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靜男
禁殺耕牛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成為明朝的開國皇帝后，便將“田野辟、戶口增”定為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首要任務，通過移民墾荒、減免賦役、遍設軍屯、贈送耕牛等獎勵政策，全國的糧食產量迅速提高。他甚至將皇家園林都開辟作為稻田。湖北黃陂大余灣一些古宅檐下還保存有明洪武時期的壁畫，其中的一副狀寫朱元璋背犁牽牛的情景。
朱元璋禁殺耕牛，成為明朝的傳統。下面這條史料可以說明這一點：陜西道監察御史花良阿奉旨巡視京師西域，根據調查情況，上了一道奏折，建議將回民宰殺的、由內蒙古等地販來的食用牛同宰殺一般耕牛加以區別對待，不應一律禁殺，否則“國課有虧”，于國家不利。嘉靖皇帝以“國家稅出入豈系此區區”為由駁回了花良阿的意見，還貶了他的職。于此可見耕牛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其實這也是中國農耕文明的傳統。早在春秋戰國期間，秦國就制定了“廄苑律”，規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評比耕牛。滿一年，在正月舉行飼養耕牛的大考核，成績優秀的，賞賜給當地管農事的官吏一壺酒、十條干肉，免除飼養員一次更役，賞賜牛長資勞三十天；成績低劣的，要嚴厲批評當地主管農事的官吏，罰飼養員資勞兩個月；如果耕牛的腰圍減瘦了，還要笞打主事者。在漢代，用“盜馬者死，盜牛者加”（《鹽鐵論·刑德論》）等嚴刑酷法來保護耕牛，把耕牛提到了“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風俗通義》）的高度。
唐宋以后，基本都沿襲了這種認識。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對牛尤其是耕牛都十分重視。《元史·本紀·順帝》記元惠宗言：“盜牛馬者劓（割鼻子）。盜驢騾者黥額（用刀刺面額然后涂墨），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后頸），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懲戒的力度彰顯了牛的地位。《儒林外史》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朝廷雖有禁殺耕牛的禁令，湯奉不問因由，竟然將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師傅活活枷死，鬧得群眾義憤填膺，鳴鑼罷市。這從側面反映出清朝政府是禁殺耕牛的，雖然比嘉靖皇帝有所松動。
在搞人民公社的時代，集體的牛指定人員飼養。每年都要進行耕牛評比，以定飼養者的工分。這與秦國的做法很接近了。我們那兒有個笑話：有一位貧農出身的縣長在一張請示處理傷殘耕牛的報告中簽下意見：“同意宰殺某某某”。某某某是他的名字，沒有另行寫，就會引起歧義。從這則逸聞中也能看出幾十年前基層政府對耕牛的管理還很農耕化。
牛鬼蛇神
牛在上古時期，本是一種野生動物，要將牛馴化成“老黃牛”、“孺子牛”，先民發明了“牢”。甲骨文、金文中都有“牢”字。兩款字形都像一頭牛被圈養在地窖之中的情形。“牢”字的外框（現縮減為寶蓋頭）便是古代地窖的象形。在殷商遺址的發掘中，人們發現了許多大大小小、或圓或方的地穴，淺的有二米或四米，深者達九米，有些地穴的前面有漸升的坡道，坡道的底部可以用木質的柵欄門堵起來。這就是“牢”的物證。
小時候，經常聽到一個詞：牛鬼蛇神。它用來表示地富反壞右分子，意思是這五種人沒有做人的資格。也曾有過懷疑：牛怎么與鬼搭配在一起呢？人們對牛的感情與對鬼的感情大相徑庭啊！牛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詠贊頌的對象嗎？
這可能是我們對鬼神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造成的。在遠古先民的心目中，鬼與神都是好詞。《說文解字》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意思是說，沒有神，就沒有世界。按沈兼士先生的《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中的解釋：最初的鬼，指的是一種類人的大頭生物。它體積很大，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魁梧”吧。“魁”里面也有個“鬼”。“魁梧”的牛與“魁梧”的鬼相提并沒有吃虧，因為鬼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周禮》中有一個高級官職叫“大宗伯”，他專門掌管“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后來“鬼”從被人崇拜的地位下降到“踏上一萬只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就像“牢”的外框演變成了和“家”一樣的寶蓋頭，讓不知底細的我們疑問叢生。
《北京青年報》2009年1月19日
發布日期：200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