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熊十力先生
梁漱溟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學講席時，忽接得熊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寄
來一明信片，略云：你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
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不久，各
學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廣濟寺內，遂得把握快談——此便是彼此
結交端始。
事情的緣起，是民國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編的《庸言》雜志某期，刊
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有指斥佛家的話。他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
而我在《究元決疑論》中則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而指
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無知云云。
因此，見面交談，一入手便是討論佛氏之教，其結果便是我勸他研
究佛學，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０中(民國九年)暑期我訪問南京支那內學院，向歐陽竟無大
師求教，同時即介紹熊先生入院求學，熊先生的佛學研究由此開端。他
便是從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帶說，此次或翌年，我還先后介紹了王恩
洋、朱謙之兩人求學內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則留下深造，大有成就，
后此曾名揚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開講印度哲學始于一九一七年，后來增講佛家唯識之學，
寫出《唯識述義》第一第二兩小冊。因顧慮自已有無知妄談之處，未敢
續出第三冊。夙仰內學院擅講法相唯識之學，征得蔡校長同意，我特赴
內學院要延聘一位講師北來。初意在聘請呂秋逸(徵，水旁)君，惜歐陽
先生以呂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時熊先生住內學院約計首尾有三
年(一九二０——一九二二年)，度必飫聞此學，我遂改計邀熊先生來北
大主講唯識。
豈知我設想者完全錯了！錯在我對熊先生缺乏認識。我自己小心謹
慎，唯恐講錯了古人學問，乃去聘請內行專家；不料想熊醫生是才氣橫
溢的豪杰，雖從學于內學院而思想卻不因襲之。一到北大講課就標出《
新唯識論》來，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
手無計。好在蔡校長從來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時與南京支那內學院通訊中，竟然揭陳他的新論，立刻遭
到駁斥。彼此論辯往復頗久，這里不加敘述。我自審無真知灼見，從來
不敢贊一詞。
計從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來后，與從游于我的黃艮庸王平叔等多人，
朝夕同處者歷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辭北大，應邀去山東曹州講學，
先生亦辭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處每有轉
移，先生與我等均相從不離，其事例不必悉數。然而蹤跡上四十年間雖
少有別離，但由于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
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書我必先睹。我
讀之，曾深深嘆服，摘錄為《熊著選粹》一冊以示后學。但讀后，心有
不謂然者復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寫出《讀熊著各書書后》一文甚長，縷縷陳其所見！
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
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
》、《乾坤演》，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復，不即征見出思想意識的混
亂支離乎。吾在《書后》一文中，分別的或致其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
而慨嘆其荒唐，要皆忠于學術也。學術天下公器，忠于學術即吾所以忠
于先生。吾不敢有負于四十年交誼也。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987年第9期《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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