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
翻閱著堆積在案頭上的孔海珠女士的《“左聯”史料新探》書稿時，我不禁想起1990年我們夫婦被邀重訪日本時，當時東京大學教授、日本共產黨的老黨員丸山升先生請我喝酒的事。席間，他說：“中國的30年代‘左聯’文學，你們中國人現在不研究了，而我們日本人還在研究。”我聽了這番話，很受觸動。不過，“左聯”研究走向冷寂，又確是不爭的真實狀況。前不久，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出這樣的預警：“左聯”研究陷入停頓，人才凋零，狀況堪憂。我想這也并非危言聳聽。“左聯”研究門前冷落，是不是意味著該領域研究已步入極限，其學術資源已被我們開采殆盡，沒有必要再做無效勞動了呢？答案應是否定的。
其實，“左聯”的意義遠還沒有窮盡，其復雜性和歷史的深遠性甚至遠大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其他文學現象。它的發生和演變牽扯到許多方面的因素，一時一地的有限視角可能很難看清“左聯”的真正面目，這就需要我們不必急于求成，想畢其功于一役。認識事物是一個過程，我們離“左聯”這段歷史還不長，難免會有近視的誤差，比如我們對“左聯”史料的掌握還不夠全面，尤其是其后期的史料。歷史是不允許想象和假設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左聯”這段歷史，我們更需要謹慎，因為這段歷史是有重量的。理解了這一歷史文化現象，就可能會找到對其后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線索。同時，我們還需對既有的史料作出細致科學的鑒別，去偽存真，去蕪存精是我們應做的切要的工作。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如果我們想要把這份歷史遺產傳到后世的手中，確鑿的材料可能要比倉促的結論更顯得重要切實。搶救歷史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歷史責任。
30年代的中國“左聯”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重大歷史文化現象，它的發生、發展受當時國際“左翼”風潮的影響，尤其是受蘇聯、日本的影響，同時也與在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環境中形成的文化專制主義有著極大的聯系，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陰暗心理就是這種文化專制主義所帶來的惡果。20年代中后期，創造社、太陽社作家對五四作家魯迅、茅盾、冰心等人進行粗暴批判，他們罵魯迅是“封建余孽”、“雙重反革命”，無情否定五四傳統。延安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的政治形勢、文化力量的認識頗有遠見，他見魯迅在全國思想文化界影響甚大，并聽說魯迅也同情共產黨，就派馮雪峰到上海，要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合作，魯迅也意識到進步作家聯合起來的必要性。這樣，1930年初，“左聯”成立了，魯迅是“左聯”的旗幟。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馮雪峰等是主要負責人。“左聯”是30年代中國文壇最有影響的文學社團，它發揮了正面的作用，也產生了負面的教訓，它在反擊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革命文學創造以及理論譯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滅的巨大成就，可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左聯”因為革命文學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傳統文化積習的作祟，其元氣也大大受到了損傷。當時的一些“左聯”領導人一方面在利用魯迅，一方面又不尊重魯迅。所以魯迅曾經沉痛地說：他只好“橫站”著，一面要防止來自前方敵人的明槍，一面還得小心來自自己陣營里的暗箭。“左聯”的負面影響一直在其后的歷史中得不到徹底的清算，那種知識分子內部的“內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是在建國后二十年里，魯迅走了，當年那些追隨他的一些人或與魯迅關系比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57年所謂“馮雪峰、丁玲反黨集團案”就株連了一大批“左聯”作家。而這時候，魯迅仍被作為一面旗幟。“他的方向就是代表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文革”開始以后，“四條漢子”也被打倒，“左聯”文藝給全盤否定。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以來的整個文藝歷史給加以“一條又粗又長的‘文藝黑線’”的罪名。
80年代，學術界在“左聯”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出版了不少關于“左聯”的研究資料以及個人回憶錄，比如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藝資料匯編》（馬良春、張大明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左聯回憶錄》（上下二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等。到了近些年，“左聯”研究開始走向冷寂，可仍有一些人甘守這份清冷，繼續在這個領域默默工作，孔海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孔海珠從事“左聯”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多年，并已有多種科研成果面世。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奠基石，舍此，我們沒有直接走近歷史的捷徑。風風雨雨的20世紀已經成為歷史，可它所留給我們思考的問題很多，并伴隨我們進入新的世紀。我們的思考和研究應該是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基礎上的，否則，我們的思考就沒有依憑，這種時候，就更顯示了史料工作的重要性。關于“左聯”的史料我們已經掌握得十分豐富了，但是可待發掘的空間仍然很大。因此，孔海珠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與孔海珠女士可算是世交。我很早就看到過她父親孔另境先生編的《現代作家家書集》，是由魯迅作序的。1951年，孔先生在上海春明出版社當總編輯，約請我的妻子任敏編一本《北方土語辭典》。可能因為南方人很難聽懂北方話，意思也不明了，引發了孔另境編這本書的想法。這本辭典收集了陜西延安，包括山西等解放區的北方土語土話，對于北方的風俗習慣和南方的不同地方也有解釋。以后，香港、臺灣都有翻印本，舊金山和東京也有譯本。因為它對研究解放區文學有幫助，使他們搞懂一些只有中國北方才有的土話。這也是任敏單獨出版的唯一的一本書。“文革”后，孔另境先生的妻子金韻琴給我送來了他的遺著《庸園集》，才得知孔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國歷史發生了新的轉折，作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我脫離了二十多年的監禁與勞改的與世隔絕的生活處境，被“解除監督”，回到原單位中文系資料室當圖書資料管理員。當時，全國三十幾所高校中文系籌劃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聘請我為特約編委，這是四人幫粉碎后，我的第一個社會職務。叢書中的《茅盾專集》由復旦中文系的同志協同茅盾的內侄女，即孔另境和金韻琴的女兒孔海珠共同編著。那時，孔海珠正在為茅盾撰寫回憶錄在上海做資料方面的助手。這樣我和她認識了。1979年末，我來到久違的北京，事先已請海珠給茅盾的兒子韋韜寫了信，想請茅盾為這套叢書作總序。在交道口的一個四合院，拜訪茅盾時韋韜在旁，茅盾視力很差，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說，我是賈植芳。他起先沒有想起我是怎樣的人。我說，請你給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寫個序。他說，我不大為人寫序。在旁的韋韜說，你也不少寫。他起身進去休息。韋韜對我說，你放心，他會寫的。果然不久他將序寄來了，給我們這套叢書增加了分量。1987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寫了一部七十八萬字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作家》，當時的所長徐俊西同志托我為此書作序，我勉為其難的原因是該書不但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指導現實的意義。我在審讀此書的時候，讀到孔海珠寫的幾篇分量不輕的文章，不知她是否是從此時開始從事左聯文化的研究。孔海珠是新中國第一屆新聞出版專業的畢業生。畢業后，因成份問題，被分配到上海圖書公司做資料員，這倒使她因禍得福，成了李斯所云的“糧庫中的老鼠”，利用職務之便，大飽眼福，給了她一個絕好的學習和研究的機會。80年代初，她作為訪問學者，來復旦進修兩年，我們就成了熟人。孔海珠出生于文化世家，受家庭環境影響，她對文學、學術有著執著的追求。這些年來，她編著了不少關于茅盾、于伶、她的父親及家人的資料，顯示了深厚的學術實力。孔海珠新著《左聯史料新探》是她近些年研究成果的集成，該書集中于“左聯”后期史料的鉤沉、查找和研究，填補了“左聯”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文報》的發現和研究，給“左聯”后期的組織活動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切實的史料依據，這為完整地評價“左聯”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據。
作此序文，算作我與孔海珠女士兩代人友誼的紀念。
《文匯報》2001年2月10日
發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