出國兩天，就有媒體
說，張恩華在歐洲痛感張藝謀電影把中國人形象搞壞了。這種質樸的
感受應當視為是一種真實，也應當視為是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反饋。有
的人害怕民族意識的流露顯得過分“狹隘”，所以就想把本來屬于刻
骨銘心的東西淡化或抹掉，以使自己的藝術和主題能和國際接軌，謝
晉的電影《清涼寺的鐘聲》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作品；有的藝術家則
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訓導用到極端，恨不得把自己的
土地描寫成原始社會，這樣才能博得“國際”贊譽。想一想我們的當
代文學藝術吧，對自己民族近百年來的歷史，何曾有過沉痛、嚴肅的
敘述與總結？民族的仇恨何曾有過飽滿的傾訴與表達，“十七年”的
文學與電影，倒不是怕不能“國際化”，而是怕把戰爭描寫得太殘酷
“長了敵人威風，滅了自己志氣”，戰爭樂觀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
結合的做法，讓我們這些后來人錯認為戰爭是一場好玩的，只有“敵
人死”，我們自己卻“永生”的游戲。我記得自己幼年時代正值文革，
每看電影前，大家總要互相問一些“刺激”性的問題，“打不打仗”、
“死得多不多”、“有沒有特務”，等等。中國人受到的屈辱絕不比
猶太人的少，但我們這些后人及更后一代的人，被震撼的程度卻要比
猶太人低得多。美國沉沒了一只“泰坦尼克”，然后就有了同名的電
影成為世紀大片。中國清代的一只沉船導致上千人死亡，報紙上說，
外國人正拿沉船上琳瑯滿目的“文物”拍賣。
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在全面走向新世紀的時刻，許多文化問
題讓人不得不經常回頭來看，來爭論。究竟何為“狹隘”，到底歷史
應當怎樣敘述，這些問題仍然等待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