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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葛兆光
在清代考據學失去了有問題意識的學術取向後，本來懷有某種自覺的考證變成了沒有任何意圖的考證，瑣碎的、繁瑣的、沒有目的和沒有判斷的考據學，在一段時間裏，確實導致了知識與思想的分離，使知識失去了思想性的追求，而思想也失去了知識支援。特別是，當被標榜的所謂“漢學”與“宋學”分道揚鑣，各自固執地標榜“考據”和“義理”之後，這種分裂就日益造成了對思想和學術的傷害。但是，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一部分考據學家中，借用知識表達思想的有意識的嘗試卻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那些處在政治意識形態語境中感到壓抑的考據家，總是不甘心停留在具體歷史問題的考證中，也總是希望用自己的考據知識對社會與思想秩序的合理性進行重新審查。本文指出，這種重新審查是在兩方面通過兩種途徑來進行的：一方面，他們的途徑是用文字溯源的方法來清理一些概念的歷史，一方面，他們又在試圖尋找一些“通例”，重新審查思想的根本依據，以確立一種思考的正確途徑。這裏面可以看到傳統學術方法的延續，也可以看到受到西洋新知的刺激。一旦考據被置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和追求目標，這時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便不再是所謂的“餖飣瑣細、支離破碎”的文獻考據，天文、曆法、步算之學，也不再是爲權力論證合法性的數術知識，而是一種通過關鍵語詞（Keyword）的重新詮釋、通過一般法則（universal principle）的重新建立，以清理社會與思想秩序的大學問。特別是，當這種經由考據的知識揭發了支援政治秩序和支配社會生活的“理”被建構的歷史，試圖重新確立常識與規則的理性，當這種通過考證尋找知識判斷的一般法則，試圖重新確立一種精確的原則和尺度，這個時候，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已經隱隱約約地表現出了後來被稱之爲“現代性”（modernity）的意味。儘管他們尋找到的“禮”和“數”未必能夠真的重新清理社會與思想秩序，儘管學術史和思想史中這種“在傳統內部變”的進程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延續下去，但是它卻是一種歷史記憶，常常被後人呼喚出來，作爲現代社會和思想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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