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戴震與章學誠》
余英時著
三聯書店2000年6月
戴震與章學誠是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兩大高峰，他們的出現，
在作者看來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
是儒家學術思想由
“尊德性”向“道問學”這一學術轉向的表征與邏輯結果。作者認
為，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僅僅從外在原因諸如滿清入主中原等方面
來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學術思想的發展變化，還
應有其自身的“內在理路”。作者從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關系入手，
細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學從理學轉入考證并進而出現戴、章二大家的
內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處除了曾招致爭議的“學術理路”之說外，
作者對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實上毋寧說，“學
術理路”一說的得出正有賴于從心理狀態的切入。本書寫作及印行
時間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則是增訂本。增訂之處，一是
根據新發現的章學誠遺文，補論書中所論章學誠的文史理論；其二
是補論宋明儒學及清代思想史，加強了本書所論的歷史根據。
作者的“內在理路”說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議，讀過此書后，不
但可以了解這一說法的具體含義并為理解清代學術史提供一個別樣
的視角，而且還可以啟發我們思考近十多年來圍繞儒學現代價值問
題的諸多爭論。
《唐代歌詩與詩歌》
吳相洲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我國古典詩歌與音樂的關系自來非常密切，然而由于歷代音樂系
統的墜落與遷改，聲音介質的音樂日漸湮滅不復辨識，與之密切的詩
歌卻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下來，并且逐漸獨占文學史中的中心位置，掩
蓋了它原本與音樂不可暫離的共生關系。這是文化傳統承傳過程中不
可避免的現象。而作為文學史的研究者，卻有義務揭開詩歌為自己裹
上的這一層面紗。在文學史上，文字介質的詩歌與聲音介質的音樂二
者關系密切而又掩埋得最為深微的，當數唐代。此前的漢樂府以及文
人擬樂府，此后曲子詞與文人詞乃至元曲都較易于為人辨識出來。唐
代詩歌與音樂的關系，雖則亦屢見于文獻載籍之中，其間具體情形及
彼此之間的影響卻并非完全自明的。任半塘先生曾作《唐聲詩》，洵
屬開山之作。此后王昆吾從任先生學而有《隋唐五代燕樂歌辭研究》
亦主要著眼于基礎工作，重點在于唐詩入樂問題的探討，大致可認為
是由詩歌而入歌詩。本書則可以說是從相反方向入手，探討的是歌詩
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書中對歌詩之于詩歌創作的作用進行了理論上的考察，并按初盛
中晚四個階段對整個有唐一代詩歌創作與歌詩傳唱之關系作了集中
的、重點的研究。其中頗多抉幽示微之處，愚意以為尤其以“初唐詩
人對近體詩律的探索與歌詩傳唱”中論及歌詩傳唱與近體詩之最后成
形之關系為最，作者的分析確乎更為清晰地揭示出近體詩體制得以形
成并被廣為采用的機制。
《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
張興武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3月
五代是中國繼唐朝全盛時期之后又一個分裂、動亂的時期，這一
時期的詩歌也處于唐詩和宋詩這古典詩歌兩大形態之間，由于缺乏突
出的成績，往往不為文學史家所重視。由此造成對這一時期的文學面
貌，尤其是詩歌面貌語焉不詳。
該書對五代詩歌作了較為全面的考
察，為切實開展對五代詩歌乃至整個五代文學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
礎。
該書從文人所處時代環境的惡化入手，指出由于強藩專權、武夫
自立以及頻年戰亂，文人的命運操持于武夫之手，他們的人生理想與
人格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五代時期文人們普遍地與政權疏離，出現
了由“守道”向“順時”的轉變，盛唐詩人所汲汲以求的“功名”在
五代文人這里變成對“名利”的追逐，隱逸出世與“醉入花間”是文
人群體性的行為，這就是五代文人的人格狀況。與此相應，這個時期
的詩歌藝術呈現衰微之象，意貧淺，審美情趣偏狹。作者把文人的人
格與詩格結合起來考察，有助于理清五代詩歌格局卑淺的原因。同時
該書對“五代詩歌”的范圍進行了必要的界定，認為它應當上起唐昭
宗下至宋真宗時，由此能較為清楚地認識五代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這些都是頗有見地的。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工作還不多，尚有待于更進
一步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