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敦煌舞譜與后周之整理樂章兼論柳永《永章集》之來歷
饒宗頤
傳世敦煌舞譜重要者以英法二譜較為完整。英京之物，為余五十年代初次介紹于世（見掘作《敦煌琵琶譜讀記》）。其他零星涉及舞容者，如《別仙子》只記段拍之數，《南歌子》記明"上酒……開平己已歲"（梁祖三年──西元９０９），可略知其時代與性質。法京之譜其背為周世宗顯德五年戊年（９５８）四月押衙安員進牒。可暫定，為后周寫本。這些舞譜之年代，約當五代時期。這個時期，正是曲子詞歌與舞結合表現于飲筵侑酒最盛行的時代。
后周進行有不止一次整理樂章的工作。《通鑒》二九四《后周紀》，顯德六年下胡三省注引張昭議云：
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奏："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 有簿籍，伏恐所令與新法曲調聲韻不葉，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 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標點本，頁９５９４）這是向來不為人注意的整理樂章的歷史重要史實。廣順是周太祖郭威的年號，只有三年（９５１─９５３）。從上面引張昭議這一記載，有幾點值得指出者：
一、樂曲與歌詞二者分開。則"詩詞"也者，可能只是指謳唱的文字部分。
二、太常寺對于舞名、樂曲、歌詞三者，都有簿籍加以記錄，由該寺保管，宋時修內司所刊行百余帙的《樂府混成集》一類殆即取材于此。
三、當時"樂章、舞曲"可由太常寺人們依照"新法曲聲調"而別撰之。
關于"樂章"二字，唐.協律郎徐景安撰有《歷代樂儀》三十卷， 王應麟《玉海》卷一○五稱，其中第十卷題曰"樂章文譜。"徐氏說："樂章者，聲詩也"。任二北著《唐聲詩》一書。追尋聲詩一名的來由，即溯源于徐氏此語。他未注意到后周整理樂章的史實。我們從邊蔚所奏言："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一語細加考察，則樂章舞曲不是似以詩的式樣合樂便算數，還要配合聲調音律的各種條件。《通鑒》二九四記唐昭宗賜（原作進，非）朱全忠楊柳枝辭五首，胡三省注云：
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樂、水調歌頭、柘枝、菩薩蠻、八聲甘
州，皆唐季之余響。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為出于開元梨
園樂章。（標點本，頁８６０５）胡氏生當宋季，其時的令曲，即唐宋的曲子詞，他說《楊柳枝》出于梨園樂章。和張昭所言由新法聲調所產生的樂章舞曲，都由太常寺來管理。
《冊府元龜》卷五七○亦載邊蔚上書，言及改祖孝孫所定文武二舞的名稱，和梁室"十二雅"之樂，唐改雅為和，前朝改和為成，今改成為順，為《十二順》樂曲，這里舞與雅的名稱，只是文字的改動，這是朝廷對于雅樂定名的事情。至于"依新法曲聲調，別撰樂章舞曲"，則可能是非雅樂方面，如梨園樂章一類。
周世宗時，又令竇儼編《大周正樂》一書。顯德六年（９５９），世宗患雅樂陵替，詔竇儼兼太常，儼與樞密王樸作律。儼論古今樂事，為（大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事在儼傳。《玉海》引中興書目："中書舍人竇儼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儀、樂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夷樂之名甚備。"是書久亡，《太平御覽》征引多條，可另輯錄。原分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益以新曲譜三十六卷。南渡后曲譜惟有黃鐘、大呂四卷，余皆佚去。此書把樂章和樂曲分開，則樂章是辭，樂曲是譜，甚為明顯。
從上面的記載，我們對于"聲詩"、"歌詞"二者的涵義可以得到較明確的認識：
聲詩即是樂章，它必須合樂，有的淵源于唐代梨園，得稱為梨園樂章。后周時，有依新法聲調而別撰樂章舞曲的，這處樂章可能包括教坊曲與法曲。至于"歌辭"，含義稍有不同，主要是指文學不必合樂，故張昭把它和"樂章"分開，所以我們如果把合樂的樂章看作一般的"歌辭"，是不符合五代人的實際情形的！
后周時候，樂章都歸太常寺所掌，我們聯想到柳永的詞集，何以命名曰樂章？很值得玩味。
柳永集之中，長調特別多，詞體的豐富、宮調記錄的詳細，非他家所能及，單看《傾杯樂》一曲便有許多不同的詞體。我推想柳永手頭必掌握一些舊樂章的寶貴資料來作為寫作的憑藉。柳永死葬于鎮江。據南宋乾道水軍統制羊滋所得柳氏墓志說：
叔父諱永，博學善文，尤精于音律。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
仁廟。寵進于庭，授西京靈堂令，后為太常博士。（據《鎮江府志》卷三二·墓）他嘗官"太常博士"一職，非常重要，此條他處所不載（全宋詞小傳不及此）。他敢名其集曰《樂章集》，當與他在太常署供職有密切關系，后周的"新法曲聲調"的樂章舞曲，他在太常署必曾經看過的。皇祐中，柳永應制呈仁宗而獲罪的《醉蓬萊慢》，據說即出自教坊所進的新曲（見《澠水燕談錄》），柳集中詞調很多是新聲，這正是一例。
柳永的同鄉黃裳有《書樂章集后》一文云："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演山集》卷三十四）這里所稱的樂章，當然即指他填的詞，和后周整理的樂章舞曲性質是相同，而為"歌者所誦習"的。
趙宋學術，實多承接后周，周人有復古傾向，遂開宋學的局面，書學亦然，郭忠恕的汗簡，引出宋代的古文字學，后周的整理樂章，到了柳永的《樂章集》，又別開生面。周時歌者誦習的舞曲，自來沒有確實的資料，今敦煌石窟所出赤德間抄寫的舞譜，正提供可靠例證，其可寶貴為何如耶！
敦煌譜所顯示歌舞的場合，就譜中曲子詞調觀之，必為歌筵上酒之用。孫光憲謂"半為花間酒"（《生查子》），歐陽ぁ云："拍按香檀""用助嬌嬈之態"（《花間集序》），殆即指此。宋雍熙間，有集諸家詞命名"家宴"，又有《尊前集》，皆為其"可以侑觴也"（毛晉《尊前集.跋》）。《家宴集》已亡， 《尊前集》賴顧梧芳之傳錄流傳至今。集中所錄，如皇甫松《拋球樂》、歐陽烱《春光好》，所謂胸銷雪、臉分蓮、想夫憐……都是《云謠集》中習見的語匯，我故謂《云謠》與《花間》本來還是一脈相承，不能強分畛域。云謠雜曲子諸作仍是屬于樂章舞曲一類。往年昌鶴亭翁證《云謠集》，取柳永詞互校，柳詞之為樂章舞曲與云謠之同為樂章舞曲，性質原無二致。從這一點看來，冒說還有可取的。至于籠統地以"歌辭"概括一切樂章舞曲，其不恰當處具見上述，不必多贅。由于后周之整理樂章，為宋詞開一新局，柳永在這方面所以取得高度成就，事實上以其嘗任職于太常寺得到舊樂章，吸收養料，有密切關系。近賢談柳永者大有其人，而皆未見及此！
席臻貫先生殫精樂舞之學，又嘗親蒞法京檢讀原卷，著述宏富。年前余論敦煌舞、樂與唱三者不可分之說，君頗韙之。于拙論"揖"字，更力排眾議，以求甚是，深佩君之篤學精思。君于"慢二急三"之義，辨析入微，而于舞譜之序列原型及譜字陰陽之擬議，所論尤度越時輩，足為斯學奠定穩固之基，沾溉來彥，探驪得珠，無待外求。君書刊成在即，遠道折簡，囑弁其端，爰不辭固陋，聊抒所見，以當喤引。
一九九○年十一月
饒宗頤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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