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種學說思想之產生。非能離群而崛起，前乎此者必有若干之攢積，亦非能絕群而獨立：后乎此者必有若干之繼承，非來無蹤影，去無痕跡者。《周易》以前之思想如何？在經籍無可考。詩書二者，容有先于《周易》之記載，而《洪范》以外均未足占思想之表徵。《洪范》真偽，既有問題，即令其真，亦較《周易》卦辭為后。至傳說黃帝有問道于廣成子之事，與太公有陰符之謀，倘有其籍，則文王周公所得而見也，《周易》或難免受其影響。而今已不傳，傳者亦不足信。古人思想之足徵者，當以《周易》為最先。
魏晉時代思想出現一股崇尚老莊學說之思潮，時人稱之為“清談”。其特點為長于言談，以辯論取勝，故參與此一思潮論辯者，時人譽為“名士”。而其言談內容則以《周易》、《老子》、《莊子》三書為中心，后人因稱此一思潮為三玄之學，或簡稱為玄學。（見《顏氏家訓·勉學》）煩瑣之漢代經學，同為讖緯相結合之今文經學，經漢末之社會動蕩，禁錮人們思想之作用大加削弱，新起士族需要新理論，為其特權作辯護，并以之安定當時社會秩序。因而漢代黃老之學，經士族之手，便轉為玄學。
王弼玄學之基本命題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即以“無”為天地陰陽之根本。其于《老子指略》中謂：“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作為天地萬物本原之“無”，王弼稱為“至理”。其注《老子》四十七章曰：“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是玄學之理論思維，與漢代之元氣說、陰陽五行說相較，重視無形之義理，鄙視事物之形象。此與其易學推崇義理，輕視物象之學風一致。王弼易學，自以義理解易進而以玄學觀點解易，合乎其邏輯思維發展之進程。
韓康伯承王弼之思路，自取義說出發，排斥取象說。其結果于哲學上，將事物之義理與物象對立之，即將理與事，道與器割裂之，認為理與道必先于事與器而存在，為形器之根本。此種理論，終于與玄學合流，或者以易學中之取義說為依據，宣揚“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之玄學主義。可見王弼派之易學，在反對漢易中之象數之學，于沖破舊學術傳統有其積極意義。
由是言之，王弼、韓伯甚以老莊說易，與《周易》本義對未盡愜。后人或疑《周易》為道家言，不似儒書，亦惑于王弼、韓伯故說也。惟易義至此，已入于完善之途矣。
陶淵明詩文中表現的對自由、自然、和諧的追求是相互蘊涵、相互融合的，是一個整體。它表現了陶淵明對人生中的自由與束縛、自然與偽飾、和諧與對立的體悟和態度。陶淵明詩文內容的要義在此。
自由、自然、和諧置根于人類的靈魂，是人類的一種永恒的追求，它們對人類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過去、現在和未來，人們的生活中程度不同地具有自由、自然、和諧的內容，但難以擺脫束縛、偽飾和對立。因此，自由、自然、和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種實現的狀態和存在，而始終是人們追求的理想境界。這種境界成為人類生生不息、不斷前進的一種力量。陶淵明作品所表現的對自由、自然、和諧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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