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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對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一向重視不夠，對婦女的參與與作用，尤其忽略。經過初步資料發掘，我發現中國婦女在戊戌時期的表現，積極自主、樂觀向上，敢思考、有創見。遠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樣，懦弱被動，等待男性變法志士的啟蒙與拯救。清季女詩人薛紹徽（1866－1911）便提供了一個極富魅力、極有意義的個案。
薛氏及其家人––––其夫陳壽彭（1857－）、夫兄陳季同（1852－1905）、及季同的法國妻子賴媽懿–––––均積極參與了戊戌變法。尤其在創辨中國第一個女學會、第一所女學堂、和第一份女子刊物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變法失敗后，薛和丈夫合作，編譯介紹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編輯報紙。所作四百余首古典詩詞堪稱變法新政編年史。其關懷涵蓋之深廣，古今女詩人無出其右。與同代男性詩人相比，亦為佼佼者。薛氏於詩詞工力深厚，且每每改舊律，創新聲，以反映中西古今交流沖突過程中的急速變革，和女詩人自身對現寶的敏銳反映，及由引引發的復雜情感、深入思索。她敢于直言，發論常與其時變法領袖康、梁相左，和壽彭更時有爭論。這些都如實記載在她的詩詞論著中，為我們研究戊戌時期的兩性關系，提供了可貴資料。
薛氏詩詞在描述歷史變革同時，亦反映了以自身為代表的“新女性”的形成過程及其特質。她們既果敢熱烈，又深沉多思；既腳踏實地，又富于想象；既恪守傳統，又眼光開闊。她們是賢妻良母孝女，又將自身對家庭的責任延展為對整個民族國家的教化長育與呵護。為達到這一目的，她們對古今中外的知識價值選擇梳理，而形成其自身的獨特系統。既打破了對婦女的傳統禁錮，又不同於其時士大夫，易從直接導因論成敗，以武力高下論優劣，因鴉片戰爭以來五十年國恥，全盤否定中國五千年傳統，一切以西法為準則。
本論文欲從薛氏詩詞入手，研究其生平、著作、及家族史。俾重新考察中國近代史，了解中國知識階層，尤其是知識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她們為變革民族、國家、和自我所作的努力，艱苦卓絕，欲不幸被遺忘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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