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最后一個20年是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兩個
10年。反思這20年的初始期，中國學人著實體驗了從極端的學術封閉
心理面對瞬間而來的開放所無法承受的文化驚恐感；西方的各種文化
思潮、理論話語像西方高科技工業產品一樣，迅猛地涌進中國，讓中
國學人在一種短期的非適應性中產生了文化休克癥。他們在個人的心
理意識上甚至無法也不愿意接受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所存在的文
化差異。法儂曾這樣描述這一現象，在國際經濟與文化舞臺上，第三
世界扮演的是一個徹底的遲誤角色。然而中國學者在面對西方經濟與
文化的強式沖擊所產生的瞬間休克之后，大多數人在心理意識上開始
調正自己的文化適應性，以崛起的姿態來改寫自己遲誤者的文化身份，
于是從七十年代末到世紀末，中國學術文化以崛起的姿態發展著……。
與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從較低水平啟動帶有一種違規性一樣，中
國學術文化的崛起在初期多少帶一種有原始積累的色彩。反思過去的
20年，一些學者由于急功近利，帶著一種學術文化原始積累的迫切心
理，以違規的學術操作企圖使自己在短期內成為學術爆發戶。國際學
術界有一條公認的默契：即一項成功的學術成果之積累往往要耗去一
位學者的畢生精力。但是，在學術文化資本的原始積累期，這樣一條
成就學者人格的默契可以被違規的學術操作所顛覆，國內某名牌大學
學者的一項科研成果，實際上就是對國外既成的同類課題研究成果的
照抄。當時這一課題推出后曾在國內產生過一定影響，后來國際學術
界把這一抄襲的違規現象反饋于中國，才引起中國學術界的自身反思。
中國的學術文化需要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對話，但是我們不能采用完
全“拿來主義”的原則，把國外現成的學術成果拿來，改頭換面，在
跨文化中來作為自己學術文化資本的積累。
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在叫嚷著學術打假，其實泡沫學術的制
造者也應該被列入學術打假的范圍之內。泡沫學術的最大特點之一，
就在于在一知半解中照抄、屯積大量外來的學術概念及術語，把這些
概念及術語在誤讀中重組為文章，或用“準翻譯”的方式以最快的節
奏編織出一篇篇不知所云的文章，頻繁地在各種刊物、媒體上露面，
用時髦話說是“混個臉熟”。筆者認為，真正有分量見功底的好文章，
一年能夠寫出一篇就很不錯了，但經查證，有的泡沫學術制造者在申
報科研成果時，一年竟能夠“發表”幾十篇文章。這樣的數量多少帶
有學術資本原始積累的量化野心。西方后現代文化及后現代工業技術
對當下中國的沖擊是巨大的，后現代高科技的“復制性”也為泡沫學
術制造者提供了造假的手段，用“準翻譯”的方式介紹西方理論與文
化什么的，這其實是一種跨文化的學術復制。這種跨文化的學術復制
也是一種抄襲。
在當下的經濟大潮中，技術理性逼迫著一些學者無法擺脫用商業
的量化來衡量學術，因為在申報職稱時，對文章與專著就有一個量化
的標準。嚴格地講，這個量化的標準無法衡量文章與專著的質量。學
術的商業量化也逼迫著一些學者在違規的操作中來追尋學術暴發戶的
身份，因此不擇手段在學術上膨脹自己成為這20年來學術界某些人的
惡習。前一段時間在媒體上所報道的一宗學案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的，
曾是華東理工大學技術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的胡黎明，他的博士論文
就是以日本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為核心，再加上其他科學家的專著內容
所拼湊而成。《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98年第1期對此事作了全文報到，
最終“華東理工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撤銷了胡黎明的博士學位、博士
生指導教師和碩士生指導教師資格。”從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來看，
這是令人振奮的，學術界對學術造假的現象是深惡痛絕的。
值得提及的是，在過去的20年里，有一樁學術造假案例在當代學
術界堪稱吉尼斯之最，一篇幾乎全文抄襲的文章竟然與被抄襲的文章
先后刊發在同一刊物上。現為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吳安春曾在《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增刊），
發表一篇署名文章《毛澤東同志的“十大教授法”永放光輝》，這篇
文章在命題、觀點與行文三個方面與該校學報1978年第4期上發表的署
名為邵明德所撰寫的《研究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學習毛澤東十
大“教授法”的體會》一文幾乎沒有任何區別。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幾乎全文抄襲外，吳安春對邵明德文章的抄
襲也不乏一些小聰明的變動與潤色，由于自己的知識準備不夠，竟然
把正確的學術表達顛倒為錯誤的學術觀點。在“邵文”中，有一段話
是這樣表述的：“斯大林說過，列寧善于把最紛亂的事情描寫得如此
明白、簡單、扼要和大膽——他的每一句話都是打中目標的子彈。”
而這段表述被吳安春在文章中改動為：“毛澤東善于把紛亂的事情描
述得如此明白、簡單、扼要和大膽，他的每一句話都是打中目標的子
彈。”在“邵文”中又有另一段表述：“郭沫若同志在講解毛主席詩
詞‘風展紅旗如畫’一句時，手勢柔和舒展，如行云流水，極成功而
又巧妙地表達了作者的樂觀情緒和革命發展的燦爛前景”，結果這一
段表述被吳安春演繹為“毛澤東同志在朗讀‘風展紅旗如畫’的詩句
時，手勢柔和舒展，如行云流水，巧妙地‘模擬’了紅旗飛卷自如的
生動畫面，不僅給人以美的感受和絢麗多彩的聯想，而且極成功地抒
發了作者的樂觀情緒和預示了革命發展的燦爛前景。”寫到這里，我
們認為我們不能僅僅把“吳文”的剽竊或抄襲行為置放在學術道德的
平臺上給予批評，我們需要進一步指明的是這種學術造假已經完全與
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背道而馳了。“吳文”由于學術積累貧乏而篡改學
術歷史，把無中生有的事置放在毛澤東身上，用這種造假的方式來研
究毛澤東教育思想還有什么嚴肅性、科學性可談？在這里我們不得不
引發出這樣一種更為深刻的思考，學術造假者之所以造假就在于他的
學術功底薄弱或根本就沒有學術功底，做學問應該是老老實實的事，
要看淡功利性，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清貧，學術研究應該在學術規
范上有著良好的道德規約，任何一位學者都應該在精神勞動上表現出
對他人學術勞動的尊重。像吳安春這樣的剽竊者不僅是在學術道德方
面有損自己的形象，也是對“邵文”之作者的最大不尊重，同時在剽
竊中因知識積累薄弱而把正確的觀點“潤色”為錯誤的表述，這更是
對讀者的傷害。
毛澤東關于教育思想的論述不僅是當代中國教育理論在建構自身
體系的一個重要層面，由于目前海外學術界對當代中國文化與政治研
究熱的崛起，當下海外學術界也對其表現出相當的重視。最近因為課
題研究的需要而涉獵這一層面的理論與研究，一些學者系統地查找了
1977年以來海內外學術界關于毛澤東教育思想研究的有關文獻，在文
獻查找、閱讀與咨詢的過程中，這些學者反復聽到許多中國學者及海
外學者言說這樣一件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學術造假事件：即在同一刊
物先后刊發出的關于毛澤東“十大教授法”教育思想研究的兩篇文章，
后一篇對前一篇有著嚴重的全文抄襲現象。這樁學術造假案例，雖然
過去多年了，但一直被海內外學術界作為中國典型學術造假案例所提
及。當下的我們有必要對上一世紀最后20年的學術歷程進行反思，在
反思中為新世紀的學術研究尋找不可忘卻的反面借鑒。
“假冒偽劣”作為專有名詞本應該用來定義那些在經濟改革大潮
中以非法手段獲取暴利的投機商人，而實際上近年來這個概念也被帶
入學術界，用來描述某些以非法手段獲取學術成果的投機學者了。當
下，黨員干部在講勤政、廉政，反浮夸、反腐敗，經濟領域在打假驅
劣，社會生活領域也在圍剿“黃、賭、毒”，難道學術界不應當對這
種敗壞學術風氣的造假行為進行反思，進行嚴肅的批評嗎？中國學術
文化必須走向國際學術界舞臺，因此能否塑造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
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不愿意反思過去的20年，并對這一系列造
假學術行徑存留善心，讓它成為騙取文憑、騙取職稱、騙取名利的手
段，這將是21世紀中國學術界在國際學術文化舞臺上的最大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