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中
我特意選了一個晴朗的周日上午，走進復旦第九宿舍大門，只見小道旁邊的花園里，長得又高又大的闊葉樹葉子在微風中泛著透綠的光澤。這一天，賈植芳老人依舊愉快開朗，可隨著過于沉重的話題進行，因而氣氛有些沉悶。
每次聽老人回憶那痛苦的往事，他總是談笑風生，少有怨言牢騷，不時插入一些黑色幽默，可這天我分明在老人目光里看見了一絲難以察覺的憂憤，僅僅一會兒又恢復了樂觀。我接過他遞來的專門招待客人的好煙，隨手抽出一支點燃，欲言又止，生怕不愉快的回憶會影響老人的情緒。也許他已猜透了我的心思，又為我講起了自己在“文革”之中的人生故事。
賈：1983年，我剛任本校圖書館館長，來到辦公室與大家見面，一個小青年突然轉過臉跑到書堆后面。我與大家打招呼，見他低著頭在躲我，旁邊的同事把他介紹給我，他抬起頭滿臉通紅，我一看就明白了，連忙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他低下頭說：“我對不起你。”原來“文革”中，他多次兇狠地打過我這個“老牛鬼”，當時他滿臉兇橫，邊叫罵邊拳打腳踢。
沈：在那個喪盡人性的年代里，有些人墮落變成了瘋子和豺狼，干起惡事而有恃無恐。
賈：可他萬沒有想到天下真是太小啦，我這個“牛鬼”，現在竟然成了他的頂頭上司，而且前呼后擁著館內一群大小干部，偏偏冤家路窄，使他無地自容。（他說著居然笑了起來，我卻感到了其中的苦澀。）
沈：您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他了嗎？
賈：我對他說：“那時候你年輕，沒有社會經驗，也不懂是非，難免做錯事情。上帝允許青年人犯錯誤。你不要背包袱，以往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你年輕，有前途，好好工作。”他連連點著低下的頭，說明他已經認識到自己錯了。
沈：您是一位寬容大度的長者。在那荒唐的年代，一些青年不幸被扭曲了人性、人格，狂熱地參加“紅衛兵、造反派”，從事抄家、毆打、砸爛之類的極端行徑，也就不可避免地充當悲劇角色。作為一代年輕人，關鍵是在于能從已過去的慘痛歷史悲劇中吸取教訓。您說過：“我一生四次從監獄里走出來，都是處于風雨驟變的年代。1936年出獄，一年以后爆發了全面抗戰；1945年8月第二次出獄，正是日本侵略軍宣布投降的翌日；1948年第三次出獄，一年以后國民黨就在大陸垮臺；1966年5月第四次出獄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中國將再度陷入大浩劫之中，我也又一次被拋進了受苦受難的茫茫苦海。”在這獄外的日子里，國家正處于危難時期，您的命運也隨之危在旦夕，度過了人生最恥辱的難忘歲月。您多次表示：如果條件允許的話，還想寫自己在“文革”中的故事，書名叫《獄外即獄中記》。雖然尚未寫成，我想，今天先請您談談當時的遭遇？
賈：我被關押了十一年，“文革”前夕才被判刑十二年。十天后又被押回原單位復旦大學，由保衛科把我弄到校印刷廠，成立了監督組，向我宣布“不準亂說亂動”，要“脫胎換骨地勞動改造”。不久爆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災難，復旦校園成了“砸爛一切”的天下，我也飽受文斗加武斗的迫害。
沈：俗話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當時您剛走出監獄，在與世隔絕了近十一年后，迎接您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面對眼前的社會現實狀態，您是否有驚愕之感？
賈：在獄中我無數次想象外面的情況，社會進步、經濟繁榮、文教興盛，我還想象自己一旦出獄后，也許恍如隔世，難以辨認飛速發展的社會。可我剛在校園里干活，不禁大吃一驚，疑惑怎么反而沒有十一年前那么好。使我很傷心，我忽然覺得自己白白坐了這十一年牢。頭兩天新聞系一位教授見了我打招呼：“賈植芳先生，你回來啦。”我回答說：“別叫我賈植芳，他已經死了。”
沈：當年您居住在復旦第五宿舍的家還在嗎？
賈：十一年前，我在第五宿舍54號的家是一幢兩層小樓，被抄得一絲不留，任敏被趕走了，早就成了別人的家了。當時把我安置在第八宿舍四樓頂層上朝北的房間，在三個青年工人組成的“監督小組”監管下過日子，他們與我同住一個房間，有四張床，我的床擺在門背后的角落里，還要侍侯他們的日常生活，干一些雜活，幫他們買菜票、買肥皂，都得我自己貼錢。
沈：您雖說出獄但仍然被剝奪人生自由以及私人生活的空間，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獄外囚徒。
賈：“文革”開始，“監督小組”升為“專政小組”，我這個“反革命”變成“四類分子”，開始在“紅衛兵”的拳打腳踢下度日，人們喊我都用兇狠的口氣大叫，有些造反特別賣力的人干脆就叫我“牛鬼”，好像直呼其名還不足以說明我的“反動本質”。我每天早上七點鐘上工，在“革命群眾”雪亮眼睛監視下，干最苦、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平時除了油印外，還要掃地、打掃廁所、通陰溝、搬運重物、拉勞動車，干到很晚才能回宿舍，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檢查”、“思想匯報”，大會批、小會斗，天天要低頭認罪。
沈：這個大瘋狂的“紅色年代”，您如何苦苦地捱著凄風苦雨的日子。
賈：校印刷廠里的工人大多是小年輕，也是“紅衛兵、造反派”，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嘴里不干不凈地罵人，動不動就對著我臉上一掌，對著我身上一拳，或朝我腿上踢一腳。我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他們不僅不停手，反而罵我“裝腔”，打得更兇。有時一拳沒能把我打倒，再補上幾拳，直打到我倒地，才算他們威風。我要是用眼睛蔑視地看他們，他們就罵“還不服氣？是不是還想再吃兩記耳光。”
沈：您當時飽受了“紅衛兵”小將們無情地毆打，慘不忍睹！
賈：一些心地不良的人還惡作劇，故意欺負我這個“反革命”老頭，自己不愿干活，勒令我去干，連喝茶倒水，都讓我這個“老牛鬼”伺候，整天是聲色俱厲的呵斥聲：“打熱水去！”“過來給我看會兒機器！”“把紙搬過來！”“把地掃一掃！”有的人索性伸出手來向我要錢：“拿出兩塊錢！”錢到手，絕不會還；如果不給，那么一頓惡打就等著我了。
沈：您成了“百家奴”，我看他們非要把你這個瘦老頭累死、整死才罷休。
賈：誰都可以支使、打罵、敲詐我，這伙人拿著“無產階級”、“工人階級”、“革命群眾”這類御賜“執照”，干著丑惡野蠻的勾當。我既是‘牛鬼’，又是‘反革命’，就該像大批判說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頭頭對我說：“你要識相點，不把你關在監獄，就算寬大了，還不多干點活，折折罪？”有次我病得很重，還逼我干重活，竟然輕巧地說：“勞動改造嘛，不是來養老爺，不好好勞動，怎能改造得好？”
沈：當年的反右冊子《明辨集》里一位中文系講師寫道：“右派分子妄圖為反革命分子賈植芳翻案，我們中文系的全體革命師生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看來中文系里的“紅衛兵”也是不會放過您的，是嗎？
賈：“掃除一切牛鬼蛇神”嘛。中文系的“造反派”把我這個早揪出來的死老虎，又當作活老虎來打，先后幾次把我揪回系里作“開路式”批斗，批斗我在五十年代的學生章培恒，把我一再揪回來陪斗。這只能算作“小批小斗”啊！
沈：那么，“大批大斗”又是如何的呢？
賈：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開進復旦進行“斗、批、改”，在校大禮堂召開三千人參加的“徹底批判和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賈植芳反革命罪行”大會，連電影演員趙丹、白楊等人也被弄來接受教育。幾個體育教師輪流在臺上反擰著我的兩臂、壓著我的頭，讓我坐“噴氣式”飛機。當時還拍下許多照片記錄“盛況”，陳列在學校的大批判櫥窗里。
沈：這些照片現在還能找到嗎？
賈：估計學校檔案館還有。我也想再看看這些照片，重溫一下歷史，曾經打聽過，可能還屬于保密材料吧。后來我還被押到江灣體育場接受大規模的猛烈批斗，這就更厲害啦！
沈：（驚詫地問）竟然還在這么大的江灣體育場開批斗大會？
賈：那是全市性的號稱萬人批斗大會，數萬人坐滿了整個體育場，主要斗我，還有幾位陪斗的。由上海市革委會的“工人階級”主任王秀珍主持，她在臺上聲嘶力竭地叫喊：“你們別看賈植芳個子瘦小，很可憐，但是這個人能量卻很大，膽敢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狗膽包天，罪該萬死！”接著“群情激奮”高呼口號：“砸爛賈植芳的狗頭！”“反革命賈植芳不投降，就叫他堅決滅亡！”
沈：當時您還能聽清楚，我想您仍然保持著一貫清醒和鎮定的自處原則。
賈：偉大領袖說：“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體育場內的高音喇叭和擴音器，震耳欲聾，我聽著一個個發言，心里想，到底誰有罪呢？我對共產黨、對革命有貢獻，當年我幫助許多人去延安，為革命受過罪，坐過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我還想，我沒罪，可你有權，要是我有軍隊的話，咱們比試比試。那年頭我還被拉出本校到同濟大學等其他單位去游斗，還要被帶到農村。
沈：去農村？是不是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
賈：我還沒有資格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哩。我是被帶到附近公社生產隊游街批斗，戴上紙高帽、胸前掛著木牌子，上面是侮辱人格的惡言惡語。到了“三夏”、“三秋”農忙時節，就把我押到長興島、寶山、青浦、南匯等市郊農村，在公社、大隊里接受貧下中農的批判聲討。批斗后就參加農忙，挑水、挑糞、挑稻草、挑花箕、挑溝泥，風里行，雨中走。
沈：就像煉獄般默默地忍受著自己身體和精神上的摧殘和煎熬，如同您自己所形容的那樣：“熬著”。
賈：（良久無言）“紅衛兵”的“臺風造反兵團”，是對“牛鬼”專政的司令部，不時召集訓話。1968年春節前，又把我們這些“牛鬼”召來，“頭頭”站在講臺上，先叫朱東潤教授背一首毛主席詩詞，朱教授只背出一句，只好站著。又叫趙景深教授背《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趙教授低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頭，兩手摸著褲沿，沒有吭聲。“頭頭”大聲罵道：“怎么，裝聾作啞？”趙教授吶吶說：“我背不上來！”“頭頭”一拍桌子：“還是什么教授，都是飯桶，你們當中什么貨色沒有？賈植芳還是胡風分子，都是些烏龜王八蛋！”
沈：任敏師母回憶初次探親見到您的印象：“他經過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沒有了過去的文弱的書生氣，變得比過去更壯實了。他不像學校里那些被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當時稱為‘牛鬼’）那樣的神情沮喪，畏首畏尾。他走起路來挺著胸脯，邁著堅定的步子。”
賈：我經常對她說：我沒有罪，問心無愧。雖然我長期身處逆境，但保持著樂觀的脾氣，面向恐怖陰暗的現實，無所畏懼。我之所以能堅持下去，因為我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我相信終有一天胡風冤案會大白于天下，即或我看不到這一天，子孫也會為我們昭雪，歷史會還我清白的。
沈：古人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賈：我雖然身被奴役，是“奴在身者”，不是“奴在心者”。我的心并沒有被奴役，我的思想是非常獨立的，只留下胡風說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我牢記魯迅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在奴者”。看著那些批斗我凌辱我的人，我覺得他們是“奴在心者”。
沈：我感受到您身上具有一種堅不可摧的精神，就是頑強地活下去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而正是這種強烈的生存愿望，構成了您自始至終對于歷史公正性的信仰和忠誠。因此，保護自己的性命就至關緊要，而您也奇跡般地挺了過來。正如魯迅先生說：“要在中國辦成一件事，就得爭取長壽。”
賈：每次遭到無端的毆打，我都咬著牙，把血咽到肚子里。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你們越是摧殘我，我就越要把身體養好！”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費，要給遠在山西農村的妻子寄去十元，只能省吃儉用。但我為自己訂了規矩：一般抽八分錢的“生產牌”香煙，被批斗后就買一角二分錢的“勇士牌”香煙，享受享受；平時舍不得吃肉，只吃幾分錢的菜，但在被游斗挨打后，我會用一角四分錢買一塊大排骨或花上一角三分買塊大肥肉吃，自我安慰嘛。
沈：您能不能獨自上街走走呢？
賈：規定不準外出，后來允許在星期天請兩小時假，步行兩站路到江灣五角場鎮買日用品。必須先向“專政小組”申請，回來后匯報。我苦悶時，也算替自己改善生活，在星期天中午請假去鎮上小飯店，花二角四分錢買三兩土燒酒，買二角錢的豬頭肉，再買半斤陽春面，邊吃起來邊陷入深思。可這種劣質土燒酒喝下去，頭就很暈，走出店門，頭上戴的帽子像要飛起來。
沈：我感到您好像是在為自己舉行一場“宴會”，并不僅僅是為了排解自己的憂憤，詩人食指有這樣的詩句：“身世如秋雨般凄涼，內心卻落日般悲壯。”我想，當您坐在小飯館里可能就進入了如此境界。那時，您的社會活動、文化生活完全處于封閉的與世隔絕的狀態，是嗎？
賈：（沉吟片刻，笑了起來。）印刷廠是特殊場所，我在那里看到翻印的“文革”文件、各種“運動”材料，使我及時了解形勢，知道“三家村”、“四條漢子”、“舊中宣部閻王殿”，直到“批林批孔”、“批陳伯達”、“批投降派宋江”，還有本校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反復辟學會’反革命集團”。
沈：（笑）您好像也是在“緊跟形勢，不斷學習”。
賈：有次掃地，看到角落里堆了許多“運動”方面的書，亂七八糟滿地都是，我拾起一本翻看，就這樣我第一次見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我看后發現就像《木蘭辭》所寫的“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這本書上也卷卷有我的大名。于是，我就“偷”拿了兩本，帶回住處，保存至今。（他把這個“偷”字，特別加重了語氣。）
沈：您是一位重友誼、喜交往的人，在險惡的環境里，您與五十年代初的那些同事、學生和朋友還往來嗎？
賈：從前與我比較接近的朋友大都慘遭株連，許多同事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比我這個“反革命”相對要自由些，幾位受監管的教授也在校園里勞動，碰到時不便說話，只能用眼色問候。趙景深教授每次看見我，都把自己頭上的帽子往上掀一掀以示致意，看邊上沒人，就輕聲說：“老賈，你好。”譚其驤教授遇到我，總會先看看四周，如沒人就走過來說上一句：“好好保重。”這些關心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從內心里感激他們。
沈：您們幾位同難的“臭老九”，在路上碰到也不能公開打招呼。
賈：我們在造反派的吆喝聲中干這干那，不準交頭接耳。一位戴著右派帽子的教授，趁監督我們的造反派臨時走開的瞬間，嘆了口氣說：“這么下去，我們都不會說話了，成了名副其實的牛鬼！”
沈：據說您們只能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打招呼，甚至談論各種小道消息。
賈：提起廁所，像我們的“客廳”，在那里才能相互寒暄，發發牢騷，開幾句玩笑。我有許多關于廁所的記憶，可以寫一篇足以顯示“文革”特色的文章。（果然又發出了爽朗地笑聲）那年頭的流行語“一丘之貉”，知識分子都被用這句古語聯系過，批判過，這是歷史悲劇，富有時代印記，是當時的一大貢獻。
沈：生活在這樣一個歷史悲劇里，大家能有如此情誼，多么難得珍貴啊！
賈：歷史系陳仁炳教授來印刷廠來修房子，帶他來的師傅進樓干活了，我正在門口掃地，看他從車上把修房頂用的粗圓木料扛在肩上，歪著頭一步挪一步地向樓上移動，吃力而狼狽。我想，他在平地上都力不能支，要是從樓梯上摔下來，那就性命交關。我連忙跑上說：“咱們也算老階級弟兄了，親不親階級分嘛！我替你扛，我比你年輕，扛這幾根木料不成問題！”他停下腳步，從木料下歪過頭說：“這使不得！你替我扛，他們會斗你。”我笑著說：“他們要斗，扛不扛都要斗。”我就從他肩上接過木料，蹬蹬地上了樓梯，他站在原地擔心地瞅著我。這時樓門外成了我們兩個“老牛鬼”的自由天地了。
沈：您依然視友誼如同生命。
賈：“文革”中期，我被押到南匯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住在農民家中，這家人對我這個受難者一點都不歧視，我也幫助干家務，掃地、挑水、拉風箱。他家兩個小孩連飯都吃不飽，買一毛錢醬菜要下五頓飯，我每月交十二元錢生活費，但我不忍心吃他們的飯，就買當地一種價廉耐餓的定升糕吃，或去河里捉幾條小魚煮一下吃。我與他們建立了友情，那主婦還給我做了一雙布鞋。搬出他家后，小孩阿牛會叫我去吃粽子。當時農民的生活真苦啊。
沈：我想，人世間炎涼世態的滋味，您也許體驗更深吧。
賈：我常與工人連夜趕印《紅衛戰報》，負責監督我的一個“造反派”，白天罵我“反革命”，到了晚上吃夜點心時，像個可憐蟲對我哀求：“你這塊肉給我吧，我家里的小孩吃不到肉。”我把自己碗里的肉給他，他裝在飯盒里帶回家。
沈：風雨凄凄的時期，人心叵測，道德淪喪，個別趨炎附勢者在您傷口上撒把鹽，反戈一擊揭發侮辱您，深深地刺痛您善良真誠的心。
賈：個別人碰見我，不是扭過頭也只當沒看見，有的還狠狠瞪我這個“階級敵人”一眼，表示堅定的政治立場。（用手抓了抓自己的頭，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悲涼。）有次，我在校園里艱難地拉著裝滿貨物的勞動車，累得大汗淋漓，許多人走過都用關切的目光示意同情。一位從前的“摯友”，春風得意地走到我這個赤膊拉車的“牛鬼”面前，兩手腰間一撐，滿臉蔑視地斜眼一瞟，又趾高氣揚地走了。這位正得寵的“名”教授，卻忘了自己原來是我家的座上客，我這個“專政對象”還幫助他出版了一本翻譯小說。（邊說邊有板有眼地摹仿著那人一副鄙夷自得的樣子。盡管動情，但語氣平和，仿佛是在向我述說他人的故事。我在他輕松的口吻之中感受著一種無奈的苦澀，不免使人沉重起來。）那年在“五七”干校，兩個教師在昏暗燈光下伏在床邊寫匯報，我恰好睡在上鋪，只聽一個說：“賈植芳又頑固又狡猾。”另一個講：“他從不暴露思想，一定要加強監督。”他倆不知道我這個“牛鬼”的“革命警惕性”也很高，偷看他倆的“表演”。我并不生氣，反而可憐他倆。我是奴隸，是被迫的，身不由己的；而他倆卻是出賣自己靈魂的奴才。
沈：（不免有些黯然）那時的生存環境實在太險惡！
賈：“革命小將”響應偉大號召，掀起了“破四舊，立四新”的抄家行動，有個號稱批孔的教授也跟著“革命小將”去抄另一位教授的家，隨后只見他竟然手托人家的大衣昂首離去。（流露出十分憤慨的情緒）
沈：您講述的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正如常言道：“患難見人心”。
賈：從干校回來，對我的監管由三人減為兩人，態度也不那么惡聲惡氣了。廠里承擔排印語錄、翻印文件的任務很重，“頭頭”就把我這個“廢物”利用起來，叫我檢查質量。這可是一件人命關天的事，萬一發生差錯，“革命群眾”沒事的，而我這個“牛鬼蛇神”卻要負全部責任，“故意破壞”、“階級報復”的罪名，都能把我再次送進監獄，甚至砍頭。
沈：那是在刀尖上過日子。
賈：我要強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敢有絲毫放松，仔細檢查印刷品上的墨色是否清晰，逐字逐句校對。還特地節省生活費專門買了一副眼鏡。
沈： 1975年1月4日您給任敏師母的信中說：“我的生活費已調整了，這也是組織上對你的照顧和關懷，所以前信說，往后每月寄你三十元生活。今天領導上發我一張干部登記表要我填寫，需要二張照片，所以我也要照個相，照好后，即寄你一張。這個情況也是個新發展，值得注意。現在調整生活費也如此，這些說明形勢在不斷發展。從此有關情況，你知道就行了，不可對外人講，在生活上更應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才好！”這些話語極具時代特征，反映出“文革”后期您的處境、情感和個性，我從中讀出了一份悲涼。
賈：校印刷廠來了一位新支書。據說是個老八路，“文革”初被打倒，曾跳樓自殺未遂。當時啟用下臺的老干部，他才下放基層降級使用，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有次他把我叫去說：“你在這兒勞動這么多年，我們也沒發現你有什么新的罪行。你的問題，不僅學校革委會無權處理，就是上海市革委會也無權處理，這要看中央。但生活上可以照顧你，從這個月起，你按二十二級干部標準，每月生活費六十五元五角。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級干部！”這樣我每月寄給鄉下妻子三十元。星期天也能去五角場理發、洗澡，有時甚至去市區走走。
沈：我想到您回憶起自己在苦海中浮沉時說過：“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與思考，凈化了我的靈魂。”不久前，《解凍時節》披露了您始于1972年寫給妻子的信，真實地反映出那個年代特有的社會情況。
賈：這是特殊年代里的扭曲通信。我們是“監管”對象，來信要經過各自單位審查才給我們。我學習列寧說：“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為了應付檢查，只能特別小心地寫些“虛話”、“套話”，來表明各自還活著。任敏在農村看不到報紙，我在信上用“大批判”式的政治語言告訴她當前形勢，甚至聯系自己“改造”的“意義”，實在是事出有因。有時不慎會惹出麻煩，一次任敏寫信說，老家鄰居看她孤苦，要送一個男孩給我們當兒子。被檢查的人看到，作為“階級斗爭新動向”，批斗我“為反革命找接班人，企圖永遠與人民為敵。”
沈：當時您被獲準能夠去市區里走走時，我想，您擅長觀察了解社會的興趣是不是又油然而生呢？
賈：我看到昔日繁華的上海經過“改天換地”成了一片單調灰暗的景象，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商店大多變成民房，偶爾有個食品店或合作社在營業，也很早就打烊了。貨架上的單調商品，還得憑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票、香煙票、草紙票限量購買。滿街行人不論男女老少一律穿深色和草綠色的制服，或成群擁擠在商店門前排隊，或爭先恐后擠公共汽車。
沈：一個繁華的國際大城市被糟蹋壞了。
賈：外國人絕少見到，只有“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的革命歌曲。因為實行嚴格的戶口制度，外省市的人難易流動來上海。晚上七、八點鐘后，不多的幾盞路燈發出昏黃燈光，馬路上一片死寂。從前熱鬧的大戲院、電影院，只有樣板戲中阿慶嫂或者楊子榮的唱腔飄出。
沈：您就這樣熬過“文革”這段苦難的路程，可謂劫后余生。如今您依然那么身體健康，樂觀自信，不卑不亢，傲然而立地生活。我不禁想起您在1977年10月4日給任敏師母的信中說：“今天我年過六十，經過三十多年的殘酷的生活歷程，才完全正確地看懂了這本中國歷史，同時，也使我不勝懷念我們年輕時的正直的生活。這三十年來我們經歷的生活是極為嚴峻的，但也是對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長起了巨大推動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雖然艱苦，我們卻沒有陷入悲觀和頹唐的泥坑，我們走過來了！我們在精神上還保持著年輕人的氣質和純正。”
發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