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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學
關愛和
本文認為：在中國傳統的雜文體系中，文學的屬性與本質特征缺乏嚴格的規定性，尤其是古代散文中的“古文”文體，其在廣泛作為表情達意的語言載體時，情感的與非情感的因素，審美的與非審美的文字，交合雜糅，難以厘定。作為中唐以來古文運動的承繼者與殿軍，從方苞到吳汝綸，桐城派各個時期的領袖人物無不審時度勢，著意尋找著最適應古文與古文家生存的理論，不斷修正著對古文文體特質的認識，調整著古文與古文家在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坐標位置，守望著古文的藝術壁壘。桐城派理論在理論上認識上的繼承揚棄、吐故納新，正符合文學流派“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的發展規律。從方苞的“學行程朱、文章韓歐”的行身祈向，到姚鼐“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文章至境，從方東樹作者之文、致用之文的分辨到曾國藩圍繞著文道關系的有關闡述，構成了桐城派對古文文體價值定位的認識過程。這一認識過程，體現出越來越為明顯地讓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基本價值取向。桐城派在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的辯詰爭訟中，其對古文學作中藝術性原則的注重，對古文表情達意過程中藝術與情感構成的強調，體現出由于自身生存需要和藝術直感所激發的文體自覺。這種由依附經學轉而讓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文體自覺，充滿著與雜文學體系剝離的痛苦，但卻與五四時期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而被國人所接受的文學重在表現人們情感和想像的觀念不期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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