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長恨歌》箋證的啟示意義
杰作只能跟產生杰作的時間的環境聯系起來才能真正闡明，這個道理已成為文學研究的常識之一。但是，很多人都這樣說：如果把這個常識作某種極端的理解，文學研究者的心智膠著地固定在闡明作品產生的時間與環境里，反而作品本身的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受到冷落，這就未免有買櫝還珠之譏。陳寅恪先生著名的“詩史互證”方法能否經得起這一批評？換言之，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對于文學作品的研究有無真正的貢獻？在很多文史研究者的內心里，這其實正是一個疑問。本文限于篇幅，僅以陳先生箋證白居易名篇《長恨歌》為例，回應這一疑問。
從白居易《長恨歌》到洪升的《長生殿》，再到當代文藝中各種各樣以此為題材的創作，李楊愛情已成為中國文化中流傳一千多年、并無可置疑地仍將繼續流傳下去的一個重要故事。正是因為這個故事的長期踵事增華的歷史，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心理意識的因悠久而悠久豐厚的濃度，我們幾乎忘記了一個原初的提問：這個故事的來源在哪里？李楊愛情究竟有幾分歷史的真實性？白居易多大程度上根據民間的傳說想象加工而成？我在講授這篇作品的時候，學生多人次地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幼稚的問題：“李楊究竟有無愛情？”我不能過多地責怪他們所提的問題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我不能用很原則的學院派批評術語如“混淆了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之類將他們的問題打發掉。這樣做只不過是用大而化之的理論輕而易舉地扼殺了學生可貴的好奇心，其實是不負責任的態度。你總得拿出證據來以事實服人。而要真正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說，陳先生的箋證就顯出了極可珍視的啟示線索。
在《元白詩箋證稿》關于《長恨歌》的一系列精彩考證中，陳寅恪的工作無非是體現在“證實”與“證虛”兩個方面。證實就是證明白居易詩中可靠的歷史事實依據，證虛即是表明哪些是白居易的虛構。關于前者陳寅恪的發現是極豐富的，譬如關于楊玉環的身世之謎；以及從“云鬢花顏金步搖”句證明其中所包含的唐代貴族婦女的時妝實錄；從“驚破霓裳羽衣舞”句中的“破”字考見一個重要的唐代樂舞術語及樂天用語之“渾成”；從“西出都城百余里”的“西”字，考見樂天對于史實的稔熟與下筆的不誤；從“風吹仙袂飄飄舉”一句，考出樂天所寫楊妃親舞霓裳羽衣舞，實有其事，等等，從而證明此詩寫作在社會生活與習俗層面上確有相當程度上可稱得上嚴謹的事實根據。至于有關唐明皇在楊玉環死后是否相思不已這一重大史實關節問題，唯一一個傳說根據正是他在往返蜀地之時雨中聞鈴音而傷心腸斷。陳氏從新舊《唐書》中唐玄宗幸蜀的記載，以及“雨霖鈴”此一曲調的源流，考證了此一傳說的種種來源，以及種種材料之間比較而言的可信性。其可信者，正是白居易“夜雨聞霖腸斷聲”一句所本。至于此種種來源的真實可靠程度如何，陳先生在材料的限制下，基本上是持不置可否的謹慎態度。
于是更大的發明在于：陳寅恪又同時對這個故事的核心即李楊相思的真實可靠性問題，做出了顛覆性的考證。這集中體現在關于“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虛語時”一句的關鍵性考證中。陳寅恪花了大量的力氣證明唐代的溫泉的作用在于祛寒去風，又詳檢兩《唐書》，均無一次有關玄宗駐蹕溫泉的記載，從而由此證明了玄宗與楊妃決無可能在夏季里到達華清宮之理。為避免推論的環節越多，根據越薄弱的毛病，他又補充了長生殿是唐代祀神沐浴之齋宮，決無曲敘兒女私情之理這一地點上的證據。陳寅恪使用材料的范圍極為廣博，此一結論可成定論。其次，陳寅恪又根據《長恨歌傳》文及異本校讀等得出證據，證明開篇“漢皇重色思輕國”一句“實暗啟此歌下半段故事”，即白居易實受漢武帝故事之啟發而虛構了同樣的一個人仙相戀的愛情故事。所謂“李楊愛情”的歷史真實，經過陳氏的精湛考辨，實際上早已大白于天下。只是，依陳先生考證工作的“家法”“取證范圍要大，結論要小”，不曾明確說出而已。
李楊愛情故事，基本上屬于唐代文人白居易、陳鴻之“特創”。至于她之所以流傳千年，其中融入了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民間老百姓的理想與愛情觀念。這也是陳寅恪考證的啟示意義之一。如果我們能對于陳先生的“詩史互證”細讀多思，其中的啟示意義都極為豐富，我們或許能改變對于陳氏研究方法與文學關系的看似有理的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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