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靜宇（同濟大學文法學院） 李紅東（復旦大學中文系）
內容提要：賈植芳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同時也是作家和翻譯家。作為“七月派”重要一員，他不僅以自己的創作參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進程，同時，對文學研究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取得了重要成就。由于生性耿介正直，追求自由和獨立，他一生中先后四次入獄；時間最長的一次是1955年，被打成“胡風分子”而失去自由達23年之久。“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經歷磨難的賈先生不僅沒有倒下，反而站得更直。他曾說：“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體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命的歷程，對我來說，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獲，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比較端正”[1]。在1979年平反以后的學術研究中，他也是如做人一樣，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敢說真話的高貴品格。
一、突破“左”的禁區追求學術自由
沒有失去自由的人不可能體會到自由的重要性。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許多敢于直言直諫的知識分子受到無情的打擊，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賈植芳先生就是由于被打成“胡風分子”而被關入獄。但是，在“不是跌倒，就是站起來”的選擇面前，賈先生毅然選擇了繼續前行。“四人幫”粉碎以后，雖然文壇風氣有所改變，但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季節，對于以前很多學術上“左”的禁區，人們還是猶猶豫豫，不敢大膽踩踏。賈先生可貴的學術勇氣在于，他在現當代文學領域較早大膽突破這些禁區，以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展開他的文學研究工作。
胡風既是作為朋友，又是作為導師式的人物，對賈先生的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早年在日本留學時，他大膽地向胡風投稿并獲得胡風的賞識，由此拉開了二人風風雨雨幾十年交往的序幕。胡風的提攜使賈先生成為“七月派”作家的一員。就像賈先生所說的，“胡風的文藝思想比較復雜，又多是針對了30年代到50年代文壇上的實際斗爭而發的，所以非局內人，或者非專門搞理論研究的人，一般不一定弄得清楚”[2]。作為胡風的朋友，賈先生得以近距離地接觸胡風以及他的文藝思想，并由此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觀點。
對于胡風長期以來遭誤解的“主觀戰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創傷”兩種文藝思想，賈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主觀戰斗精神”，通俗些講，就是作家的一種戰斗的人生觀，一種戰士的“人格力量”；從創作實踐來說，就是作家在認識和表現現實生活時的立場和思想感情，它包含著作家對人生的強烈的愛憎態度。賈先生指出，在50年代，人們認為提倡“主觀”就是反對“客觀”，就是提倡“唯心主義”，因此造成胡風的被誤解。所謂“精神奴役創傷”，就是魯迅所指出的勞動人民由于幾千年來所受封建統治壓迫而形成的麻木、愚昧、自卑的精神狀態。胡風的“精神奴役創傷”的提法被認為是反對寫勞動人民的英雄形象、丑化人民而遭到誤解與反對。賈先生認為，這并不是胡風的理論有錯誤，而其被誤解完全是歷史的原因。在當時的文藝理論界，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在文藝理論研究中照抄現成的政治術語，因為這樣既省力氣又不會被指責犯政治錯誤。胡風是一個充滿熱情的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努力從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出發，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融化到自己的理論中去。悲劇在于，當時日趨“左”傾的時代不允許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胡風文藝思想之所以不被當時占時代正統地位的文藝思想所容，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通過分析，賈先生指出，這一根源在于“馬克思主義文藝隊伍中的兩種現實主義理論長期沖突”。一種是關心現實政治斗爭的現實主義，一種是胡風的“在創作中進一步發揮人的主體性的能動作用”的現實主義。胡風力圖使文藝理論從冷冰冰的政治教條的陰影下解脫出來，成為活靈靈的與時代和人民呼吸與共的、有自己特色的理論。正因為胡風把人的因素注入了文學，注入了現實主義，才賦予他的文藝理論以恒久的生命力。胡風的文藝思想被批判是時代的悲哀，卻是他的光榮。而“文革”結束后，他的文藝理論再次引起研究者關注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他文藝理論的生命力。賈先生是胡風文藝思想的堅定支持者，不論50年代，還是復出后，他幾十年如一日，相信真理，堅持真理。
賈先生不僅對理論家的理論闡釋傾注了熱情，對于作家，尤其是由于歷史原因遭受過批判的作家，也大膽突破禁區，做出自己獨特的判斷。他深深感到，幾十年來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人們不是發出同樣的聲音，就是對一些熟視無睹的現象緘默不言，更不要說對于遭誤解、壓制和打擊的作家說出自己的真實意見。“四人幫”被粉碎以后，他重獲自由。他對作家的評論，一方面是自覺地站在反“左”、清除“左”傾思想流毒的立場上，另一方面又深深滲透了他自己對文學、對人生的理解。
趙樹理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在他創作初期就有眾多的評論者對他的作品加以評論和研究。如郭沫若對《李家莊的變遷》的“通俗”特色予以高度評價，茅盾指出了趙樹理小說的“大眾化”特點，周揚以一個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的姿態，對趙樹理作品的人物塑造和語言創造，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觀點作了評價[3]。“趙樹理方向”的提出，更是把趙樹理的創作當作實踐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楷模。此后的論者都不出以上的論述框架。而賈先生對趙樹理的評價卻跳出了上述框框，從趙樹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論述角度予以評述。在1986年舉行的趙樹理誕辰80周年紀念大會上，賈先生指出，趙樹理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他“敢于揭發我們生活中一切消極的陰暗的東西，敢于講真話，而不說違心話”[4]。在建國后的歷次運動中，趙樹理從來不落井下石，寧可擱筆，也決不違背自己的良心，替“左”傾路線歌功頌德。這是賈先生感觸最深的地方，在這一點上，他和這位同鄉聲息相通。對于趙樹理的創作，賈先生指出，作為一個革命現實主義作家，趙樹理繼承和發展了魯迅所開創的直面人生、直面現實生活的文學戰斗傳統。或許正是因為賈先生也是這樣一位追求獨立人格，敢于講真話的文學研究者，所以他才引趙樹理為同道。
賈先生對郁達夫的評價也可以顯示出他在學術自由上的追求。與現代文學史上許多作家不同的是，郁達夫的作品一經問世便橫遭指責，甚至被扣上“頹廢”、“放蕩”、“色情”的帽子。對此，賈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郁達夫的不被容納，跟長期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統治有關。在我們這個有著濃厚儒家傳統的國家里，儒學流毒的危害非常嚴重。在儒學的統治下產生了許多利欲熏心、寡廉鮮恥的名利之徒和衣冠禽獸。而作為一個“直率而真實的人，一個不尚于虛飾敢于裸露自己的人”，郁達夫自然被視為異類。賈先生肯定了郁達夫的人格精神，認為他是一個具有獨立性格、自主意識和堅持自身價值的人。并且賈先生把他作為“五四”先行者的代表，對他的以身殉國予以高度評價：他的以身殉國：“說明了他不僅是個人生態度嚴肅、對生活對藝術有著真誠的熱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對人民對祖國懷有無限熱愛和忠誠，充滿歷史責任感，而又重視個人節操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5]。
總之，賈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決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而是大膽創新、獨辟蹊徑，以可貴的學術勇氣，推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
二、治學嚴謹整理文學史料
充足、準確的文學史料是展開文學研究的基礎。如果說勇于突破“左”的思想禁區，追求學術自由，敢于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體現了賈先生在文學研究中獨立精神的話，那么，對文學史料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大量文學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則體現了賈先生嚴謹的治學精神。
在我國的文學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編纂有著悠久的優良傳統。近代以來，王國維、顧頡剛、胡適、陳寅恪諸位先賢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新文學大系》等一系列文學史料書籍的出版，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然而，到1949年之后，由于錯誤思想的影響，資料的隨意取舍、斷章取義，使得這條線索出現了明顯的斷裂。這一時期，不僅文學研究受到影響，而且文學史料的建設也幾乎陷入停頓。由于對文學史料的不被重視，50年代編寫的幾種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資料的誤用、漏用現象屢屢出現。更嚴重的是，由于這項工作的長期擱淺，“一方面是長期與史料工作原有的基礎和傳統失去了聯系，一方面又遲遲未能確立新的史料工作原則和方法。現代文學研究者相當普遍地缺少這方面的必要準備、修養和實踐，不少同志將這置于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位置，更多的同志把這理解為十分簡單輕易、誰都能夠勝任的雜務”[6]。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大缺失。
1979年12月，賈先生初獲平反，重返教學和研究崗位后，他很快發現了建國后的文學史教學和研究中以論代史，甚至不顧史實的主觀主義傾向；他提出，建設現代文學史這一學科，必須從史料這個重災區入手，客觀地對待和整理史料。歷史的機遇來臨了。由于他在文學研究上的崇高威望，他應邀參加了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國家“六五”社科項目，以特約編委的身份參與主持《現代文學研究大型資料叢書》的編輯工作，并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主編。經過幾年的努力，他先后出版了《趙樹理專集》、《聞捷專集》、《巴金專集》。此外，《文學研究會資料》、國家“七五”重點社科項目《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資料（1928—1949）》等資料的出版，更凝聚了他的心血，顯示出他在資料整理方面的豐碩成果。
在資料的整理中，賈先生表現出了尊重歷史的學術勇氣和學術風范。解放后.由于長期“左”傾思想的影響，文學研究陷入了令人尷尬的境地，為了服從現實政治的需要，文學史實被一再地歪曲，甚至出現了編造文學史實的現象。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幾乎變成了革命史；一些作家雖然創作上很有成就，但因為不符合政治宣傳的需要，長期不能進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在“四人幫”粉碎之初，很多研究者還籠罩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不敢站出來理直氣壯地說真話。賈先生對這種狀況極端不滿。他是“左”傾錯誤思想的受害者，也是與之堅決做斗爭的學者。他本著學術良心，立志在自己的資料編纂工作中，糾正長期形成的不正之風，為后世研究者提供真實的文學圖景。他特別強調一個編輯原則，就是在選文內容上應比較客觀、全面，決不隱諱歷史真相，從學術研究、歷史觀點的嚴格要求出發，有意糾正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所造成的謬誤。
例如，在編《巴金專集》時，關于解放前對巴金的評論，“力求選錄各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思想政治傾向和要求與不同文藝觀點的評文，用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時代特點，以及錯綜復雜的中國思想文藝界的具體態勢”[7]。不因為巴金在文學史上的卓越地位而為尊者諱，而是力圖全面地展現同時代人對巴金的評論。更可貴的是，對于解放后歪批巴金的文章，如1958年文學界“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姚文元的兩篇和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也予以收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幫’興妖作孽時期出現的‘革命大批判’聲中‘批倒批臭’巴金的那些‘旗幟鮮明’的煌煌大文，我們也征得巴金先生和各方面同意，選用了三篇‘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文章，用以說明這次‘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災害，在一個老作家身上的具體表現，那種瘋狂性的迫害勁頭”[8]。這樣就還文學史以本來面目，使那些文學史上的跳梁小丑無所遁形，也給后來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在資料整理過程中，賈先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編輯思想，為后來者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多次指出資料整理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我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中，也存在著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目錄學和考據學的問題”[9]。在主編另一部資料書《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時，賈先生又提到：“我們的先人和前人一貫重視文學史料的收輯、整理、校勘這個治學的‘第一步’工作，即‘文學史料’的建設工作，因為它是做學問的基本功。而保持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嚴肅性、客觀性和完整性，為當代人提供一份真實的史料，為子孫后代留一份真實的歷史文獻，是我國歷史悠久的一個學術傳統。我認為，這其實也是個如何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往深里說，這也是一個關于知識分子本身形象的問題”[10]。在這里，賈先生把史料工作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不僅如此，他還對其他研究者的文學資料編輯工作予以大力指導。作為《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的編委，賈先生審讀了好幾部作家研究資料專集，對它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些意見里，同樣也貫穿著他的學術勇氣和編輯思想。比如在《郭沫若研究資料》的審讀意見里，不僅透露出賈先生嚴肅、嚴謹的學術精神，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他高度的學術責任感。郭沫若在解放后有一篇《必須嚴厲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文章，在今天看來，這篇文章雖然有損郭沫若文壇形象，但這是歷史真實，賈先生毫不猶豫地建議把這篇文章予以收錄。
賈先生在資料整理方面的這些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編纂的眾多資料集，在今天已經成為眾多文學研究者極為信賴的參考書。正是由于他長期的努力與貢獻，使他長期擔任著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這一崇高職務。
三、多元共生廣闊的文學視野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一門新興的學科，迄今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卻是一個復雜的存在，它并不是孤立地產生和成長的。一方面，它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精神、表現手法諸方面予以繼承；另一方面，由于歐風美雨的激蕩，它又融進了異域的因素。在它的內部，也存在著種種錯綜復雜的勾聯。由于身在廬山之中，越是近距離地看待事物，越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敏銳的眼光，不僅要把它放在一個宏觀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要勇于指出其不足和差距。賈先生從一踏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塊領地起，就以開闊的文化視野，把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歷史和世界相聯系，開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賈先生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界較早對翻譯文學加以重視，并積極主張把它列入文學史研究領域。翻譯文學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由于中外交流的增加而帶來的新鮮事物。早期的翻譯意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理論和科學技術，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林譯小說為代表，文學的翻譯才開始大量涌現。現代文學史上許多重要作家都先后加入到外國文學的翻譯熱潮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潮流。作為翻譯家的賈植芳，早年留學日本期間便開始了翻譯實踐，俄國作家安特列夫的劇本《卡列尼娜·伊凡諾夫娜》是他的最初成果。1949年避居青島期間，他在不到七個月的時間里，埋頭譯出了五六十萬字：從英文本翻譯的英國作家奧勃倫的《晨曦的兒子——尼采傳》、匈牙利劇作家E·維吉達的劇作《幻滅》，以及由日文轉譯的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解放后又先后有《契訶夫的戲劇藝術》、《契訶夫手記》、《論報告文學》等書的出版。在從事翻譯的親身實踐中，賈先生認識到了翻譯文學的意義。他指出，中國的翻譯文學是伴隨著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而發展的，“沒有翻譯文學，也就沒有由‘五四'發端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文學理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并且，他追溯了中國現代翻譯文學的歷史進程。他指出，對翻譯文學的重視，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共識。但從50年代起，在當時封閉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我們對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水乳交融的關系的認識就漸漸模糊了，以至有意無意地把翻譯文學拒斥在中國文學史之外，這種做法是脫離歷史實際的。在“四人幫”粉碎之初，他的這一呼聲給文學研究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今天，翻譯文學已經理所當然地進入了文學研究者的視野，這與他當年立足長遠、大力呼吁是分不開的。
時下，對于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已經逐漸為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所重視，且呈越來越熱的趨勢。早在80年代初，賈先生就已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加強對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重視和研究。在這里，我們需要提及賈先生早年的讀書生涯，正是由于他較早接受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熏陶，才使他對它們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很小的時候，賈先生就喜歡看蒲劇的武戲，愛聽民間故事。高小的時候，他整日沉湎于綠林好漢和江湖英雄的世界。1929年到太原上中學以后，他常借來各種石印本武俠和公案小說來看。漸漸地，他讀書的范圍廣了，除《水滸傳》、《西游記》之外，還有《薛仁貴征西》、《羅通掃北》、《大八義》、《小五義》等武俠神怪和歷史演義小說。這些閱讀經歷對他的一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綠林好漢俠義正直的品性使他深為佩服，成為他日后立身行事的楷模，而其中蘊涵的民間藝術形式，也開拓了他的文學視野。
論及通俗文學，賈先生首先指出了它的地位和價值。對于忽視“鴛鴦蝴蝶派”等通俗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的現象，他很為不滿。他認為通俗文學作品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時代信息。并指出，通俗文學看重文藝的欣賞價值和娛樂價值，從市民文化的角度對傳統文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載道”和“詩言志”的文藝觀加以否定，具有進步的意義。同時，他對通俗文學作家的狀況作了分析，認為他們“開始擺脫了在封閉性的農業經濟社會里作家對官府的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為具有自己獨立人格和自食其力的社會個體”，“他們作為平頭百姓，也在‘生活的地獄'里飽受煎熬之苦”[11]。在通俗小說的藝術方面，賈先生也予以了肯定：在語言運用、敘事模式和情緒表達方面，一般都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體式，適合中下層民眾的文化接受能力和習慣性的審美需求。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平民文學”，企望達到文學為人生服務的目的，而通俗文學在都市市民中間廣為流傳，成為市民主要的文化消費方式，倒是真正的“平民文學”。對于以新感覺派為代表的現代都市小說，賈先生也不吝贊美之詞。他為現代派作家在歷史上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滿，對貶斥他們為“滿臉擦著雪花膏的洋場惡少”、“賣淫書的癟三”的傳統見解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現代都市小說以吸收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為手段，反映都市生活節奏，揭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心態及其種種精神現象，是新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分析了現代都市小說的產生原因，認為它是正在成熟的都市文明的產物，是以上海為代表的大都市高度發展后的產物。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作家所表現的是“現代的鄉村”，城市的影子很少見到。在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成功，也由于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寫農村、農民的作品被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到“文革”時，甚至只有《阿Q正傳》和《金光大道》等少數作品獲準發行。這種對都市小說的忽視，是解放后文學史研究的重大缺陷。賈先生針對這種狀況，痛心地指出：“過去我們常常根據政治斗爭的需要來解釋文學現象，來褒貶作家的創作成就。真正的作家學者出不來，倒造就了不少大批判家”[12]。有鑒于此，賈先生早在1989年就主編了《現代都市小說專輯》，收錄了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穆時英的《白金的女體塑像》、黑嬰的《帝國的女兒》等作品，與其他研究者一起，把都市小說迎進了文學史，賦予了它們應有的地位。
開闊的文化視野還表現在他對比較文學的重視上。他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首任會長，也是上海比較文學學會的首任會長。早在“四人幫”粉碎后返回教學研究崗位之初，賈先生就提出，要打破多年來流行的孤立、靜止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老套舊習，真正認識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歷史演變過程中，在世界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力量、成就和貢獻。他較早地注意到國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并指出他們的特點：“一般說來，由于他們有著一般西方文學或本國文學的傳統素養以及作者自己的社會實踐，他們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比較注意中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或本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比較研究”。“他們一般總是以先入為主的西方文學或本國文學的眼光來認識和評價中國現代文學”[13]。這些研究可以在方法上為我們提供一定的啟發和借鑒。隨后，他又指出了外國研究的不足：由于文化與傳統的差異，有些人的見解有失片面，過分夸大了“五四”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外來因素的影響。有的把中國現代文學視作西方文學的翻版，也有的把中國的革命文學視為蘇聯文學的分支。為避免這些弊端，賈先生著手以比較的眼光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他的《中國新文學作家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以茅盾為例》、《中國近現代留日學生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等重要論文，以及他主持編寫的國家“七五”重點社科項目《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資料（1928—1949）》等，都是他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人稱賈先生是一位“雜家”，他廣泛涉獵的研究領域使他能夠名副其實地接受這一稱號。正因為他的“雜”，才得以打破以往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單調與狹窄。
四、學術風范啟示后人
賈先生在回憶錄《獄里獄外》的引言里這樣評價自己：“我贊同梁漱溟先生在《自述》里的自我評價：‘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社會中人。’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賈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寫出了一個端端正正的、大寫的“人”字。他不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塊沃土中耕耘，而且鞠躬盡瘁，為培養新的一代學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賈先生的學術思想和人格精神對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不論是50年代的，還是他復出后的學生，都明顯地受到了他的教益與恩澤。他的學生陳思和教授說：“我明顯感受到他那種強悍的、父性的人格對我的影響，這是一種整體的影響，包括后來我人生道路的選擇，都與此有關。他教給我怎樣做人，他并沒有具體地教我該怎么做，但他待人處世，看歷史，看現實，整體的精神深深影響了我。”[14]這里我們要提及賈先生50年代的學生施昌東。賈先生和他見面是因為一篇作文，施昌東交上去以后，賈先生替他改了，結果發下去以后，施昌東不高興了。他氣鼓鼓地跑到賈先生家里評理，說他的文章本來寫得很好，賈先生給他改糟了。賈先生大為驚喜：這樣有獨立見解，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精神的年輕人不正是他的“同道”嗎？后來，施昌東被卷進50年代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的漩渦之中，先是被定為“胡風分子”，后又被打成“右派”。但在賈先生精神的鼓舞下，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并最后成為國內外著名的美學專家[15]。賈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的學術園地，是他對學生巨大的饋贈。獲得平反時，賈先生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盡管他有著昂揚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但終究歲月不饒人。讓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帶領的弟子，在他辛勤耕耘過的土地上，經過努力，已經結出了累累碩果。
他50年代的學生章培恒先生，在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產生巨大反響后將研究重點投入到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方面，認為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并不僅僅是以往研究者長期認為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有著中國傳統文學的裂變與轉型的因素。這種宏闊的視野與開放的眼光，人們自然可以聯想到賈先生慣有的研究思路與學術精神。
他50年代的另一位學生范伯群先生，在賈先生通俗文學研究思路的指導下，早在80年代，就以可貴的學術勇氣開始對鴛鴦蝴蝶派作家作品進行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1999年，由范伯群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取得重大成就，130多萬字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正式出版，填補了我國文學史研究的一項空白。
由賈先生提出的“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這一研究方向，在他手里確立了基本的研究立場。他的學生陳思和教授在日后的研究中，基于這一基本研究思路，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在賈先生對文學史研究進行一系列開拓（如提倡通俗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推動翻譯文學入史）之后，陳思和教授的“重寫文學史”工作取得初步進展，1999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出版，而重寫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也正在積極的醞釀之中。
賈植芳先生不僅以他挺立的形象寫好了大寫的“人”字，而且，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他的文學研究成就及其學術精神也必將流傳后世、植芳天涯。
注釋：
[1]賈植芳：《獄里獄外》引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2]《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8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3]參考《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現代文學卷》第571—573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趙樹理研究文集·上》第19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一版。
[5]《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13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6]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
[7][8][9][11]《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1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0]賈植芳、俞元桂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2]《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66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3]《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8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4]《賈植芳文集·理論卷》第3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5]蔡春華《解放后的新生——賈植芳與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4期。
原載《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發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