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刃于文學史話語和文化政治之間
——讀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和文化政治》
蔣 寅
一個世紀前，應現代大學制度及文學課程設置的需求，誕生了文學史。一個世紀后，在一些非傳統的世代概念——世紀、千禧年的影響下，在漢語學術界悄然興起對文學史寫作進行反思和總結的熱潮。它的內在動因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初海峽兩岸“重寫文學史”的沖動，其外部聯系則是幾乎同時興起的學術史思潮。彈指十年過去，在我們的書架上忽然插滿了一排以文學史編纂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其中包括同事戴燕的《文學史的權力》，董乃斌、劉揚忠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波瀾所及，東鄰日本也出版了川合康三教授主編的《中國的文學史觀》，甚至大洋彼岸的斯蒂芬·歐文教授也撰寫了《過去的終結：民國初年對文學史的重寫》。誰都可以看出，一門被稱為文學史學的學問正在被插入到文學學科的“注冊表”中。
在這股學術思潮的興起中，有一位學者的工作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他就是現在執教于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陳國球教授。1995年，他在科大主持召開了“中國文學史再思”學術研討會，其中“歷史與敘述”的專題集中討論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史觀念和文學史編纂問題。2001年他又與王宏志、陳清僑合編《書寫文學史的過去》（麥田出版，1997）一書，這也許是漢語學界第一部以文學史觀念及其編纂實踐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在此同時他撰寫一系列論文，有計劃地清理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史觀念及其寫作實踐，最終結集為《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書，多角度地表達了他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寫作的看法。
作為知識形態的文學史，雖產生于現代大學文學教育的要求，但由于它屬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的繼承物”，在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國有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斯蒂芬·歐文《把過去國有化：全球主義、國家和傳統文化的命運》），因而一直貫注著各種意識形態訴求。而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更由于很快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語境，在新舊文化、文學之爭的背景下，與“整理國故”相表里，體現了新興的白話文學重新解釋和建構文學傳統的要求。這樣，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寫作，自肇興之日起就一直是意識形態建構和學科知識整合這兩種敘事動機的交織。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格局的改變，文學史敘述更多地為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所左右，而文學史寫作也就日益流為權力話語和學科常識的平衡。以至在今天回顧二十世紀的文學史寫作，若干文學史著作相比知識譜系來說，更適宜作為話語分析的對象。陳國球正是這么理解的，“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的書名已點醒了他進入問題的角度。
據作者在“前言”中說，書中討論的問題及其思路是這樣的：
由晚清京師大學堂《章程》與現代“文學”學科觀念的建立，以至與“文學史”草創期書寫的關系開始，到“五四”前后胡適以“白話文學運動”建構影響深遠的文學史觀，再到40年代林庚以“詩心”喚起“驚異”的《中國文學史》，轉到由中原南遷的柳存仁和司馬長風在50年代及70年代香港進行的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學史書寫，最后以兩種“進行中”的書寫活動為對象，看“中國文學史”要添加“香港文學”部分時，或者“香港文學”要進入“文學史”的過程中，所要應付的各種書寫問題。
盡管作者強調本書探索的問題與選定的對象有關，但正文部分的八章實際上包含了書名所提示的兩個切入角度：一是文學史的寫法，一是文學史與文化政治的關系。有關文學史的寫法：
以柳存仁一本適用一時的“教科書”，探討“文學史”的“敘事”與“再現”問題，以林庚的“詩性書寫”叩問“文學史”有沒有可能靠近文學的經驗，以京師大學堂《章程》及林傳甲的“國文講義”看早期“文學”與“文學史”觀念的模塑或者錯置，以葉輝代表的“文學批評”進路，觀察當前的、在地的，另一次“文學史”書寫草創期的現象。
而有關文學史與文化政治的關系：
各章還試圖透過各個文本間的相應或對照——如“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代表所開創的文學史觀，在柳存仁、司馬長風于殖民地香港的書寫中產生的不同作用；又如梁啟超、張百熙、張之洞等在構思大學的“文學教育”時，林庚在放棄“詩性邏輯”時，“中國文學史”要把“香港”寫入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探析“文學史”書寫與“文化政治”在不同層次的交纏糾結。
這里所以不厭其煩地轉抄作者的自述，不是出于懶惰，而是因為我無法將各章的內容和意義概括得比這更簡潔而清晰。讀者由此不難理解作者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并對可能產生的成果作個預估。
但我相信讀者的預估絕對與讀完全書的實際收獲相距很遠，即使你熟悉陳國球的著作，你也很難想到他這些論文用功和思索之深。探討京師大學堂《章程》和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第一、二兩章，顯示出作者重新清理學術源頭的意識。《章程》和林傳甲是談到現代“文學”和“文學史”觀念的發生必涉及的問題，無論是前后過程和文獻資料，學界都有不少考論，但陳國球對京師大學堂三個章程的課程結構及課程說明的細致分析，不僅為我們鉤勒出“文學”學科由邊緣化、不成為專門之學到成為一個重要學科的曲折過程，更由此發現現代學科形成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文學”的現代學科地位的確立，并不是由思想前衛的梁啟超來推動，反而是由教育觀念保守的張之洞促成的。因為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推行教育的梁啟超，以文學不應時務之急而不免有所輕視；倒是抱著“存古”思想的張之洞，以文學無論從語言、文字乃至表達模式都與傳統文化密切相關，反而刻意要在西學主導的現代學制中保留傳統的薪火。這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發現，它的意義已超出了問題本身。這從一個特定層面揭示的現代性過程中的復雜性和偶然因素，提醒我們在研究和思考近代文化和文學轉型問題時，應深入研究歷史過程，力戒先入為主的結論和簡單化的判斷。
陳國球的著作都有占有資料豐富，采納當代成果廣泛的特點，但這部新著更引人注目的是剖析問題的細密和闡釋的深入。出色的洞察力，使他能在已有不少論述的問題上，更進一步提出新的見解。比如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者都認為“不折不扣地執行了《章程》中有關文學研究”的規定，但陳國球在第二章《“錯體”文學史》中首先指出，林傳甲為了講授“優級師范科”的課程，順手借用另一級別、另一科目的課程說明頭十六款，結果就必然要超出《章程》的設計；接著，他又具體指出林氏諸多“不依規矩”的地方，都屬于遷就師范科的講義要求；再經過對林氏文學史意識的檢討，就得出林氏的文學史乃是京師大學堂附設優等師范科的“中國文學”科講義的結論。林氏的主要目標是編師范教育的“國文講義”，既要照顧“國文”科的語言文字知識、修辭成文的寫作法則，以至經史子集的基礎學識，又要兼顧教學法的講授，以及乘隙推廣維新思潮，以期造就“有用”之才，于是就導致體例不倫不類的結果，它實在是一部“錯體”的“中國文學史”。這一結論比起說林書是不折不扣地按《章程》編纂的教材、純屬模仿日本人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不懂文學史體裁、內容不倫不類等等，不是更切中要害，更有助于認識林氏著述的本意嗎？它對我們認識早期文學史寫作的原始狀態，從而更好地理解以后文學史書寫的衍變，是非常有益的。
既然文學史寫作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建構和學科知識整合兩種敘事動機的交織，學術史的工作就不可回避地要觸及文學史寫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第二至五章討論胡適、林庚、柳存仁的文學史寫作，前兩位作者的著作分別出版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柳著出版于1956年，由于三人后來分別定居于中國臺灣、大陸和澳大利亞，在各自學術圈子里的評價就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居于香港的陳國球倒恰好處在一個相對中立的位置，得以從容評說各自的得失。對胡適的文學史觀，他指出“在簡單的標語底下，其糾結夾纏的理念層次著實相當復雜”，因此著重分析了胡適文學史話語中主觀感受多于客觀分析的不足及其理論邏輯上的破綻，進而指出其進化論史觀與文學革命的表里關系，最終斷言：“胡適的文學進化觀是由懸空的概念、零碎的文學現象，加上極度簡化的價值判斷所串聯而成，只宜視作一種信仰，不宜查究。”“他在表達文學主張時所搬弄的文學史事例，主要是為了論說方便，而不一定是對作品的真正認識。”陳國球特別指出，胡適等人在文學傳統的價值重估上異于以往任何一次文學變革之處，就在于只強調文學的過去性（pastness）而否定文學的現在性（presentness），過去的重估往往會滋養傳統，豐富傳統的內涵，而新文學運動的目標則是徹底破壞文言文學的所有功能。經這樣一剖析，我們就更容易看清這場文學“革命”的本質與后果了。對林庚的文學史，陳國球認為“它基本上沒有離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一般文學史著作的論述范圍，可是，林庚特有的書寫方式，卻使這部‘文學史’的面貌不比尋常”。為此他從“文化匱乏”情結、驚異精神、故事性結構幾個關鍵論點分析了此書的詩性書寫及其得失，在肯定“它是一個邀請讀者參與的文本，我們如果能夠投入其間，涵詠咀嚼，就會得到很大的樂趣”的同時，又對比了林庚分別在1954年和1995年所作的重寫，最后進一步追問：“文學史的本質，是否應該限囿在知識的供應、史實的重現上；而所謂‘知識’、所謂‘史實’，明明與‘文學’之指向作者、文本、讀者間的感應，指向審美經驗等等目標不能比侔？”這顯然是陳國球為文學史的詩性書寫所作的辯護，從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感性的一面。對柳存仁的文學史，陳國球首先指出它作為高中參考書而采用的簡明扼要而突出主線的“敘事體”，繼而通過梳理此書與作者1935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發凡》的淵源關系，說明它在文學史觀念上受五四和胡適的影響之深；最后他再將此書放到五十年代香港的特定文化語境中加以分析，指出它在面向中國文化母體時既有疏離，也有繼承；在面向殖民政府的教育機制時，既有配合，也有抗衡的寫作姿態。于是這三部文學史構成了一個有趣的學術史演進圖景：一種在文學革命的特定語境中產生的片面性極大的文學史及其觀念成為主流，而一種有生命力的詩性書寫卻始終處于另類的位置，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前者在續寫中再生，而后者卻在續寫中消亡。至此我們發現，關于文學史書寫形態的研究，最后導致的仍然是對文化政治問題的認識。
如果說從胡適到柳存仁的寫作呈現了文學史迫于意識形態的特殊要求，在學科常識和強勢話語間走鋼絲的命運，那么第六章《詩意和唯情的政治》就揭示了文學史來自作者個人的歷史局限。司馬長風之于現代文學史，就像林庚之于古代文學史，也是有著較多個人色彩的書寫。對他那部頗有魅力也頗遭學界非議的《中國新文學史》，陳國球沒有過多地為它辯護，而代之以話語分析，從標題“詩意與唯情的政治”所示的視角，去觸及司馬長風在主觀和客觀、純文學和政治之間的自相矛盾：
若將他的言說落實（contextualize）于他所處的歷史時空——一個南來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處身于建制之外，以賣文為生——就可以知道他只是在做浪漫主義的夢游、懷想。這份浪漫主義的血性，驅使他向當時已成霸權的“文學史”論述做出沖擊；他的反政治傾向更有利于他對成說的質疑，在文學評斷上，重勾起許多因政治壓力而被遺忘埋沒的作家和作品；在政治言說上，他痛斥政治集體力量對文人、知識分子的奴役。
陳國球同時也注意到，“他反對歐化、方言化的主張，正好和他所面對的英文與粵語的環境相對應；‘白話文’就是他的中國文化身份的投影”。這種見地，不能不讓我聯想到陳寅恪所說的“同情之理解”。確實，學術史也和思想史一樣，在許多場合，只有抱這種“同情之理解”，才能真正認識一種言說的意義。論司馬長風的這一章，當年在刊物發表不久，就承作者惠寄，拜讀之下，對全文見識之深、陳義之高佩服不已，至今它仍是全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
在關于司馬長風的論述中，實際上已涉及作為傳遞民族集體記憶的文學史與作者個人經驗參與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在最后兩章討論香港文學如何“寫進”中國文學史時顯得更為突出。在八十年代后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香港文學一直處于形同“盲腸”的尷尬位置。在大半個世紀中與大陸政治隔絕、文學缺乏正常交流的香港，其所孕育的文學經驗是極其特殊的；同時，作為英國殖民地和最自由的貿易港，居民以粵語為日常口語，卻用普通話來思考和寫作，又使香港文學經驗顯得格外復雜。陳國球在列舉大陸文學史著作對香港文學的忽略（五十年代以前）和狹隘認識（五十年代以后）的同時，細致評價了香港評論家葉輝的工作，并連帶介紹了以盧瑋鑾為代表的香港學人所做的發掘、梳理香港文學史料，建構香港文學史的工作。針對如何將“香港文學”寫進“中國文學史”的難題，他提出四條值得思考的路徑，而最后一條恰恰是追問：香港七十年代以后出現的現代文學史書寫，如趙聰、丁望、李輝英、司馬長風等人的著作，如何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的面貌？與大陸盛行的王瑤、劉綬松或丁易的書寫體系有何不同？其異同原因又何在？這表明文學史寫作本身就對文學的歷史發展產生影響，參與了文學歷史的形成。一個文學史研究者，一個文學史的學術史研究者，對自身所處的文學環境抱有這種現實關懷，雖然是很必要也很正常的，但我仍不能不說它是難能可貴的。我相信這也是陳國球身處的語境使然，畢竟文學史書寫形態總是與文化政治糾結在一起的，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游刃于文學史話語和文化政治之間。
通讀全書，我感到作者的論述都有超越現有評論和研究的深度和更閎通的見解，明顯可見站立在更高的理論高度上。這一點，只要讀了附錄有關布拉格學派文學史理論的兩篇論文，就自然容易理解。即使我們同意作者的謙遜說法——它們是作為理論準備的學習記錄，也應該承認這是很有研究的成果。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對伏迪契卡文學史理論的評述中，陳國球隨時征調他豐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知識以相印證。第四章附錄的論林庚詩的《思接千載 視通萬里》，或許也是為研究林庚文學史所作的準備，同樣以林庚的創作印證了他文學史中傳達的藝術觀念。研究文學的學術史，無論是關于理論還是關于文學史，都需要具備豐富的文學史知識和對文學的深刻理解，才能做得好。陳國球這部力作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它在時下學界泛濫的膚淺而隔膜的學術史寫作中樹起了一桿標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后出的著作完全可以用它來衡量一下，免得使學術史寫作變成一場沒有資格賽的奧運會。
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比我更具備專門知識和學術視野的專家可能會提出一些不同見解。但起碼我讀過此書后，以往覺得頭緒紛雜的歷史現象及其背后的歷史邏輯，一下子變得清楚了。如果說戴燕的著作全面分析了文學史話語生成過程中來自多方面的作用力，蕫乃斌、劉揚忠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展示了文學史編纂的多彩面貌，那么陳國球此書就可以說揭示了文學史敘述的生成機制及其具體作用的結果。雖然作為抽象道理，都是我們知道的常識，但在具體的個案剖析中，它們生動而深刻的呈現還是展示了歷史研究的迷人魅力。在這個意義上，陳國球的這部著作于文學史學的研究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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