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耀威
出生于湖南沅江的張舜徽先生（1911-1992），是湖南人的驕傲，也是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所的驕傲。
作為正在歷史文獻研究所求學的我，不太想用“國學大師”稱謂先生。因為，當“國學大師”的頭銜業已泛濫成災時，這似乎已顯得毫無意義，反而讓人覺得有自吹自擂之嫌。我想，作為學人，還是要有能藏之名山的著述吧。我看到書架上先生的煌煌著述：《中國文獻學》、《中國古代史籍舉要》、《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鄭學叢著》、《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周秦道論發微》、《史學三書評議》、《清代揚州學記》、《顧亭林學記》、《清儒學記》、《廣校讎略》、《漢書藝文志通釋》、《愛晚廬隨筆》、《說文解字約注》、《中華人民通史》。至于歷史學家、文獻學家、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一任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創始人、中國首位歷史文獻學博士生導師，這些先生履歷上的文字，似乎已成多余。
無言的著述，是先生學術思想永恒的載體，更是先生最好的墓志銘。
先生的學術成就，專門的論述已不少，而我要說的是與先生有關的小小故物——借書卡。
進入信息時代，到圖書館借書是很方便了，只需將借閱證掃描，讀者的借閱信息就會自動存儲。在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這樣方便快捷，也是近幾年的事情。上個世紀，讀書人要到圖書館借書，用的是還借書卡。
在我學習的歷史文獻研究所以及歷史文化學院資料室，淘汰這樣的借書卡，雖然來得晚些，終究還是實現了電腦化操作，再也不用借閱者簽名借書。在廢棄的一張張借書卡中，我意外地發現了一些張舜徽先生的借書卡。
摩挲署有先生簽名的這些借書卡，思緒萬千。時間仿佛回到了從前，一位老人，一位智者，正徜徉于滿是書香氣的藏書室，那不正是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永不松懈的身影么？
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生借閱了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侯外廬等的《中國思想通史》、劉文典的《說苑斠補》、楊東莼的《中國學術史講話》、楊榮國的《孔墨的思想》。前兩本著述，先生還先后三次借閱，由此可見先生對先秦諸子研究專著的關注。這讓我想起先生的《周秦道論發微》。關于此書的學術創新之處，先生在給中華書局編輯的信箋說：“此稿主旨，意欲論定周秦故書中所謂‘道’，多為‘君道’而發。此乃漢人推明道家為“人君南面之術”的舊義，茲特引申其旨，加以發揮。書于論定“人心道心”所語本義，與君道之弘調，則前人所未道，而由我大膽提出的，這樣的說法，自然和今天一般談周秦哲學思想的見解，完全不同。”先生在此書中提出新論，看來對當時此方面的專著作了反復的研讀。
上世紀六十年代先生出版《清人文集別錄》，八十年代又出版《清儒學記》、《清人筆記條辨》，這些著述是先生清代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借書卡看，先生就曾借過清人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謝國楨的《黃梨洲學譜》、胡適的《戴東原的哲學》、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何炳松的《浙東學派溯源》，這些書籍想必對先生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如由云龍輯的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下兩冊，先生借閱的具體時間是1963年4月22日。而對于李慈銘的學行，先生在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的《清人文集別錄》第二十卷有詳論。先生說：“余嘗反復究覽，知慈銘于經史小學，皆無專長。一生又好雌黃，不輕許可，終不免文士陋習。”
借書卡上的信息，讓訪間流傳的先生不觀今人著述之說不攻自破。在湖南省圖書館有張舜徽先生捐贈書籍的藏書專室，可以看到先生生前的私人藏書，以古籍為主，非常豐富，但先生還是一直保持著到圖書館借書的習慣。
先生借閱書籍的時間，跨越了近半個世紀。我所見先生最早借書時間，是在1956年2月4日，而最晚是1990年10月4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先生還是一位中青年學者，雖名氣并不大，但已出版《廣校讎略》、《積石叢稿》、《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國史論文集》、《顧林亭學記》等著述，而進入九十年代，先生著作等身，已是名聲大振，可年逾八十的先生，還是親自到圖書室借書。先生的日歷上，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就是在“文革”期間的1972年、1973年、1974年，先生也沒有放棄讀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先生著述出版的高峰期，先生這一時期的借閱也最頻繁。
舊物有情，緣為故人；睹物思人，方顯故物。這些借書卡，都是先生的舊物。哲人已逝，舊物方顯得彌足珍貴。
《書屋》2007年第11期
發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