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蒂芬·歐文之后，如何寫唐詩史？
蔣 寅
在我看來，一位優秀學者的基本素質，除了勤奮和穎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對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斷的反省能力，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局限——研究類型和自身能力兩方面的局限，并對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覺和隨時準備擺脫它的決心。
在當今歐美中國文學研究家中，斯蒂芬·歐文可以說是這樣一位優秀學者。從1973年出版博士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以來，他的研究從作家研究推向詩歌史、詩歌理論、文學史、文學理論，在研究領域擴大的同時，日益深入中國文學的深層結構。他的著作《初唐詩》、《盛唐詩》、《追憶》、《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他山的石頭記》、《迷樓》已陸續翻譯成中文，中國讀者和同行無不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和對文本的獨到解讀所折服，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我更欽佩的是他在學術上的反省能力。他曾說：“在文學論著中，如果我們自己的思維習慣已經變得太輕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脫離它們。文學論著所傳達的不僅是一種認識的結構，而且還包括個別學者完成這一結構的途徑：發現的興奮，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認識結構，如果成了慣例和陳套，就會變得呆板乏味。脫離自己辛苦獲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初唐詩》中文版序言）這種自覺使他的研究始終處于獨創性的嘗試中，保持觀察角度的新穎和文本解讀的活力，甚至對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識本身也抱有警覺——“這個不斷批判的文化本身就應該受到批評的審視”（《微塵》）。
《初唐詩》和《盛唐詩》分別出版于1977年和1981年，賈晉華教授先后譯成中文，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印行。盡管從八十年代后期，中國大陸的古典文學研究已度過了撥亂反正的轉折階段，進入一個創新和積累的時期，但歐文教授這兩部十年前發表的著作仍給中國學界帶來一定的刺激。尤其是《初唐詩》，正如作者所說，“八世紀對初唐詩的偏見持續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國與日本，有關初唐詩的研究論著寥寥無幾”，“沒有人試圖對這一時期進行廣泛的、整體的探討，追溯此時在詩歌方面發生的重要變化”。事實上，不光是初唐，在唐代其它的時段也沒有這樣整體的研究，這種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展開。
據作者說，他寫《初唐詩》的初衷是為研究盛唐詩鋪設個背景，但最終卻發現，初唐詩比絕大多數詩歌都更適于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研究。“孤立地閱讀，許多初唐詩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氣索然；但是，當我們在它們自己時代的背景下傾聽它們，就會發現它們呈現出了一種獨特的活力。”然而眾所周知，初唐時期的文學史資料和詩歌作品都遠較盛唐以后為少，這對我們理解其時代背景造成了困難。歐文教授的信念是，“在閱讀作品時補上這個背景的知識，既需要學識，也需要一種想象的行動，一種‘它在當時應該是什么樣’的強烈感覺”。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歷史感，一種進入歷史語境中去的能力。在他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初唐詩是以宮廷詩及其對立面—脫離宮廷詩—陳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宮廷詩—張說與過渡到盛唐這一過程展開的，宮廷乃是藝術趣味和藝術法則的中心，它在宮廷詩人和外部詩人之間設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盡管這種說法在中國學者看來似過于絕對，但他對宮廷詩歌結構和語言程式的描寫和概括還是很準確的。他對詩歌文本的精心解讀，都能緊扣文體和題材的要求，使初唐詩寫作逐漸從宮廷詩規范中解脫出來的過程清楚地呈現出來，較之我們文學史過于概略和籠統的說明，能給人更多的啟發。如果這部著作一出版就馬上被中譯，相信會給國內學界更多的驚異和影響。
《初唐詩》出版時，歐文教授31歲，能在而立之年就寫出這樣的著作，應該說是很了不起的。書中洋溢的才氣和隨處可見的敏銳感覺，使這部著作具有很好的可讀性。四年后問世的《盛唐詩》，保持了《初唐詩》論述風格，而更增添一點犀利的論辯。顯然，兩者要處理的對象是很不一樣的，如果說《初唐詩》是為一個被冷落的領域填補些空白，那么《盛唐詩》就是在一個過于熱鬧的論壇里爭取發言權，必須面對前人的許多成說，在質疑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挑戰的起點就是從九世紀以來形成的將盛唐看成中國詩歌頂峰的觀念，這種觀念使得“本來是持續變化的復雜過程，卻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樣化風格如同雨后太陽突現，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現一樣迅速”。確實，“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從遠處觀察它，就不能充分賞識其蓬勃生機和多彩豐姿：詩人之間的內在聯系被曲解了；這一時代植根于過去詩歌中的根被割斷了；一系列簡化的、陳腐的詞語被用來描繪這一時代的風格特征”。所以，面對“盛唐”這一輝煌的詩歌時代，作者首先就確立這樣一個信念：“如果我們想對這一時代及其詩歌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就必須將這種輝煌絢麗的神話撇在一旁。”（導論）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貼近八世紀詩歌語境，深入到唐詩發展歷程中去考察的歷史眼光，而支撐這種學術觀念的仍然是作者擅長的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
在《盛唐詩》的導論中，作者提出三個值得注意的原則性問題：一，不能將這一時代與李白、杜甫兩位偉大詩人混為一談，不應以重要天才來界定時代，而應以這一時代的實際標準來理解其最偉大的詩人；二，不能將時代風格簡單理解為有著方便的固定年代的統一實體，要靈活地把握其多面性和可滲透性；三，不能切斷盛唐詩的內在發展過程，要考慮到在不同的年代，為天才出現留下的空間是不一樣的。帶著這些意識進入盛唐詩，歐文教授發現，“盛唐詩由一種我們稱之為‘都城詩’的現象所主宰，這是上一世紀宮廷詩的直接衍生物。都城詩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它卻具有驚人的牢固、一致、持續的文學標準。都城詩涉及京城上流社會所創作和欣賞的社交詩和應景詩的各種準則。”（導論）這些準則包括與交際對象的社會地位相聯系的文體等級和相應的辭令風格。正是在這一平臺上，歐文教授從京城詩的四種社會背景（宮廷、王府、權臣、朋輩）出發，展開了對盛唐詩由無聲的變革到全過程的分析。在這沿著時間流序的梳理中，他重構了開元、天寶的詩壇格局，對王維和孟浩然的關系，對高適和岑參的詩史位置，對李白的心理特征和藝術特征，都重新作了解釋，還發掘了幾乎被忘記的詩人盧象。在這部著作中，同樣有些判斷很難為中國學者所接受，比如說：“對于開元都城詩人來說，朋友們的作品比文學史上的任何個人體驗更為充分地限制了詩歌；講述共同詩歌語言的需要，遠遠超過了任何個人創新或‘復古’的愿望。”或許和《初唐詩》論宮廷詩一樣，他也過分地強調了都城詩的寫作訓練，他的分析和結論一如既往地顯示出機敏和洞察力，只因盛唐詩較之初唐有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他對作品的解讀也多有超過以往的自由發揮，讓讀者在欣賞他的獨到解會時偶或不免產生一絲懷疑。這是任何富于啟發性的著作都難以避免的特性，一些新異的見解往往會冒犯常識，讓我們覺得難以接受。沒關系，只要新異的見解有足夠的說服力，它最終會扭轉我們的看法。歐文教授對孟浩然的分析，相信能成為證實這一點的例子。
在《他山的石頭記》所收的《瓠落的文學史》一文中，歐文教授曾說到：“我常常拿我自己寫的《初唐詩》開玩笑，因為里面把初唐的一切都視為盛唐的先驅。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文學作品產生的具體背景，不管是檢視某一個作者還是一個讀者群，我們會發現這些文學作品并不是我們為之所設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們完全不知道我們用以賦予它們意義的后代文學。也就是說，現有的文學史所作的解讀一直都犯了時代錯誤。”（22～23）他的這種反省在《盛唐詩》中已顯示出來，在對盛唐詩的分析中，他更多地注意到開、天詩人對六朝詩的承繼和對初唐詩的背離，這固然可以說是他對后設的歷史解釋模塑我們敘述方式的警覺，但又何嘗不是他有意擺脫成功模式的表現呢？
這兩部著作的魅力是多方面的，這篇短文無法枚舉。我只想指出我最欣賞的一點，那就是作者對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良好感覺。對于研究非母語文學的外國學者來說，語言的美感往往是難以逾越的鴻溝。即便是同文同種的日本學者，能深入到中國詩歌的語言層面，具有良好的語言美感的人也是鳳毛麟角。歐文教授也謙虛地說：“在學習和感受中國語言方面，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無論下多大功夫，也無法與最優秀的中國學者相并肩；我們惟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于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但我認為，對語言敏銳的感受能力恰恰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試讀《初唐詩》第13～14頁對隋煬帝和陳后主兩首《飲馬長城窟行》的比較，第28～31頁對虞世南詩作的分析，93頁對陳子昂用來表現視線的三個動詞的討論，包括像第214頁評《扈從登封途中作》“第六句的‘萬乘’是皇帝的傳統代稱，但上下文的描寫恢復了這一詞語本身的某些力量”這樣不經意表達的判斷，都顯示出他對唐詩語言的良好感覺。第144頁通過宋之問《陸渾山莊》“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兩聯來說明對仗的語義生成功能，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對偶對中國詩歌的語言有兩個最重要的貢獻：其一是使句法實驗成為可能，其二是使詞類轉換便利，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使役動詞、形容詞、副詞、名詞，都可以根據它們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自由轉換，這是中國文學語言的奇特現象。首先，上引第一聯詩運用了曲折的句法。第一句最自然的解釋是：“我看著花，進入泉水中。”但第二句必須讀為：“我走進幽林采藥。”因此，只能重新解釋第一句：“我進入泉水的源頭看花。”一聯詩中通常有一句意義明確，它的句式可以用在較成問題的配對句上，有時如同這里的情況，需要重新解釋一句詩，有時如同前引上官儀的詩句，需要限定模棱兩可的意義。在簡單的形式中，直陳的詩句放在難解的詩句前面，這樣讀者就可以在閱讀過程中自然調整。在較復雜的例子中，如同這一首，決定的詩句跟隨在難解的詩句后面，這就迫使讀者回過頭來，對兩者的關系產生疑問，校正第一次閱讀。在后來的對句大師如杜甫的手中，兩句詩可能都是難解的，或一句詩將不合情理的解釋強加于另一句。
這實際上也是我們讀詩時經常碰到的問題，但我們通常作為語法成分省略而帶來的不確定性或對仗天然具有的互文性自然地接受了；而歐文教授的分析則表現出從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從不同角度觀察漢語詩歌的獨到眼光。在這里我更欣賞的是他對詩歌語言細致入微的體會， 是這種基于豐富的閱讀經驗之上的深入體會，使他洞見律詩的對仗中包含的文本和閱讀在語義生成上的多重性互動關系。
歐文教授后來在《微塵》一文中說：“偏愛文本細讀，是對我選擇的這一特殊的人文學科的職業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說，做一個研究文學的學者，而不假裝做一個哲學家而又不受哲學學科嚴格規則的約束。”在當今學界，坦蕩地承認這一點，也快變成一個有勇氣的行為。事實上在國內的同行中，我們看到太多的假裝做一個哲學家而又不受哲學學科嚴格規則約束的文學研究者，當然，也不乏假裝做一個文學家而又不受文學學科規則約束的哲學研究者。恪守行規乃是維持和提升行業水準的前提，在今天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多年前讀到歐文教授的這兩部著作，我就對作者洗練明快的學術語言十分佩服。不長的篇幅，寥寥幾句話，就將問題說得很透徹，這是一種洞察力和表達力的完美結合。盡管歐文教授的文筆之美在歐美學界有口皆碑，但我還是更愿意將這歸結于良好的學術素養，而不是寫作才能。我讀一些國外優秀學者的論著，比如近年讀到的艾爾曼教授的著作，每為他們的這種能力所折服。他們使用的材料并不比我們多，研究方面也說不上有什么特別之處，但看問題之透徹，剖析之精當，寥寥數語就說到問題的點子上，實在讓人不能不佩服。反觀國內同行的著作，書越寫越厚，卻常常是滿紙浮辭，言不及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外同行的著作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還很多，不只如歐文教授所說的“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力”而已。
我初讀這兩部著作的準確年月已記不清，總是十多年前了，正當歐文教授寫書時的年齡，應該算還年輕，讀書總帶著挑剔的眼光。做研究的年頭漸多，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反倒能以欣賞的眼光來看它們，更多地欣賞它們的生花妙筆了。賈晉華教授的譯筆，就是今天看來仍是很出色的，能傳達歐文教授睿智而有幽默感的文采。經過十多年的海外留學和研究生涯，她的英文造詣已非昔比，修訂本不用說會更加精彩。值三聯書店新版《初唐詩》、《盛唐詩》之際，馮金紅女士囑我撰文談談對這兩部書的看法，我很樂意將自己閱讀的體會寫出來，與讀者們分享，但同時，一個盤旋在我腦子里的問題也不得不提出來：在斯蒂芬·歐文之后，如何寫唐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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