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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曉音
前些年，或許是因國內學術界重視宏觀研究的緣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
的部分博士生以初唐或中晚唐文學的發展為論文選題，幾乎成為一種固定
的思路。這種分段論法在八十年代前期是比較新鮮的，后來一屆接一屆做
下去，便只能在反復總結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加發揮，結果是間有小
突破而不易有大創獲。吳相洲君的論文選題依然順此定勢。此時中唐詩文
的研究已全面鋪開，有了長足的進展。要想超越前人，難度就更大。於
是，擺在相洲君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人所共見的材料和習慣性的研
究框架之中，找到自己獨特的角度？他的聰明，在於沒有像以往選擇同類
題目的論文作者那樣，將當前已有研究成果歸納、整理、分門別類，然后
面面俱到地闡述文學發展的特徵和原因。因為這樣做必然只能產生綜述性
的文章。即使有所創新，也被淹沒在他人的成果中，幾乎看不出自己的面
目了。他只是選擇了自己體會較深的幾個切入點，從士人的行人風范、思
想性格、精神境界、構思方式這幾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詩風演變的原
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誠然，這些視角也許并不新鮮，但相洲
君的長處是能憑著一種敏銳的感悟，將人們常常論及的問題歸納到某一個
新的透視點上。例如關於盛唐文人希望“為君輔弼”的大志，在論述唐詩
的著作中已談得很多。相洲君把盛唐文人在這方面的種種表現總結為以帝
王師自居的行為風范，確切而又新穎。在找到這個透視點以后，再分析這
種行為風范在安史之亂后消失的原因，便抓住了士風演變的主線，猶如提
綱挈領，免去了許多枝蔓。又如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的差別，也是八十年
代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有關論著各抒己見，精采紛呈，似乎很少有
空白遺留。相洲君注意到這兩派士人在人生態度上一求凡俗，一求入圣的
兩種對立的傾向，并著重論述了從蕭穎士、元結到韓愈一派士人以圣人自
許，樹立名節，在矯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點，也是頗見悟性的創獲。
當然，論文中也有些觀點并非相洲君之新創，但因作了集中而系統的研
究，所論也就較前人更為深入細致。例如“興會”作為盛唐詩歌創作的重
要特徵，雖然也常被學者提及，但因為這是一個處於創作和批評的夾縫中
的問題，只有從作品出發上升到理論，才有可能談透，所以近年來少見這
方面的力作。相洲君從創作的構思方式著眼，著力探討了從南朝到盛唐，
詩人對“興會”的認識趨於自覺的過程，以及“興會”從盛唐到中唐的變
化；并由此種變化聯系到中唐另一個重要的創作理論問題，指出韓孟詩派
強調“思”和“意”的作用，是導致其詩歌風貌與強調“興會”的盛唐詩
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也很有見地。此外，研究初盛唐人的風雅觀，雖是
我較早提出的課題，但我對中唐風雅觀的演變，只是大致勾勒了一個輪
廓。相洲君則對中唐前期不同的風雅觀作了細致的梳理，分階段描繪出風
雅觀逐漸演變的過程，切實中肯地分析了元白的“格力”、“骨格”說，
以及元白、韓孟對哀怨文學的肯定，從而進一步充實了這一課題的研究。
吳相洲君之所以能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前進和突破，最根本的原因是從研
讀原始資料入手，而不是從歸納前人成果出發。本文中較大的創獲是論述
中唐古文運動與儒學思潮的關系。有關研究自八十年代以來已經比較深
入。但從肅宗到德宗時期儒學思想的演變，仍不甚清晰。吳相洲君著眼於
這一時期對儒述現實意義的認識發展過程，細致分析了從肅宗冷談儒術到
代宗提倡儒術，至德宗時復興儒術的階段性特點、陸贄所起的作用、劉知
幾學派和古文學家的承傳關系，對於古文運動的背景作了更細入的發掘。
“文以明道”的觀念是古文運動的核心思想，本文把這一觀念的形成過程
分成“從緣飾到明道”、“從禮樂到道德”這兩個過程。“從禮樂到道
德”這一過程我已在幾篇文章中論及，而對前一個過程則未曾注意，亦未
見同行論列。本文的論述使古文明道的內涵得到了更明確的闡發。由此可
見，治學難以獨辟蹊徑、開拓課題為上，但順著前人思路挖掘，也會獲得
豐收。前提是必須立足於原始資料，善於發現前人研究遺留的空白和薄弱
環節。
吳相洲君早年在內蒙古大學漢語系攻讀碩士學位，曾隨我進修一年。從
任教於大連大學中文系，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多年來筆耕不輟，而不
滿足於已有之雜著，仍思繼續深造。１９９２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師從陳
貽焮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第三年因陳先生赴美講學，博士論文由我指導，
故深知其寫作之甘苦。今論文即將付梓，更喜其耕耘之有成。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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