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為，20世紀的嵇康研究，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近代型不斷演化的道路；其近代化過程可分為四個時期：1900——1928年，可稱為嵇康研究的第一階段。此階段嵇康研究是從古典型向近代化的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以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魯迅的《魏晉風度及藥與酒之關系》中，對嵇康研究成就最為突出。劉師培對嵇康的研究，重視時代思潮、文學發展、比較研究、點面結合、溯源探流等研究方法的運用。劉氏的嵇康研究已初步完成了從古典型，向近代化的過渡。魯迅在劉師培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又重視魏末晉初的社會風氣和玄學興盛等方面，并初步做到了運用文史哲擴通的方法。此外，魯迅還重視嵇康作品的思想新穎，往往與舊說反對，這是劉師培所不及的。
1928-1949為嵇康研究的第二時期。其特點互為研究的細密化。如陸侃如、馮阮君研究嵇康詩時，重視嵇寫四言詩運用五言詩句式的規律；并述而指出“他的六言詩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韻。”如此細微地分析嵇康詩歌，乃此前所未見。特點之二，鄭振鐸從四言詩發展的角度，肯定嵇康四言詩的風格；并從當時社會思想主潮——玄學，分析嵇康的《雜詩》和《游仙詩》，亦體現了在分析作品方面既細微又深刻。特點之三，劉大杰從嵇康所處的時代及環境，并認為魏末文學“完全是當時那種玄學與宗教思想的反映”。在那些作品里，明顯地表現出當代文人的性情理想嗜好和行為，間接地把那一個紊亂的時代留下一個分明的子。劉大杰在論述“竹林名士”時還與“建步士子”的對比，特別是將嵇、阮同曹植對比；體現劉氏的文學史專著能對魏晉文學的整體把握，論述其史的發展脈絡，這在30年代末是頗為難能可貴的。
1949-1978年為嵇康研究的學科統一時期。在這一時期，國家力求把各種思想觀點統一到唯物史觀方面來。本時期的嵇康研究成就較突出者是林庚。他在其《中國文學簡史》一書中，把嵇康視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為實行民主政治而斗爭的代表”，這樣的論點乃是此前的稽康研究中所未見。此外，霍松林對嵇康的思想和創作特點的分析，也較為公允。
1978-1999年為嵇康研究的第四階段，其主要研究特征為觀點與方法的多文化。本階段嵇康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羅宗強與徐公持。羅氏在其《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的專著中，由對嵇康的研究基本上離開了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和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
及酒之關系》的講演，而用玄學分析嵇康的為人與心態，認為“嵇康的悲劇不僅因為他的
偌，而終于導致殺身之禍，更在于他的玄學人生觀的本質。”徐公持在其《魏晉文學史》中，對嵇康為人，特別是嵇康魅力的論述，嵇康與玄學思想的分析，對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考證，乃是百年來的魏晉文學史中研究嵇康所取得成就之最突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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