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錦
（浙江省桐鄉市現代實驗學校）
摘要：湖州是人文薈萃之地和典籍聚散中心，不僅藏書文化源遠流長，而且著述繁富。本文立足于藏書，對湖州豐盛的藏書與繁榮的著述之互動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認為這種互動關系對內表現為：學者因著述的需要而藏書；藏書家因藏書而成為學者。對外則表現為：藏書家之間互通有無，以利于收藏刊刻；學者借閱湖州藏書而成就自我，撰寫出學術著作。
關鍵詞：湖州；藏書；著述；互動關系
一、藏書的興盛與著述的繁榮
湖州藏書文化發軔于南朝時期的沈約，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據《梁書》沈約本傳記載，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1]另據《湖錄》沈約本傳稱：“約家藏書十二萬卷。”兩處記載雖互有出入，但從《隋書·經籍志》所載宋、齊、梁三代官藏圖書最多為七萬卷來看，沈約“京師莫比”的藏書量是非常之可觀的，他無疑是當時浙江乃至全國最大的藏書家。
在沈約“開浙江收聚之先聲”后，湖州藏書進入了一個健康發展的歷程。正如有些學者認為的“在浙江地區，宋以前藏書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吳興地區和杭州，在浙東則主要在紹興地區”[2]P（22），吳興地區出現的許多大藏書家，其影響波及全國。據王增清先生考察，湖州歷史上的藏書活動經歷了四次高潮，分別集中于兩宋、明朝、清乾隆嘉慶年間和清末民初四個時期，[3]P（154-155）這在中國地域性藏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在這四次高潮中，湖州地區涌現出了為數眾多在江南地區乃至全國都十分有名的藏書家、藏書樓。北宋熙寧年間的沈思、沈偕父子，時人稱其“黃金散盡為收書”。[4]南宋的陳振孫年輕時就注意對圖書的收集，據周密《齊東野語》云：“今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于蒲，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余卷。”[5]其個人藏書超過了南宋官修目錄《中興館閣書目》所著錄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在國家藏書之上。湖州兩宋藏書還必須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葉夢得和周密。葉夢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儲之，極為華煥”。[6]周密原籍濟南，四代客寓吳興，自述“吾家三世積累……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余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種。”[7]有“書種”、“志雅”二堂，以祖孫三代藏書名聞天下。兩宋之間湖州另有“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稱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卷。”[8]
到了元朝，中國整體的藏書狀況雖難以與兩宋相比，但湖州的趙孟頫確是大藏書家，其所藏宋刻本《漢書》、《后漢書》為后世藏家稱絕。進入明朝后出現了茅坤“白華樓”，“藏書甲海內，練市新購書樓，凡數十間，至于充棟不能容。”[9]其孫茅元儀編有《九學十部目》，可見藏書范圍之廣。又沈節甫“薄富貴而厚于書”，有“玩易樓”。姚翼的“玩畫齋”藏書也達萬卷以上。另外，潘曾紘、臧懋循、徐幼文、朱國楨、凌濛初、董說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學者，這都得益于他們自己豐富的藏書。入清后，湖州藏書樓主要有劉桐的“眠琴山館”，聚書達十萬。嚴元照的“芳椒堂”也有萬卷藏書，且多宋元刊本。許宗彥繼承祖上藏書，有“鑒水止齋”于杭州。大學者嚴可均更是嗜書如命，藏書二萬余卷。
清朝中葉以后，湖州藏書達到頂峰。陸心源有“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等藏書樓，藏書達十五萬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種，為時所重，是晚清全國四大藏書家之一。集中在南潯的還有張鈞衡的“適園”，蔣汝藻的“密韻樓”。蔣氏四代藏書，其祖上已有“儷籝館”、“茹古精舍”、“求是齋”、“傳書堂”等藏書樓。“密韻樓”中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劉承干的“嘉業堂”更是私家藏書的巨擘，全盛時藏書總量“都計所得約六十萬卷，費逾三十萬。”[10]P（1408）
湖州藏書立足浙江，面向全國。據吳晗先生《兩浙藏書家史略》統計，在浙江38個府縣中，湖州藏書家總數居第3。又據今人范鳳書先生統計，在中國藏書家數量最多的十個市縣中，湖州以總數95家排名第5位，在浙江地區位列第3。[11]P（679）
藏書是文人雅事，更是著述的必備條件。對大多數藏書家來說，藏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讀書治學。他們藏書，不僅是對典籍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把所藏之書與學術研究聯系起來。匯輯編纂之類的著述更是如此。只有收集到眾多的圖書資料，才能對材料進行去粗取精，辨偽存真，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學術成果。這一點在湖州藏書家和湖州學者群體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湖州自古是三吳都會，經濟的發達，環境的清麗優雅，孕育和吸引了眾多的學者文人。他們依靠豐盛的藏書，汲取營養，進行廣泛深入的著述活動。筆者根據宋慈抱先生所著《兩浙著述考》進行了定量統計，浙江全省三國至近代學者著作總量約為11003部，湖州學者著作約為1350部，占浙江全省的比例為12.27%。
湖州學者的著述不僅數量巨大，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寬廣，囊括了文學、經術、史籍、地志、簿錄、武備、醫藥、天算、藝術、政法、工農等眾多領域。各個領域都有在整個中國學術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經典之作，如史籍類中沈約的《宋書》，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書》、《陳書》，皆被列入“二十四史”。工農類有陸羽的《茶經》，是茶文化的淵源經典之作。簿錄類有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極為精詳”，是中國目錄學名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一出即“盛行海內，鄉里小兒無不知有茅鹿門者”[12]。另外，還有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臧懋循的《元曲選》、淩濛初的“二拍”、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等，在各自的領域都是名著經典，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湖州藏書與著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總的來說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藏書的最為直接和普通的目的就是為了便于閱讀和治學，正如張金吾所說：“藏書者，誦讀之資，學問之本也。”學術研究應該是建立在對前人成果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只有積累了一定量的藏書，才能為讀書治學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湖州藏書家的藏書觀里。趙孟頫手書“吾家業儒，辛勤置書……后人不讀，……不如禽犢”，來警策子孫，鼓勵利用豐富的藏書讀書治學。嚴可均藏書以“足供撰述可耳”為標準，故其藏書雖不多，但其對書籍的利用率和對外借閱率卻很高。再者，中國古代的官府藏書一般不對外開放，而學者文人進行學術活動就必須從事圖書收藏。湖州藏書家大都是學者型的，他們不僅藏書豐富，而且能夠充分利用其所藏之書，在某些學術領域作出顯著成就。
另一方面，學者的著述活動反過來又促進和激化了藏書活動的展開，從而推動藏書風氣愈演愈烈。湖州地處江南腹地的中心，是吳越文化的溝通融合地帶，自古人文薈萃，鐘靈毓秀，藏書風氣帶來優良的人文環境直接影響了湖州學術的繁榮。特別是有清一代，乾嘉考據學的興盛，對湖州藏書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學者在文字、音韻、訓詁、目錄、校勘、版本、輯佚、編纂等領域的專著又補充了湖州的藏書，使藏書更加規模化。筆者據《兩浙著述考》專項統計，清初至民國這段時期湖州著述數量為541部，占湖州著述總數的40%。又清初至民國湖州地區藏書數量達萬卷以上者為18家，占湖州有史以來萬卷藏書家的60%。從中可看出在這段時期內湖州著述活動與藏書事業都達到了鼎盛的時期，這種互動關系顯得更加突出。
二、藏書的內部滋潤
湖州歷史上許多著名的藏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學者，他們學術成就的取得主要來自于他們豐厚藏書的滋潤。但要注意的是，他們一個人兼有的這兩種身份，存在著明顯的先后問題。
1．因著述的需要而藏書
在這種情況下，他首先是學者，然后才漸漸地成長為藏書家。其藏書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學術著述。著述之興，首先必須有書，但由于古代中國，官府藏書一般是不對外開放的，能夠利用官府藏書的人微乎其微，所以就必須自己收藏圖書。從某種程度上說，私家藏書的出現，主要就是適應學術著述的需要。我們追述肇始湖州藏書風氣的沈氏家族，可以很清楚地看清這一特征。沈麟士歸隱山中后，開門授徒，藏書不輟。晚年家中遭逢火災，數千卷典籍化為灰燼，為著述仍毅然抄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筐”。[13]著有《莊子內篇訓》、《五經注》等著作多種。與沈麟士同族而稍后的沈約，早年“好百家之言”，[14]為學出入經、史、子、集之間，以其多方面的學術成就及歷史影響受到當下學界的矚目。而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沒有大量的藏書作為前提條件是很難做到的，所撰《宋書》就是在廣泛收集和繼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補充而成的。
南朝末年，史學大家姚察也是一位藏書家。雖然藏書的確切數量今已無從查考，但內容大致是“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15]這些藏書也是源于著述的需要，他一生筆耕不輟，與兒子姚思廉撰成《梁書》和《陳書》等。明朝茅坤的藏書分“九學十部目”，其中“兵學”藏書與茅坤善用兵、有實戰經驗有關，并且為茅坤孫茅元儀編撰《武備志》等奠定了基礎。“文學”藏書則被茅坤充分利用，編有《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該書規模弘大，體例嚴密，批評周詳。比茅坤稍晚的臧懋偱，畢生精力都用在專題收集元雜劇，所編《元曲選》收入了九十四種元人作品和六種明人作品。現存的元人雜劇不過一百五六十種，而絕大部分都是依靠《元曲選》得以保存并廣泛流傳。作為一位學者型作家，臧懋循編選元曲的目的很明確，即匯集元劇杰作，“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音者知有所取則云耳”。[16]P（4）正是帶著這樣一種目的，他在大量搜集當時散佚在各地的元雜劇基礎上，與“家藏秘本”參伍校訂，成《元曲選》一百卷圖一卷。其它如清代學者許宗彥、姚文田、俞樾等，都是著名的學者，也都是出于讀書著述的需要而藏書，并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2．因藏書而成為學者
這里所論述的藏書家是特指那些專力藏書，以藏書為事業的人，即第一身份是藏書家，然后才因豐富藏書的滋養而逐漸成長為著述家。據范鳳書先生統計，在中國歷史上有跡可查的藏書家達六千多人，但為人所知的卻在少數。在這部分為人所知的藏書家中，除了一小部分實在是以藏書之富而揚名外，大部分得力于能夠借助藏書而在某些領域取得學術成就，因立言而不朽。南宋時期的陳振孫是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因推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仿效其體制對家藏圖書編制目錄而成目錄學巨著《直齋書錄解題》56卷，共計藏書3096種51180卷。陳氏私藏差不多抵得上南宋政府的藏書，而《直齋書錄解題》一書是自漢代劉氏《七略》之后體制最為完善的目錄學經典名著。明朝嘉隆年間，湖州涌現出如沈節甫、姚翼等多位專職藏書家。沈節甫為人“薄富貴而厚于書”[17]，以其玩易齋藏書為基礎，編撰有明代大型叢書《紀錄匯編》，收明代著作一百二十三種。另有《由醇錄》，收宋元明著作十二種三十三卷。從這兩部書的規模可以看出，沈節甫如果不是家有豐富的藏書，是很難從事這樣鴻篇巨制的編撰的。
到了晚清，由于鹽、絲業繁榮，湖州出現了許多富商，他們不少人從事藏書著述。陸心源祖上世代為商，后入仕途，花二十年時間完成皕宋樓藏書。在湖州藏書史上，他是陳振孫之外因藏書而成為學者的又一最典型代表。他著述繁富，在文學、史學、金石學、地方文獻等領域皆有建樹。為其藏書而編撰有書目及藏書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等四種。張鈞衡以鹽業發家致富，性嗜藏書，在南潯建適園，其中“六宜閣”為其藏書之所。適園藏書多宋元古本、抄稿本及“黃跋本”和“顧校本”，為世所重。利用其豐富的藏書，張氏刻印了一系列叢書，包括《張氏適園叢書初編》、《適園叢書》、《擇是居叢書》等，共計一百種。這些書反過來豐富了湖州的藏書。張氏精于校讎，擅長版本目錄學，對善本書都一一疏其版本源流，考校精審，曾邀請繆荃孫代編《適園藏書志》十六卷。劉承干從30歲起有志藏書，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苦心經營，其藏書最盛時有12450部，16萬冊，60余萬卷，其嘉業堂藏書樓是中國藏書史上規模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劉承干主張藏以致用，對所藏典籍的整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除校勘刻印外，還親手編有《明史例案》19卷、《南唐書補注》18卷、《王文敏公遺集》8卷等，輯錄有《再續碑傳集》等。晚清湖州的這些藏書家的著述都在其藏書之后，因醉心藏書而潛心學問，最后成為著作等身的學者。
為了更詳細地說明湖州藏書與著述的這種互動關系，筆者特精選其中有代表性的藏書家及其學術成果，列表如下：
| 藏書家 | 藏書故實 | 著述情況 |
| 沈約 | “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梁書·沈約傳》）卷十三 | 《宋書》100卷、《晉書》110卷、《沈約集并錄》101卷等共23種451卷 |
| 姚察、姚思廉 | “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吸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陳書》本傳） | 《梁書》56卷、《陳書》36卷、《漢書訓纂》30卷等共計74種136卷 |
| 陸羽 | “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 《茶經》3卷、《源解》30卷、《吳興歷官記》3卷等共計12種60余卷 |
| 葉夢得 | “平生好聚書，逾十萬卷，建書樓以儲之。”（《揮塵錄》卷七） | 《石林春秋讞》30卷、《春秋考》30卷、《石林總集》100卷等共計34種 |
| 陳振孫 | “今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余卷”（《齊東野語》卷十二） | 《直齋書錄解題》56卷、《尚書解》2冊等共計5種 |
| 周密 | “吾家三世累積，凡有書四萬二千余卷” （《齊東野語》卷十二） | 《齊東野語》120卷、《武林舊事》110卷、《絕妙好詞》10卷共計31種 |
| 趙孟頫 | “吾家業儒，辛勤置書”（錢泰吉《曝書雜記》） | 《松雪齋集》10卷、《書今古文集注》、《印史》2卷、《琴原律略》等共計7種 |
| 茅坤、茅元儀 | “藏書甲海內，構書樓數十間至充棟不能容”（鄭元慶、范鍇《吳興藏書錄》） | 《八大家文鈔》144卷、《史記鈔》165卷、《武備志》240卷、《白華樓藏稿》11卷等共計53種 |
| 沈節甫 | “每遇貸書者，惟恐不余售”，“薄富貴而厚于書”（《玩易樓藏書目錄》） | 《記錄匯編》216卷、《由醇錄》33卷、《玩易樓藏書目錄》等共計6種 |
| 姚翼 | “歸傍南城構屋數楹貯書萬卷”（鄭元慶《湖錄》） | 《歷代文選》50卷、《玩畫齋藏書目錄》、《玩畫齋雜著編》8卷等共計5種 |
| 唐堯臣 | “有別業萬竹山房，構樓五間藏書萬卷”（鄭元慶《湖錄》） | 《萬卷樓書目》等 |
| 潘曾纮 | “有意汲古，廣儲縹緗，視學中州，羅致更富”（鄭元慶、范鍇《吳興藏書錄》） | 《春秋榷》、《宋外史志》等共計3種 |
| 臧懋循 | “家藏雜劇，多秘書”（《元曲選·序》） | 《元曲選》100卷、《古詩所》56卷、《唐詩所》47卷等共計10種 |
| 凌濛初 | 凌氏所刻十分注重選擇好的底本和名人的批點本來刻印。凌濛初刻《琵琶記》用的是舊藏臞仙本，且“毫發畢遵，有疑必闕”（凌濛初《琵琶記凡例》） | 《拍案驚奇》、《圣門傳詩嫡冢》16卷、《陶韋合集》18卷等共計17余種，且精于套版印刷 |
| 劉桐 | “積至數萬卷，筑眠琴山館儲之” （《秋室集·題訪書圖》） | 《楚游正續二草》、《聽雨軒集》等 |
| 嚴可均 | “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光緒《烏程縣志》）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46卷、《鐵橋漫稿》13卷、《說文長編》70卷等共計65種 |
| 許宗彥 | “藏書三十六櫥，類多精善” （《鑒止水齋書目·跋》） | 《鑒止水齋集》20卷、《德清續志》10卷等 |
| 嚴元照 | “所居芳椒堂，聚書數萬卷”（《娛親雅言》） | 《爾雅匡名》8卷、《梅庵文鈔》18卷、《柯家山館遺詩》16卷等共計5種 |
| 陸心源 | “書凡四千部為卷二十萬有奇，為冊四萬四千余”（《皕宋樓藏書源流并購貨始末》） | 《皕宋樓藏書志》120卷、《精石粹編》200卷、《歸安縣志》48卷、《儀顧堂文集》等共計20種，《潛園總集》共計九百四十種 |
| 沈家本 | “建枕碧樓，藏書二萬多冊”（《沈家本與枕碧樓》） | 《歷代刑官考》、《法律補遺 》、《史記瑣言》等共計9種 |
| 蔣汝藻 | “其美富遠出嚴氏芳椒堂上，殆與汲古、述古相抗衡矣”（王國維《王國維遺書》） | 《傳書堂善本書目》12卷、《傳書堂善本書目補遺》4卷、《傳書堂書目》4卷等 |
| 張鈞衡 | “羅集宋、元、明、清各種精品十余萬卷”（《南潯鎮志》） | 《適園藏書志》、《適園叢刊》12集等 |
| 劉承干 | “都計所得約六十萬卷，費逾三十萬”（《嘉業藏書樓記》） | 編有《明史例案》9卷、《南唐書補注》18卷、《王文敏公遺留集》8卷等，輯有《再續碑傳集》（未刊）等，刊有《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等共二百幾十種、約三千卷； |
縱觀湖州歷代藏書家，大多是學者、著述家，其藏書目的固然是為了學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藏書而受書籍滋養成長為學者、著述家。藏書是著述的必備條件，一個人要做學問，必定先藏書、讀書，由博返約，方能成一家之言。至于匯輯、編纂、校勘、刻印之類，更是非廣收羅致不可。無論是公家修撰還是私家著述，無不依靠豐富的藏書，只有以質高量眾的圖書為基礎，才能成就鴻編巨制。
三、藏書的對外輻射
對內，藏書家的活動滋養了自己的學識和才能，同時積淀了豐厚的家學文化底蘊，培養了一大批以著述家為典型代表的家族性人才。對外，藏書的輻射性主要表現在藏書家與藏書家之間，藏書家與學者之間的關系上。具體而言，就是：湖州藏書家互通有無，用來著述；湖州人對湖州藏書的借閱，最后因此成為著名學者，或某一領域的專才；湖州的藏書對湖州以外地區學者著述的影響。
1．藏書家之間的互通有無
由于湖州歷代藏書家層出不窮又相對集中在某一歷史階段，所以藏書家與藏書家之間必然存在密切的聯系。考察湖州藏書史可以發現，地域性藏書家集群的特征十分明顯。前面已引述王增清先生有關湖州藏書四次高潮的論斷，可見這樣一種藏書家集群具有持續時間長，整體規模大的特點。藏書家集群的出現，增進了藏書家之間的交流。他們互通有無，使各自的藏書數量及質量都得以很大的改觀，并以此來促進著述。
兩宋是湖州藏書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其中以陳振孫的名氣最大。陳氏幼年曾覓得“舊京本”《玉臺新詠》十卷，因多有錯謬，中年訪得同鄉葉夢得所藏抄本“補亡校脫”，終于成為較完備的本子。陳振孫與同鄉周氏交往亦密，陳振孫致仕還鄉后，因修撰《吳興人物志》，搜集鄉土典籍，就曾向周密之父借閱過張先的《十詠圖》，并將過去撰寫的跋文書于原圖卷尾。元代藏書相對于兩宋及以后的明清來說，是一段低潮時期，但藏書家卻不乏其人。趙孟頫就是一位以收藏宋元刊本聞名的藏書家，所藏宋刻本《漢書》、《后漢書》，一直為明清藏書家所稱艷，曾輾轉于王世貞、錢謙益、謝三賓、張晉彥等人之手。錢謙益認為兩書“為宋槧本之冠”，“以千金從徽人購出，藏弆二十余年”。后值囊中羞澀，只得出售，有“李后主去國”之痛。[18]到明代，湖州最有名的藏書樓當屬茅坤“白華樓”、姚翼“玩畫齋”等。姚翼萬歷間刊刻過茅坤的《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及《吟稿》十卷。茅坤與當時以四色、五色套版印刷而享有盛譽的湖州閔、凌兩家亦多有往來。閔爾容采茅坤評蘇軾文，刻有套印本《蘇文》6卷、《韓文公文鈔》16卷等。茅坤也曾應凌稚隆之請，寫了《刻漢書評林序》。晚清至民國初年，是湖州藏書走向鼎盛的時期，其中蔣氏四代藏書聞名海內。蔣汝藻“密韻樓”在質量上屬上乘，大都是宋元明清的精刻本或名家抄本，這些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同鄉吳云“兩罍軒”所得。蔣汝藻雖然富有家財，但為了取得稀世珍本并不廢止抄書，曾借閱表弟劉承干所藏宋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親手抄錄，“首尾百余萬言，無一筆茍簡，綿歷二年卒潰于成”。[19]藏書家之間的這種借抄活動使至為寶貴的珍本、善本得以保存流傳，也提升了藏書家的藏書品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會歷史中諸多客觀不利因素的影響，湖州的藏書樓在歷史的發展中聚散頻仍，許多書籍輾轉于各藏書家之手，客觀上提高了藏書的影響力，促進了書籍的流通，打破了據為己有的傳統陋習。如劉桐眠琴山館舊藏的宋刊本《五百家播芳大全》，后歸烏程鈕氏所有。在這個時期，陸心源因饒于家資，同郡劉氏眠琴山館、嚴氏芳椒堂，及歸安韓子蘧、楊秋室、德清許周生等家藏或多或少為其所購。這些客觀上也有利于藏書結構的優化和學術的交流。
2．學者對湖州藏書的借閱
由于藏書需要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所以很大程度上被官僚和富商所壟斷，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聚書。而借閱則可以使為數眾多的買不起或買不到書籍的士子有書可讀，增廣見識，成就自我，較好地從事學術著述。
眠琴山館主人劉桐，既愛好聚書，又好與喜書者交往，對來訪或求閱者無不樂于接待，使滿意而歸，人皆感之。乾嘉名儒錢大昕就曾借閱過眠琴山館的藏書，其《竹汀日記》曰：“過南潯鎮晤劉疏雨，觀所藏書有宋槧《張九成孟子解》29卷。”[20]P（43）嚴可均為劉桐好友，精考據之學，以27年之力，補輯編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746卷。張鑒曾課誦劉家十余載，得以縱觀其藏書，著有《十三經叢說》等，凡三百卷。范鍇是劉氏同鎮之人，輯有《吳興藏書錄》，著有《漢口叢談》30卷等。嚴可均、張鑒、范鍇等人的豐富著述可以說都得益于劉氏藏書的滋潤。另外，像計深、蔣履泰、施國祁、邢典等學者，也是劉氏眠琴山館的座上客。
吳昌碩是詩、書、畫、印“四絕”的海派宗師，他曾在湖州藏書家顏文采、陸心源兩家為賬房，實際上是顏、陸兩家的治學助手。兩家所藏古籍古物，上至秦漢，下迄明清，無所不有，極大地開拓了吳昌碩的眼界。尤其陸心源，收藏有宋版圖書200部，并有漢晉古磚1000多塊，建“千甓亭”以貯之。與這些藏書家的交流切磋，使他有機會看到了許多歷代碑帖、名人書畫真跡，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藝術修養，給他后來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王國維與湖州近代藏書家蔣汝藻、張鈞衡、劉承干、龐來臣等也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他曾為蔣汝藻私家藏書編目四年多，從而誕生了版本目錄學上的一大名著《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在王國維的全部著作中，此編目的篇幅占據六分之一多。王國維在編目過程中也寫出了一批極為有價值的論文，如《宋刊本爾雅疏跋》等。《兩浙古刊本考》、《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書，亦草于此時。特別是對于《水經注》的研究，“余于壬戌春見南林蔣氏所藏《永樂大典》大字韻字母四冊，乃《水經注》卷一至卷二十，即校于聚珍本上”。[21]王氏對《水經注》之研究即發軔于此。可以說，如果沒有豐富的第一手古籍資料，像王國維這樣的國學大師，無論有怎樣的才華，也只能做無米之炊。
與傳統藏書家們有所不同的是，劉承干的藏書思想十分開明。他并不一味地醉心于搜羅珍籍，據為己有，而是熱心于將其傳播于世。這使得許多稀見善本甚至孤本在劉承干手中得以流傳。當時許多著名學者都曾到嘉業堂觀書、抄書，連當時一些國立圖書館也到嘉業堂抄補遺缺。南京省立國學圖書館所藏《明實錄》即抄自嘉業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也是借抄自劉氏嘉業堂而得以出版。劉承干不僅樂于借抄、借刊家藏珍籍，而且自己刊印流傳，嘉惠士林。為了刻書，劉承干不僅聘請良工，而且還廣請繆荃孫、葉昌熾、董康、王國維這樣的博學鴻儒為其校勘鑒別。劉氏先后刊刻了《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多種叢書，以及單行本《影宋四史》、《章氏遺書》等，共計200余種，約3000卷。嘉業堂刊本大部分是用來免費贈送的，為此劉承干專門雇請了一人負責送書事宜，只要是有人來討，均由他負責郵寄。不但國內著名圖書館、藏書家、學者、名流來函即送，就連一些國外的圖書館、藏書家和學者也多受其惠贈。建國后，劉承干藏書為復旦大學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等機構所得，依然為我國的學術研究發揮巨大的作用。
綜上所述，湖州藏書文化的興盛，帶來了湖州學術著述的繁榮，乃至影響到全國學者的著述，同時著述的繁榮又反過來促進了藏書活動的進一步擴大和深入。它們之間存在的這種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共同推進了湖州乃至中國歷史文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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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