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景
一、蘊晉商之美，凝民族之魂
自古晉人善商，山西人經商歷史悠久。“絲綢之路”，這是一條不能被人們遺忘的商路。依據“從來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暫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這也是晉商“天成西”老字號“先做人，后經商”高度完善的人格化秘訣，也是晉商文化一面歷史的鏡子。
解放前，銀川市八大商號中最大的商號就數“天成西”了。陸續創立的八大商號，即“天成西”、“隆泰裕”、“廣發店”、“百川匯”、“敬義泰”、“合盛恒”、“福新店”、“永盛店”。人稱“寧夏八大家”。
民國前期，即民國元年（1912年）至抗戰前的1936年，以“寧夏八大家”為代表的晉商商業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
“天成西”在阿左旗專設分號，“隆泰裕”商號在城內、伊克昭盟設有分號。“天成西”、“隆泰裕”這兩家除了經營百貨，還專做蒙古人的生意，用內地產的磚茶、酒、食品、生活用品等，換回蒙古人的皮毛。“廣發店”、“百川匯”在城內設有總號，主要兼營雜貨業，也到蒙古地做些流動生意。“敬義泰”在城內開設鋪面，做醬菜、糕點，釀酒兼營雜貨。“合盛恒”有鋪面，也是經營百貨業。這些商號貨物的來源專從山西、天津、陜西、四川、甘肅等地區往返進貨。有的商人也在夏天雇木船往包頭販運。去時運些藥材、白麻、蜂蜜等，換回些日用粗雜貨。相傳，商號們除在集市上進行物資交易，還有一種傳統的習慣，就是利用廟會進行物資交流。銀川市的廟會很多，時間不等。如城隍廟在清明節，關帝廟在五月十三日，西塔在六月六日，北塔在七月十五日，玉皇閣在九月九日，還有岳王廟、紅圣廟、娘娘廟等均有廟會。到解放前兩年，廟會只有北塔和城隍廟兩處。
做為一個山西平遙的晉商后人，我是根據寧夏晉商“天成西”老字號先輩們的世代相傳，“天成西”的起源與銀川古城有關。我總覺得隔了一層，和山西人不太一樣。同樣，我是從最初了解“天成西”老字號創辦于清朝末年，到他們是義聘山西最大一家西路商號，山西交城縣“天元恒”皮貨莊沈、郭、丁三家合資股份制開辦的。創辦時兩間鋪面，臨街座北朝南，中間是大門，門上橫懸一塊長3米、寬1米的木匾，黑色花邊，黑底金色“天成西”三字，是聘請山西的前清舉人趙錦文手寫的隸書體，在“天成西”三字旁邊是幾行隸書小字。店鋪設在今銀川市鼓樓西街供銷商場處，以銷售日用雜貨為主。有資金4000兩白銀，領東經理是趙登科，山西平遙人。由于他幼年時家境貧寒，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每天起早貪黑，克勤克儉，雖然“天成西”老字號家業很大，但他從不亂用一文錢。他善于團結其他掌柜的，他們對經理趙登科的話說一不二。他們上下一致，齊心協力，從不鬧意見。
民國初年，營業逐漸興旺，鋪面擴展為5間，后面一堂二院屋70多間，后院作為駱駝馱運到銀川設立的貨棧，后大門座西向東，通今銀川市鼓樓北街，改為批發兼零售。領東經理是董欽賜，山西平遙人。此人經營有方，經營范圍由日用雜貨擴大為棉布、綢緞、五金、顏料、紙張、糖茶、煙酒、海味、土特產、棉花、二毛皮等等。
二毛皮是鹽池的三寶（食鹽、皮毛、甘草）之一，又是寧夏紅、黃、藍、白、黑五寶之一，尤以鹽池最佳。“天成西”先將收購的二毛皮按季節分為四類，即冬皮、春皮、秋皮、夏皮；按毛的根色，分為青根、雪根；按毛根與板的角度，分為直根、斜根。“天成西”將二毛皮按照皮子的類別和皮質的好壞，把它劃分為五個等級，其標準是：看皮子的季節，毛的顏色，板的薄厚，花彎的多少，張頁的大小等。如果是冬皮，青根、斜根、板厚、張大、彎多，劃分為一等品。春皮一般劃分為二等品。它的特點是，色澤潔白，手感柔軟，自然彎曲，人稱二毛皮九道彎．穿起來輕便、舒適，飄逸瀟灑，獨具風格。價格隨行就市，一般情況下，外銷好一點的每張可賺3塊左右的現大洋，二轉子每張可賺1塊左右的現大洋，年銷售量在10000多張，可賺50000塊左右的現大洋。
“天成西”老字號在分配方面，年終盤點，每三年決算分紅，叫做帳期。每帳期均增加股金，當時“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掌柜、管帳先生以及店員都是山西人，十分精明能干。店員每三年回家探親一次，每次半年，工資照發。每年除農歷正月初一至初五放假外，端陽節、中秋節等也放假。各股東也從不在商號中胡支亂用，規定三年結帳一次，按股份多少來分紅利，為了增值，擴大資金，他們只取其中極少紅利。在舊社會做生意的都把顧客對本商號信譽看得很重，故把諸如童叟無欺、笑臉相迎、罵不還口之類古皆有之的經商之道，視為生命。“天成西”老字號平時對學徒們的教育也是以此為根本，這是和當時在寧夏商界占統治地位的山西幫是一樣的。
“天成西”老字號不同一般商號，不采取死分活值，東家的股份是死的，人力股是活的，一般按四六分成，股東6分，人力股4分，頂人力股的最多1股，最少1厘。“天成西”是合資股份制，在三年的總現金收入中，扣除股金總額和財神股，余額即按股份的比例大小分配給店東和頂身力股者。以“天成西”老字號的分紅辦法為例：沈、郭、丁三家股金總額為7200兩銀子，占全部股金的3股，每股為2400兩銀子，頂身力股者占15股，財神股占1股。“天成西”老字號頂生意的經理店員，人股大于銀股，銀股不變，人股不斷擴大，促進了經理店員的積極性，他們愿意為商號的興旺發達獻計獻策，這也是商號興旺發達的原因之一。所謂財神股，即和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相似。其抽取的辦法亦是每三年1次。比如第一次商號分紅按18股分紅，第二次便按19股分紅，這樣每三年遞增一財神股。財神股屬于全體股東（包括頂身力股者）所有。因為它能夠給全體股東們帶來增值，使商號財源不斷擴大，故稱財神股。
“天成西”老字號與山西幫其它商號大體相同，先教授進店學徒或練習寫字，或懇求授業師傅口授生意經和教授珠算。教授他們“先做人，后經商”，進店學徒夜里打烊（即停止營業）練習寫字或練習珠算，經過幾年就可以升為頂生意的小掌柜，并決定學徒（頂人力股）的人是否進帳，分紅利要根據商號的利潤多少而定。每年結帳，號外帳不論多少只計1％，路上的貨只計2％，外莊存貨只計3％，號內存貨只計3-5％。這種結帳方式使絕大部分資金都變成為積累資金，促進了“天成西”事業的發展。但是“天成西”最終人力股大，銀股小，得到好處的還是人力股，據說70～80％的積累資金均為人力股所有。店股東規定，每帳期將股東紅利提取小部分外，大部分股入店鋪，累帳倍增，以便擴大“天成西”的經營資金。
寧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稱，物產豐富。二毛皮馳名國內外，灘羊的羊羔皮毛細柔軟，自然彎陷，品質優良，頗受各地歡迎。鹽池、同心、金積、靈武等地的甘草含有豐富的脂肪、蔗糖等成分。中寧產的枸杞粒大、皮薄、肉厚、顏色鮮紅，是寧夏的名特產。山區產的發菜更是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這些土特產由于當時交通不便，運輸不出去，嚴重地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寧夏本地又沒有自己的輕工業生產，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全靠外地輸入。
黃河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從甘肅省的黑山峽進入寧夏境內。銀川平原唯黃河而存在，唯黃河而發展，水資源始終是銀川平原統籌全局的要素之一。由于中國黃河與長城的歷史原因，銀川古城并沒有給我們留下有關引黃灌溉的系統理論專著。但銀川古城建筑藝術的高度成熟及其偉大成就，證明銀川古城不但擁有而且已發展為十分富于中國特色的建筑藝術，包括一整套引黃灌溉設施，也包括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的文物建筑遺址是國內唯一。自秦、漢、唐先后開掘的秦渠、漢渠、唐徠渠等九大干渠，素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美稱。青銅峽大壩營是唐徠渠、大清渠、漢延渠、惠農渠等4大干渠之首。銀川平原田野上溝渠有致，稻花飄香，沃野平疇，一望無涯，形成為黃河“母親河”流域一大奇觀。
乾隆初年，清朝政府調山西、陜西兩地幾萬漢族綠營官兵來寧夏戍邊，駐守長城及賀蘭山各山口，以防止山外的游牧民族入侵河套產糧區。后來，這些綠營退役的官兵多數回鄉謀生，少數人則在寧夏落了戶，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成為往返于山西家鄉和寧夏之間的行商，只有少數人在寧夏務農或開辦小當鋪和小雜貨鋪。晉商每年來寧的落腳點是銀川。在乾咸期間的百余年里，山西行商盡管還是從事簡單的用山西土布換取寧夏糧食的貿易活動，但它打破了寧夏千年以來封閉式的小農自然經濟社會的平靜，對促進寧夏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大約是清朝末年，“天成西”老字號的先輩們趕著駝隊運送貨物，從山西平遙、汾陽出發，過離石至軍渡，過黃河入陜西境內，經吳堡西行至綏德，由此北上到米脂、榆林，再向西南行經橫山、靖邊、安邊、定邊，入鹽池過橫城渡黃河到銀川。相傳“天成西”老字號的先輩們常年往返于此路，后扎根銀川。當時，他們在天津、包頭、太原等地設有很多莊點，并有很多常住莊客調查商品信息。他們經常用電報和信件聯系，互通信息，及時掌握天津等地對本地土特產品的需求量、行情、價格漲落情況以及本地對外地日用百貨不同季節的需要情況，采取靈活的購銷措施，這樣就購銷兩旺，“天成西”生意越做越活。
“天成西”老字號的店規與山西幫的大同小異，每人一年3套衣服，吃、住、看病、理發號上全包，三年探親一次。號上人如因病而亡，不論花錢多少，他們均買柩運回原籍安葬。家中如有婚喪大事，店里還給送去一些禮金。偷盜、貪污、吸煙（鴉片）、嫖賭為店內工作人員大忌，違者開除出店。想當學徒的人一般先由同業頭面人物引見，后由經理、掌柜、股東們審視被招者的五官相貌，并讓其書寫幾個墨筆字以觀其文化水平。合格者要有同業商號為其做鋪保，即政治上的擔保人或介紹人，方可進店學徒。
學徒生活是很清苦的。當時，商界流傳著一首學徒口訣：“開門掃地涮煙袋，提茶倒尿暖鋪蓋。”這些雜務，要求學徒不僅起得早，而且要手腳利索。晚間打烊（即停止營業），學徒們又要給長輩們泡好茶，打好洗腳水，鋪好被褥，然后才敢做個人私事。他們均常年練習寫字，或懇求授業師傅口授生意經和教授珠算。深夜里，還要起來喂牲口。平時，學徒要給長者端飯、洗衣服，做店內的日常雜務，如挑水、喂豬、倒尿、鍘草等。學徒期3年，學徒期間無工資，店東每年給他們4兩現銀。店員與學徒的吃住，均由店東在店內供給，一般不準探親回家。學徒每月免費剃頭兩次，3年出師方可留發。對剛出師的伙計兩年內仍不準回家探親，其目的在于安心掌握店內生意和技能（練習珠算或練習寫字）。
二、“天成西”的“根”，文化是“靈魂”
山西商人簡稱晉商。除了幾十年來的商業炒作，割斷歷史陷入的誤區，晉商在人文精神上的社會教育意義和價值，對社會文明的貢獻，卻不可思議地被社會選擇性失盲，被熟視無睹，對中國山西商人的商業文化了解，總是隔了一層。這種對晉商文化的阻隔是有很大的問題。人們欣賞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是近代中國的三大移民活動。山西商人有個天生的血脈里的DNA的基因，有一個晉商文化的RMA基因。所以人們比較容易接受晉商文化，是以“和為貴”。這些講“誠信與敬業”的歷史過程，的確長中國人的志氣，而且讓我們深愛中國晉商文化。但中國晉商文化是高于西方文化的，表明晉商是以“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的“誠信”體現，也許我的感覺是錯的。我們還是對中國山西商人的商業文化了解不深，所以總是隔了一層。中國山西商人曾經非常牛過，比如說在人文、智慧、感悟上精密的開創了商業股份制和票號業的文明先河，令國人耳目一新。
清末和民國初年，一些較大的私營商號，多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百姓謂之官商衙門。“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由于行幫和地域關系，始終對寧夏官府存有戒心，不敢深交。尤其在當時軍閥連年混戰，政局不穩的情況下，過往軍隊對商家的敲詐勒索，使“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悟出了一條經商之道：“交官窮，交客富”，認為“和氣生財”才是商人的正道。“天成西”老字號的一些店規，他們均言簡意賅，真實不虛的反映了這些思想。
一、店員待客口訣是：“吸煙（系指水煙、旱煙）、喝茶、請坐下，貴姓寶號是誰家？”
二、店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笑臉迎接顧客，嚴禁出言不遜。
三、店員在營業時，要衣帽端正，不準坐，切忌背靠柜臺。
四、嚴禁店員帶家屬或親朋進店居住。
五、嚴禁店員在外吃喝（專指在其他飯館吃喝）、嫖、賭、抽（專指吸大煙）。
六、嚴禁店員夜不歸號，違者解雇。
七、嚴禁店員逾假不歸。
“天成西”這些店規多沿襲山西商人“和氣生財”的老傳統，規定柜臺店員待客如賓，有問必答，笑臉相送，忍字為先。經理常站柜臺接待顧客，或觀察店員工作。如看到不順眼的地方，立即糾正，嚴重的還當場訓斥，毫不留情。店里要求店員必須熟悉貨物性能、特點，不哄騙顧客，不夸大其詞，讓顧客買著放心，使用放心。他們賞罰分明的店員年薪和升降規則，如允許能干的店員可升任有“身股”的小股東或小掌柜，從而能夠充分調動店員學徒們的積極性，無疑比寧夏當地幾百年傳統的手工業作坊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奴役性師徒關系要先進得多，也是對這種舊生產關系的一個極大的沖擊。
“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多是從本土將土布、土線、火柴和鐵鍋、鐵鏟運送到寧夏，然后收購寧夏的羊毛、枸杞、甘草和發菜等土特產。“天成西”從天津進貨，然后運送到包頭，再由包頭通過水運和陸運到達銀川。運貨辦法，一是在黃河冬天結冰時陸路駱駝運輸；二是春天黃河解凍后水路運輸。陸路運輸全靠商號自養駱駝和雇腳行的駱駝馱運。運貨前，先將收購的土特產品打成150多斤重的長方形大包，每峰駱駝馱兩包，六七峰駱駝為1鏈，每批至少5鏈，多至20余鏈。每鏈有1位拉駱駝的工人，腳行有1位掌柜的，商號也派出1位經理或一二位店員隨行。有時還雇人保鏢武裝押運。每鏈最后1峰駱駝帶1個鈴鐺，一走叮當響，表示沒有掉隊。每鏈相隔20多米。行至半夜休息1小時左右，繼續趕路，至天明前卸貨，讓駱駝休息。天亮后工人將駱駝趕起來吃草，工人開始支起帳篷，生火架鍋，洗米做飯。飯后，工人打開行李在帳篷內休息。天黑前，工人又開始忙碌起來，先把貨包架在駝背上，然后一鏈接一鏈的向前走，一般日行六七十里。
“天成西”駱駝隊行進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寧夏城（即今銀川）出發，途經平羅、石嘴山、三道坎、臨河、五原，抵達包頭。此路線較遠，且經幾段山路，行走很困難。黃河春天解凍后，商號也有時租用運戶木船運貨。一般順水裝貨東行，日行七八十華里，半月左右可抵包頭。返回裝貨逆水西行，一人掌舵，十幾人在岸上拉纖，日行三四十里，20多天可抵寧夏城。另一條路線是從鹽池縣興武營的天成源用膠輪馬車將貨物運至石壩，渡黃河到橫城渡口，再經內蒙古伊克昭盟的補龍廟、新召廟、堿湖錫尼鎮等地，從樹林召過河到包頭。這條路線短，往返僅需20多日，且費用低，但途經地多是荒無人煙的沙漠和草地，常有土匪出沒，風險較大。那時候的商人很苦，光從山西平遙運貨全靠雇腳行的騾馬和駱駝轉運，路線是從平遙出發，經汾陽、離石，由軍渡過黃河到陜北吳堡，再經綏德、米脂、橫山、安邊、定邊等地，進入寧夏的鹽池，然后穿過草地到靈武縣的橫城，再由此過河到寧夏省城。就需要走20多天，有的用駱駝和騾馬馱運貨物，也有的雇用專門從事貨物運輸的腳行送貨。
“天成西”運到包頭的土特產品，少部分在歸綏等地銷售，大部分裝火車運到天津銷售，可獲三四倍的利潤。當時由包頭裝船，逆水行舟，每擔（240斤為一擔）運費一兩七錢白銀，日行40里至50里，全程約需30天左右；順水行舟由銀川運出寧夏土特產，每擔運費一兩白銀，日行80里，全程約需18天到包頭。據說，民國25年（1936年），“天成西”在用自養的駱駝500多峰向包頭運貨時，每峰駱駝按馱350斤計，共馱14萬斤。此次運貨，暗中雇了兩個連的馬家部隊護送，由1個營長帶隊。“天成西”除上述水陸兩線外，商號每年收購的甘草多雇腳行馬車或租用官方汽車運至西安，再裝火車到鄭州或武漢銷售。
“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他們大多出身于貧寒的農民家庭，15歲被從山西老家帶到寧夏當學徒，當了掌柜以后，對店員關懷備至，從嚴要求。他們沒有忘自己小時候受的苦，每次從老家回來，都要從村子里帶出一批窮苦的小年輕人，自己出上路費，到寧夏后安排在店內當學徒。他們對這些學徒十分寬宏，工資待遇高，逢年過節給店員、學徒發新衣服、新鞋襪，家里有困難可以提前支取工資；如有疾病，及時請醫生看，店員學徒回老家，工資照發。他們每次回老家，主動到各店員、學徒家里問寒問暖，遇到困難，及時幫助解決。所以店員、學徒都聽他們的話，對店里的工作一心一意，任勞任怨，愿意為店里出力。他們平時對學徒也十分嚴格，要求他們先做人，后經商，嚴格遵守店規，精心精意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店員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提貨、運貨、接待客商、伺候掌柜的等。要求他們對客人和顏悅色，熱情接待，不準抽煙喝酒、打架鬧事，不準夜不歸宿，店員干得好的，經過幾年就可以升為頂生意的小掌柜。
山西商人很聰明，據中國殖邊出版社于1934年8月出版的陳澤桂著《寧夏的經濟概要》中記載，“就省垣而言，大小商店共祗三百數十家，其中晉商居十分之六，秦商占十分之二”。晉商經營商品的范圍，“八大家”的貨物是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清末民國初，“天成西”的這些貨物主要輸入渠道是包頭、山西、平津地區，貨物中洋貨占相當大的比例。從天津購進的洋貨中，紡織品有“金洋牌”漂白布、“人頭牌”斜紋布、“五馬牌”粗布、德國緞、泰西寧綢、直貢呢、花達呢、花嗶嘰、巴黎呢等，糖果香煙有荷蘭白糖、德國方塊冰糖、英美生產的“三炮臺”、“哈德門”、“單刀”、“紅錫包”、“老品海”等香煙。國貨品種主要有土布、水煙、旱煙、紅糖、海味等。抗日戰爭后，天成西進貨路線改走西安，主要購進商品有：湖北云夢永機布、杭湘綢呢絨、陜西棉花、湖廣茶葉、廣糖、桂花醬等。經過“天成西”同仁的苦心經營，他們將在寧夏收購的特產打包發往天津，然后通過貨棧買給洋行，或將貨物賣給廣商、港澳商或英國商人。
此外，“天成西”老字號的經理，除在銀川設立總店外，還在天津設立貨棧，買下一座洋樓，在貨棧有銀川常住客商數十家。和在寧夏附近各地設有分號，如靈武縣橫城渡口的天成裕、鹽池縣興武營的天成源、內蒙古鄂托克旗的天成通（草地）。使得信息更加靈通，以便其及時調動急需商品，并堅持薄利多銷的經營方針，這些商業理念及作風，對寧夏當地的官商舊習形成了極大的沖擊。“天成西”在天津、包頭、歸綏、西安、蘭州等地都設有莊點，有常住莊客，從事經營，推銷業務。這樣就擴大了購銷渠道，增加了商品種類和數量。上個世紀清朝晚期民國初年，“天成西”曾與銀川八大家，憑借誠信、守規的商德和文化，在寧夏建造了從無到有的商貿流通體系，統領寧夏、內蒙古河套地區、陜北一帶的流通商業，為這一區域性經濟的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天成西”是先做人，后經商，以“誠信為本，永不虛偽”。分號以天成源為最大，附設中藥鋪坐堂先生，如有疾病，及時為病人醫病、看病。遇有垂危病人不能來診治，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有人捎信代話，均能及時趕往病人住處，送醫送藥，精心診治。對看病抓藥，一時資金困難者，采取記帳、賒藥的靈活多樣的方式。前來看病的有內蒙古、陜西定邊等地的患者。天成源自始堅信“勤能補拙”，本著信譽至上的宗旨，服務周到，童叟無欺。總之，這些便民措施，雖是細微之處，但作為顧客來說，他確實從內心感到“天成西”是盡心盡力為顧客著想。所以，顧客們一傳十，十傳百，把“天成西”的好名聲越傳越遠。從寧夏鄉鎮傳到陜、甘、蒙等省各地。
由于天成源的信譽好，秤稱得公平，農民說有甘草要送天成源。顧客們宣傳，前來的人絡繹不絕。天成源每年收購甘草四五十萬斤，并有其他藥材。甘草加工成特等的稱榔頭草，直徑約一寸左右，顏色淡黃色，不允許有空心；一等有大拇指般粗；二等有小拇指般粗；三等是紅粉草：四等是毛草，鉛筆般粗。甘草全部切成二尺長，切片，一部分蜜制（用蜜制炙甘草），抓方子用，主要是由天津外銷出口。收購羊毛四五十萬斤、二毛皮近萬張，還有糧食等。這些分號還經營畜牧，天成源有駱駝四五十峰，馬幾十匹，牛六七十頭，羊500只。天成西共有駱駝200多峰，以母駝繁殖為主，還有馬60多匹、牛80多頭、羊2000多只。“天成西”生意興隆，資金雄厚，從不受銀行控制。
鹽池縣城，古名花馬池。城址在本縣北部邊緣，興武營的天成源往北約20公里，便入內蒙古地界。自清兵入關，長城內外蒙漢民族逐漸融洽，來往頻繁。蒙古族自古以游牧為生，不事農桑，所有衣食及生活用品，幾乎全靠畜產品來交換。“天成西”于是在長城沿線城鎮便產生螺馬交換。騾馬大會均有定期，七月會期間，近有來自寧夏川區、陜西、內蒙古、甘肅的，遠有來自青海、山西、河南、河北的。大會最盛時，馬、牛、騾、驢、駱駝等大家畜可達上萬頭，羊只可達數萬只。商賈來自四面八方，日用百貨應有盡有，以通有無。大會期間，有來自山西、陜西戲劇助興，戲價由大會向交易者按百分之幾抽征。清末，蒙人因抗拒征稅，曾被地方官將其人畜驅出長城外，并限令漢族不得越邊交易。蒙人恐怕失去生活資源，只得承擔納稅之義務，以后再未發生沖突。
當時董欽錫是天成西經理，能夠團結其他多位山西經理，上下同仁們認為生意越做越大，全靠“天成西”經理帶頭。侯立本是隆泰裕的經理，張廷璠是福新長經理，福新長掌柜的有王立五和羅玉堂等人，大家齊心協力，共同經營。晉商重視穩妥經商，慎待“相與”。所謂“相與”，就是有相互業務的商號。所謂慎待，就是不隨便建立相與關系，但一旦建立起來，則要善始善終，同舟共濟。晉商在西北地區能夠由小到大，并能發展成為寧夏的八大家，主要原因如下：
隆泰裕主要是派人在鹽池、同心、中寧、山后現阿拉善左旗、靈武等地收購皮毛、發菜、枸杞、甘草等土特產，運往包頭、天津等地批發，再從天津、西安、包頭等地將布匹、綾羅綢段、棉花、紙煙、紙張、茶、糖、蠟燭、肥皂、煤油、火柴等運進，在當地批發出售。
福新長是一個貨棧，在店內有常住客商數十家，商店除自己推銷貨物外，還常代客商購銷貨物，從中收取傭金。同時，在福新長隔壁開了福玉長商店，主要供應本商店的米、面、油、鹽、醬、醋等物品并對外零售。在1930年，還負責包銷山西太原煙草公司的紙煙，包銷地點是西安、蘭州兩地，銷售量很大，盈利很多。福新長在天津、包頭、歸綏、西安、蘭州等地都設有莊點，有常住莊客，從事經營，推銷業務。這樣就擴大了購銷渠道，增加了商品種類和數量。1915年~1937年是福新長最盛時期，鋪底的資金有70萬銀洋之巨，商號內的人員達100多名，其中包括縫紉、磨工、理發、烹調等。
到民國22年左右，“天成西”進入最興旺發達時期，歲入銀元50多萬，學徒店員達100多人。同時將大部分生意貨物轉到天成源，以躲避日益增多的差稅。為了避免做賠錢生意，天成源同時雇毯匠、皮匠多人，為其加工生產。自己釀酒，黃酒含有較豐富的營養，老年人喝過黃酒，都覺精神舒暢，孕婦分娩后，喝上幾口黃酒，可以活血、補氣、祛除淤血。“天成西”在全國一些主要的商業發達地區都派人住莊，調查商品信息，建立自己的信息網絡，進行信息反饋，分析市場行情，負責調運貨物。清末民國初到抗日戰爭爆發，“天成西”在外設莊的地區有：天津、上海、西安、成都、鄭州、禹州、漢口、包頭、蘭州、固原、靖遠、涼州等地。一般每莊1至2人，住莊人員除了解商品信息、發運貨物外，還代其他字號和個人兌匯款，匯費一般為2％至3％。
“天成西”在包頭、天津、上海設有莊點，在西安、蘭州、武漢、鄭州等大城市也派員駐莊，信息靈通，購銷兩旺。讓我們來學習、了解和發掘過去山西商人的優秀事跡，“天成西”商號都是從一點一滴的誠信做起。“天成西”是先做人，后經商，以“忠與義”為核心，發揚著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盡管如此，“天成西”為長久發展著想，開創了以和諧與誠信為主體的商業股份制；并且為適應“匯通天下”的商業發展需求，創新了“票號”的先進性，使商業和金融流通，加快了寧夏地區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向前發展。所以“天成西”的先進性對于中國文化和文明傳承，都是起著極其深遠的進步意義。
據《寧夏老字號》一書記載，清光緒年間，外資入侵，設立洋行，遍收陜、甘、寧、青、內蒙古牧區皮毛。眾所周知，英國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于咸豐八年（1858年）用炮艦迫使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所以《中英天津條約》為西方各國深入我國內地廉價掠奪土特產和傾銷洋貨大開方便之門，從而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進程。當時外國洋行來寧夏石嘴山之確實年月和經營情況，因無文字記載，無可考稽。正是中國處于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時，清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已完全處于屈服投降之境地。相傳，洋行初期資本并不怎么大，主要是在《辛丑條約》以后。外國洋行即利用不平等條約，培養中國買辦，在石嘴山設立十大洋行。十大洋行中，資本雄厚、扎莊時間最長的有六大行。他們通過中國買辦的穿針引線，利用和清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避免了一切稅則；又勾通官府，結連豪紳，與封建勢力串通一氣，所以使他們能夠壟斷我國西北地區的皮毛業達40年之久。可是，三瘋子當了37年英國羊毛買辦，剝削而來的這座銀山，興建的“德榮堂”，興建的“積德堂”，幾年功夫就讓后一代人因吸食鴉片或吃喝嫖賭而揮霍一空，敗家破產！
羊毛有寧毛與青毛之分。寧毛因為一年剪兩次，纖維較粗，故收購價格低，在早期每100斤3兩～5兩銀子，晚清時增至7兩～10兩，運至天津售價為25兩~30兩，最高達35兩。青毛因為一年剪一次，纖維較長，故收購價格較寧毛為高，平均每百斤15兩—20兩，運至天津售價為30兩～40兩，最高達到50兩以上。根據這個收、售價格來看，最少也有1／2的利潤。若以六大行的總運量來說，則年達1500萬斤以上。根據《西北叢編》所載：“各洋行專門收購甘、寧、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運、駝運至天津出口。……昔貿易盛時，年可收皮百萬張，羊毛約3000萬斤。”洋行除直接向牧民購毛外，也委托中間人、商販、商號代為收購。有的商號以有利可圖，也自己收購然后轉賣給洋行“外莊”，在將收購的皮毛集中后運送至石嘴山洋行，經過加工，再船運或駝運至包頭、歸綏，轉運到天津。
除上述情況外，還有一個外資入侵，對于中國晉商的壓榨盤剝，也是值得一述的。說到壓榨盤剝，據“天成西”老字號先輩們說《天元恒》皮貨莊沈、郭、丁三家，正是洋行勾通官府最大受掠奪的晉商，這是他們義聘“天元恒”皮貨莊沈、郭、丁三家的初衷。洋行的經營方式和采用的手段無一不具有殘酷的掠奪性。以殺價收毛、實物交換，即等于變相的掠奪，就這樣壓榨盤剝，在西北地區因其倒閉了多家商號。洋行貸銀訂毛這種方式簡直無異于“趁火打劫”。在石嘴山設立洋行“外莊”：一欺騙，二訛詐，三掠奪。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洋行借口山西鬧義和團，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部分晉商、牧民將毛運到石嘴山無法銷售，又不能運回，洋行趁機殺價，故不開盤，有行無市。然后他們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實物交換，酌給米、面、布、茶、糖等物換毛，存毛戶無法，只好忍痛接受。洋行趁機卻以此為據點，撒開了掠奪西北皮毛的天羅地網，壟斷了這一地區的皮毛業，剝削這一地區的中國晉商、多家商號和牧民。
“寧夏八大家”其創辦人都是山西人。“天成西”沿襲山西商人的行幫舊習，而在中國西北地區經商歷史悠久，因其地連內蒙古，扼水陸交通之要沖，處農牧富庶之勝地，蒙漢交錯，貿易頻繁，故有清一代設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漢之有無。后來有人說西寧毛質較寧夏為優。而在西北地區，又到處是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光緒初年，政局略定，各項生產漸趨恢復。相傳晉商就是在洋行之前，開辟了西寧這一個“新大陸”的。去青海省西寧府收購一年只剪一次的青毛，它不僅優于寧毛，而且沿黃河用青海省的牦牛皮筏子運到包頭，既便利又費用低廉。但是，這條千年黃沙古道，不僅荒涼冷落，而且沿途盜匪叢生，完全不適宜數以萬斤大宗貨物的長途運輸。
但此消息傳開后，不久天津英商“仁記洋行”挾其雄厚的資本跟蹤而來，并帶來一批天津人，規模氣派都超過晉商。“仁記”一面用錢收買了地方張三、王萬銀作為向導；一面拉攏地方頭面人物作為引線，真所謂“后來居上”，展開了與晉商之間的青毛斗爭。民國十四年（1925年），甘肅省政府廢除了外國洋行商人所持的免稅執照，強令他們購貨要照章納稅，各處的洋行取不上暴利，自行撤回天津。從此結束了外國商人對西北皮毛的收購特權。寧夏地區的皮毛和土特產品歸到晉商商業戶自由買賣，皮毛的價格逐漸上漲，如羊毛的價格截至抗戰時，每斤漲到三角五分到四角，從而增加了晉商、牧戶和勞動人民的收入，同時也促進了當地商業的發展。
總的說來，“寧夏八大家”的發展促進了寧夏社會經濟繁榮，但是社會制度又制約著商業的發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下，許多晉商艱苦創業，希望實業救國，但大都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壓迫下走上了一條失敗的道路。以“寧夏八大家”“天成西”為代表的晉商，曾備受寧夏百姓歡迎。他們不僅給寧夏百姓帶來了從未見過的京、津等地近代機器工業生產的精美紡織品和洋貨，如天津“金洋錢牌”漂白細布、德國染料和方塊冰糖、“哈德門牌”香煙等物品，他們還帶來了令寧夏百姓耳目一新的早期先進的經商理念及作風，他們推行送貨上門和上門收購等。八大家中先后破產的有，這些消極辦法仍不能逃脫破產的命運。
三、“天成西”由興旺走向衰敗
“天成西”商號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逐漸由興旺走向衰敗，到了40年代后期，由于兵荒馬亂和寧夏地方軍閥對商家的不斷壓榨盤剝，晉商們無奈之下忍痛從寧夏的商業統治和壟斷情勢中退出，除“天成西”、“敬義泰”和“百川匯”勉強支撐到解放后以外，其余五家先后倒閉。晉商曾在清朝乾隆（1736－1795年）初年至抗日戰爭前（1936年）的200年里，稱霸寧夏商業市場，但在抗日戰爭的8年里（1937－1945年），他們卻猶如根深葉茂的參天巨樹傾刻間被連根拔起，迅速結束了其在寧夏的200年霸主地位。“天成西”商號大致經歷了四次嚴重的打擊和摧殘：
（1）“天成西”商號是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不到一個月時間，北平、天津、漢口、綏遠、包頭相繼淪陷，11月上海失陷。上海、漢口莊號遭到日本飛機轟炸，損失36萬多元。在此期間，天成西設在上述城市的莊點，由于倉促撤退，財產盡棄。1938年后，平綏鐵路控制在日本人手中，隴海鐵路又被切斷，寧夏面臨威脅，敵機不斷狂轟濫炸，交通阻塞，貨源斷絕。加之馬鴻逵官僚資本控制了寧夏土特產品，并以抗戰為名抓兵要款，增加稅收，商號負擔沉重，從此由繁榮逐漸走向衰落。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的艱苦階段，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商號流動資金消耗殆盡。
（2）1941年，“天成西”商號總經理董欽賜，經商有雄心，力圖振興營業，改經西安、蘭州進貨，但由于馬鴻逵多年的殘酷掠奪，寧夏已民窮財盡，社會購買力下降，營業仍是一蹶不振。行前董經理把號上的事務交給了里鴻飛，并要求里鴻飛在處理號內重大事務時，必須及時向他匯報；他對號內事務的處理意見，里鴻飛必須照辦執行，要求頂住各股東的胡支亂用，這些要求里鴻飛自始至終照辦執行。為了避免國民黨派兵增稅要款和各種勒索，雇兵時常逃跑，部隊又向商號要兵，商號再雇，許多商號就這樣倒閉了。遂將天成西改為“乾元吉”商號，繼續經營。
（3）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物價普遍下跌，只好減價拋售存貨。“天成西”商號總經理董欽賜失去了信心，以年邁力衰為名，返回原籍山西休養，全部工作交給里鴻飛掌握，但他仍遙控商號。里鴻飛膽大心細，長于謀略，能夠不失時機地捕捉商品信息。里鴻飛14歲在固原太和店當學徒，15歲經人引薦入天成西當學徒，后升為司帳，民國20年任經理。與總經理小心自守的經營作風截然不同，他抓大事，也抓小事，盡管商號生意興隆，財源廣進，但他還是處處精打細算，連殘次商品的處理、廢舊包裝物的再利用，他都親自過問，妥善處理，但在生意上的正當花費他從不吝惜。又將業務工作交給白鴻儒掌管。白鴻儒系山西交城人，擅長交際，廣施結納，經常出入官僚門庭，逢年過節，請客送禮。特別是對警察局及其分局的大小官員公開敲詐勒索要啥給啥，經常在商號請客、打牌、抽大煙，無奈生意日衰。店員對此不滿，寫信給向遠在山西的董欽賜總經理，董惱怒之下，無奈忍痛遂將白鴻儒撤換，但白鴻儒對天成西的發展起過積極作用，指定史霞云接管業務。
“天成西”商號特別是受了征兵款的打擊。史霞云亦系山西孝義人，性情直爽，又不善交際。史霞云駐上海，指揮長沙、杭州莊客，大量采購茶葉、蔗糖、湘繡、春綢、呢絨，產品適銷對路，頗受顧客歡迎。史霞云也是經商的里手，接任后，便停止了一切交際招待，馬鴻逵的軍政憲警大小官僚，覺得沾不上便宜，就在抓兵、要款上刁難，只征兵一項，幾年內就逼迫商號雇了150多人當兵，每雇1兵有的花500銀元，有的花1000銀元。就以500銀元來計算，當時天成西雇兵款就達7．5萬銀元，至于苛捐雜稅和敲詐勒索更不計其數。
（4）馬鴻逵公開敲詐勒索。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后，馬鴻逵也加緊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1947年7月的一天，天成西在鹽池興武營分號的店員郝源浩、李世成二人來到銀川，住在天成西商號，兩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商人，根本不懂政治。一天晚上正在脫衣睡覺，寧夏省會警察局第四分局局長楊錫林（外號洋狗，系馬鴻逵四老婆劉慕俠的干兒子）、戶籍員尹恩壽等帶領10幾名警察，闖進商號查戶口，對所有商號人員進行了搜查，將郝、李二人五花大綁關進秘密牢房，楊錫林向馬鴻逵匯報，捏造天成西窩藏共產黨密探，全商號人員聽到后，驚慌失措，忐忑不安。準確的說，店員郝源浩、李世成二人來到銀川，是以商人帶進一名共產黨，被警察局密探發現。
根據以往情況，凡被馬鴻逵以共產黨嫌疑關進牢里的人，大多是不能活著出來，有的被殺害，有的死于酷刑。如何搭救，大家一籌莫展。正在焦急萬分時，商號前任經理里鴻飛、白鴻儒和當時經理史霞云等商議，請商會會長張子珍出面搭救，不論花多少錢，都由商號負擔。張子珍與馬鴻逵軍法處處長程福剛關系要好，都是山西老鄉，來往密切。程接受了天成西厚禮出來勸阻，被馬鴻逵拒絕。馬執意要將郝、李二人和同時被捕的綏德、米脂行商七人以及高老二等判處死刑。
天成西商號聽到這一消息后，急忙又通過程福剛，請民政廳長海濤、高等法院院長蘇連元以及馬鴻逵四老婆劉慕俠、繼母馬書城等出面勸阻，都被拒絕。接著又將張子珍扣押，并下令將郝、李等10人押赴南門外陳家寨兵營關押，準備槍決。在絕望的時候，有人提醒速請馬鴻賓將軍來勸阻。誰能搬動馬鴻賓將軍呢？經過緊急商量，決定請吳忠謙益店經理馬子佩和八十一軍團長馬文欽出面，請馬鴻賓來營救。時已半夜，銀川城門關閉上鎖，迫于時緊，不惜高價租了一輛汽車，買通了駐守南門的官兵，連夜趕到吳忠謙益店，馬子佩立即給馬鴻賓打了電話，說明情由，言詞懇切，得到了應允。
第二天清晨，馬鴻逵集合官兵和保甲人員在陳家寨操場訓話，準備執行槍決，天成西的店員憂心如焚，買了兩口棺材，抬到操場，準備收尸。正當馬鴻逵大嚷大叫的時候，他的叔叔馬福壽趕來傳達了馬鴻賓的電話，馬鴻逵為了顧全堂兄情面，才將10人免于槍斃，鞭責關押，罰天成西給他的部隊做棉衣2000件，送馬60匹。后來天成西通過民政廳社會科科長楊國棟疏通了海濤，送了重禮，海濤再次簽呈馬鴻逵批準將棉衣改為單衣，60匹軍馬1匹未免。衣馬交齊后，郝、李二人才被釋放。
寧夏銀行除負責一般銀行匯兌存款的業務外，主要是經營寧夏土特產。1937年，馬鴻逵以寧夏省主席名義發布訓令：“各商號所存羊毛賣給銀行，不得偷運包綏、天津銷售，違者以資敵辦。”依據此令，寧夏銀行代表官方壟斷了羊毛、駝毛、大煙、枸杞、甘草等土特產品的收購和銷售。銀行低價收購，然后在蘭州、西安等地銷售后，購買布匹紙煙等日用品運回寧夏高價銷售，從中牟取暴利。寧夏銀行內部附設的富寧商行，專司上述土特產業務，以此逐年盈利，使銀行股金由原來的150萬元法幣增至400萬元。民國32年（1943年），寧夏銀行總經理李云祥從富寧商行提出100萬元法幣的酬勞金，作為馬鴻逵的富寧商行私股，其暗設的代號為“光明”，帳戶獨立，專營羊絨、駝毛。
民國36年（1947年），富寧商行以富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公開露面后，即正式與寧夏銀行分離，而暗設的“光明號”仍作為馬鴻逵的私人股金附于公司內。
在馬鴻逵官僚資本集團的壟斷下，八大家不僅被剝奪了經營土特產的權利，而且被切斷了進貨渠道，生意日衰。因此，天成西商號店門雖開，但貨架無貨，卻是空蕩蕩的。被迫關閉或縮小營業范圍。而馬鴻逵的四姨太劉慕俠在銀川東大街綢緞莊的貨物正是馬鴻逵暴力壓榨商號時趁機搶購的物品。她的柜臺上、貨架上擺滿了綢緞，花色齊全。內因：日本投降以后，天成西由于花錢太多，入不敷出，有的退股，有的討債，有的紛紛離店另謀出路。外因：①馬鴻逵以抗戰為名，不斷增加稅收，什么所得稅、利得稅、煙酒印花稅、商店鋪稅等等，還有什么“救國公債”、“建國儲蓄”等，利用這些名目進行敲詐勒索。②馬鴻逵又壟斷了寧夏的土特產，斷絕了貨源，商號面臨重重困難。當時在各個交通要道還要設各種關卡，對進境的貨物征收過境稅和落地稅，未賣完的貨物超過一年的要重新上稅，種種苛捐雜稅，使天成西蒙受沉重負擔。另外還有一些投機官僚勾結寧夏銀行，囤積大批貨物，牟取暴利，壟斷市場，實力弱小的商號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促使大部分商戶都倒閉了。“天成西”就這樣在馬鴻逵官僚資本的壓榨下，于1948年底徹底倒閉。
四、對晉商文化的探討
晉商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山西商人更為可貴的是，始終傳承著中國文化秩序的文明延伸，弘揚著中華民族文化內在的“守德勝于守險”的天下觀念。截至目前我對晉商文化的探討，從已經查閱到的文獻史料、資料看，晉商——富有耐人尋味的長城歷史和黃河文化積淀。然而，也是根據寧夏晉商“天成西”早在清朝年間雕刻的一方賀蘭硯受到啟發。因這一圖案和題詞來自古樸典雅的美，是山西商人依托黃河與長城文化的根土，以黃河、月亮、大雁、蘆葦自然特征的表現形式，充分濃縮了黃河與長城古老文明的蒼茫之美。進而山西商人是以三枝蘆葦象征天地人和，又以蘆葦十二只葉片最淺顯的語言形式，代表著一年有十二個月，人生有十二生肖等。山西商人又在拓展“金秋到，雁南飛”十五中秋的民諺中，源于自然，準確的對稱，形象生動的刻畫出一輪明月和一對大雁的雙重思鄉情懷。相形之意賀蘭硯雕刻的“寒汀落雁禾齊秀”，是以大雁的最高品節和精神，兼具有著山西商人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民族風情。
可是，山西商人在告訴我們，幸福是多樣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是杜甫的詩。當時交通閉塞、音訊不通，可是一封家書，萬金難買，這種以大雁的最高品節和精神，等待難道不是一種幸福嗎？我們目前生逢一個盛世，祖國極為強大，經濟、國防、航天等等，都在全世界彪炳了中華民族的輝煌。而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央又提出，要發揮文化軟實力的作用，這是一個歷史上多么偉大的進步。對晉商文化的探討，這是一個非常令我們愉悅的一件事情。毛澤東就比較客觀地講過，他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做歷史性的總結和繼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弘揚其民族之精華。對晉商文化的探討，有這個繼承和沒有這個繼承是不一樣的，這是提高中華民族自信心的必要前提和對晉商文化的探討的必要條件。
銀川古城做為一座萬里長城的邊關重鎮，是有著歷史地理的特殊性，曾先后是西戎、羌、匈奴、西夏等古老民族的生息之地。問題在于，“天成西”的起源與銀川古城有關。歷史明確記載，大唐盛世最早設置靈洲包括在銀川舉行有一次多國盟會，被稱為“天可汗”，則是利用銀川地處長城塞北江南的自然環境。唐朝初年，國土擴張。的確，唐太宗開明的民族政策，是古來的帝王所不可比擬的。630年三月，西域和北部邊疆各族的君長來到長安，請尊奉唐太宗為各族共同的首領“天可汗”。唐太宗說：“我為大唐天子，還要處理可汗的事嗎？”群臣和各族君長都高呼萬歲！從此，唐太宗不僅是唐朝的皇帝，還是各民族的“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對君主的稱呼，稱“天可汗”就是擁戴太宗為他們共同的君主。考證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的文物建筑遺址，是唐朝時期西北各部人民情深誼厚、友好相處的歷史見證,雖歷經1300多年風雨剝蝕,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的文物建筑遺址仍能辨認。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反映了“歡好之念永未斷絕”。但是從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的原始方位座西向東經過考察來分析，透過原始“天可汗”會盟臺布局謹嚴，歷盡千年滄桑，寓意天地人合一的“天可汗”會盟臺建筑是最真實的和諧象征，雖然未見大唐長城史料的明確記載也不為怪。
山西晉商的商業流動性，所以晉商發現銀川古城建筑藝術底蘊深厚，歷史悠久，民風淳樸，文化源遠流長，人文薈萃，賀蘭山長城“天可汗”會盟臺的文物蘊藏豐富。所謂“南有秦漢，北有強胡”。這是在兩千二百多年前就已經被秦始皇統一為中國的領土。銀川古城成為歷代長城軍事、經濟重鎮，古來兵戈征戰，史不絕書。考證銀川古城有的雖然還沒有被古人總結為文字，但從大量的長城建筑遺址上，人們還是有可能讀懂其中深藏的信息。銀川古城文物建筑遺址上人文精神的作用特殊，需要我們來歷史的正確認識和恰當定位。不但我們對銀川古城在建筑藝術上很少的介紹，不但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的介紹，就是銀川人自己對銀川古城在長城建筑藝術上想了解，也很少得到這方面的明確啟示。事實上，讀懂銀川古城建筑所作的注解，我們可以領悟到比建筑自身豐富得多的長城人文內涵：
（1）銀川古城是唐朝建筑，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大土壤中生長、發展，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構建銀川鐘鼓樓形象上下四方的神明之象，這也是中華民族“以正治國”的魅力所在。鐘鼓樓的四個券門題字言簡意賅，南券門是“來薰”，西券門是“挹爽”，北券門是“拱極”，東券門是“迎恩”題字。而且鐘鼓樓建筑正是切合實際，在東、西、南、北四個大券門相通，四拱銜接上，內里設計有四只虎頭形象對角相爭，突出的中國傳統信仰“立人之道”，創造性的人性化精神內涵，也能讓人們浮想聯翩，回味無窮。
“天成西”的起源與銀川古城有關，在于鐘鼓樓北券門上題字“拱極”，東北角墻面上開一扇小窗，開一個方孔等，其意境深遠，這是反映出中華民族講：天地始終，皆此環中之意的人文美德和時代氣息。一方面是教化著人們要樹立品德方正的人生追求；一方面是以人性化的鐘鼓樓形成整體建筑形象的和諧觀念“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中國孔子曾經說過“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天成西”的起源說來是巧合，這些文字，可都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們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禮教、傳統道德觀念的集中表現。為什么中國歷代的重要思想家，大多是繼承和發揮著這一創造性的“天人合一”的人文道德觀。
銀川鐘鼓樓的修建為什么東券門題字“迎恩”面向東方？為什么銀川鐘鼓樓東券門兩則各開有一南一北兩扇對稱的小門？北門曰：“乾辟”；南門曰：“坤闔”。這是以人性化的鐘鼓樓形象的有形對稱，有剛有柔，融會于一陰一陽為體的有乾有坤。
（2）考證銀川玉皇閣獨特的外在形象，它是形象一座頭。要是從創造性的銀川玉皇閣整體布局上看，設計獨特在于樓上一西一東兩座鐘樓、鼓樓的對稱協調，是形象牛的兩只角，樓上大殿正南開著兩個對稱的圓型窗戶，它們似乎是在直視前方的神態，形象牛的兩個眼圈；樓上正中間懸空下來凸出的小閣臺，是形象牛的鼻子；樓下南北相通的穿街券門洞，是形象牛的嘴巴，其中人性化的內涵所在，并不是一句空話。再說，生肖文化是中國古代獨有的一種計年文化，也在表現百姓對生肖的信仰。中國傳統是有鎮河牛一說，古人講：“御者，帝也”。它們是專門治御水怪的嗎？
自古以來，人們是把玉皇閣建筑看作為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種象征。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思想就把玉皇大帝作為美好和高尚品格的象征。銀川玉皇閣的建筑藝術，正是借助上天以玉皇大帝的聲威，在南券門上題字“帝鑒”，北券門上題字“天烙”，配合“我像人”文物（2005年盲目修繕中遺失民間）與“大鐵人”文物（文革被毀）獨特的人文變化范例。所謂“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表示出天帝與皇帝的“明察秋毫”。她們是相互體現出中國古代哲學，陽德與陰刑的辯證哲理，是配合刑德并用的城市理法，起到以“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的城市管理目標。
在銀川玉皇閣創造性的大量建筑物證、實證面前，證明是寧夏晉商在前清修繕銀川玉皇閣，現在從被毀的碑身局布察有寧夏晉商題字、碑頭有題字、碑座石雕有一臥牛形象，遺失碑現存玉皇閣樓上。晉商相傳，為了“夏地安寧”，在“人文銀川”修建鐘鼓樓和玉皇閣的實際用意，她們就好比是一座城市中的兩面鏡子。說來銀川鐘鼓樓和玉皇閣建筑人性化的精美獨特，極富一種綜合性的和立體的史學價值。她們又是唐朝配合中國長城“我像人”文物造聲譽，倡導中華民族和諧統一的人文精神，是作為一座城市中心的“靈魂”和天才人文建筑杰作。有誰能說中華民族的先進和文明傳承是沒有法制？
（3）考證唐朝“我像人”文物和“天可汗”會盟臺的文物建筑遺址，這一特殊有形人性化的內涵，晉商相傳，為了“夏地安寧”，中華民族是以追求民族和平的力量源泉。包括考證“我像人”文物形象民族精神的自然純正，是以“立人之道”的創造性人文精神，充分發揮了社會的教育意義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價值。
（4）銀川古城在建筑藝術上1300多年來，見證著中國傳統樓閣之美在和諧，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著非常合理的科學依據。這里，再拿中國傳統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座北向南的文化意義，來相互比較一下中國銀川古城在建筑藝術上座西向東的承天寺塔、海寶寺塔。說也奇怪，中國西安、銀川兩地建塔的形態一南一北方位一至不說，而且建筑形式也符合著中國傳統“天陰在南，陽在北，地陰在北，陽在南”的建筑規制。依照中國銀川承天寺塔和西安大雁塔的建筑方位在南，形式則是平地進入塔門；中國西安小雁塔和銀川海寶寺塔的建筑方位在北，形式則是塔下都有四方形建筑高臺，它們都是蹬上四方形建筑塔基進入塔門。很顯然，長期以來研究發現“人文銀川”的樓閣之美在和諧，真正是表明中華民族文明的永存。它對今天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都是有著寶貴的借鑒經驗，都是有著承前啟后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中國古代說起大雁的文化意義，它們是最高品節人性化的“節義”象征。并且是以中國傳統“天下九塞，雁門為首”，來形容中國萬里長城的實質精神。如果說中國傳統大雁塔的人文薈翠，它是為見證中國唐代玄奘法師西天取經所建造，既有它四方形塔身的形體特征，也有它以方生圓是修身人性化的“節義”品格特征。相比之下中國山西商人最早《走西口》，都是西出“雁門關”，被稱為“春去秋回”的雁行客。她們是以中國傳統特殊的“立人之道”，最高品節人性化的“節義”象征，追求著民族和平的行為準則。
中國北京紫禁城作為皇城，初建于明朝，興盛于清代，午門外建造對稱凸出的東雁翅樓、西雁翅樓，設置對稱的鐘樓與鼓樓用來承前啟后，這可不是歷代文人墨客筆下“晨鐘暮鼓”所能代替的，是有著東雁翅樓、西雁翅樓歷盡滄桑人性化的“節義”象征。為什么今天的歷史、地理和文物學家對北京紫禁城文物建筑遺址多沒有深入探討考證，不但我們對中國北京紫禁城在建筑藝術上人性化的很少介紹，就是北京人對紫禁城人文精神的神奇定位、起源等理與法建筑觀念巨大的影響力上，自己想了解，也很少得到這方面人性化的啟示。同樣，長期以來并未引起人們的自覺認識和恰當的定位。中國北京紫禁城在東雁翅樓、西雁翅樓的建筑藝術上是以中國傳統“立人之道”的社會人文精神，追求著民族和平的行為準則。她們也是在寓意和告誡世人，“上天之德，好生為大，各盡其道，為民造福”，她們也是承載著中華民族最厚重、最深遠的歷史文化之延伸……
探討晉商文化和諧與創新的文明生命力，有必要從山西商人追求“忠與義”整體的和諧觀念和價值觀念入手，上下而求索之，才能真正了解晉商文化五百年真實的全貌。例如設立山陜會館祀神明而聯桑梓的人文精神，雖成為傳統聯其情而洽其意的聯系紐帶。山陜商人背井離鄉，艱苦奮斗一生，是以“協力齊心”為核心。可是又以“成教化助人倫”，發揮著貶惡揚善的作用。山陜商人致富不忘國家，不僅是把“協天佑民”“富國裕民”的匾牌掛在了會館大殿之上，也是把“以商救民，以商救國”的實際行動，集中反映在開辦“晉華”學堂，服務社會的公益事業，弘揚了中國文化以德治天下的文明益舉。可貴的是，晉商文化是隨著中國歷史與社會不斷發展中得到了全面創新。山西晉商重在以“誠信與敬業”形成了一整套自我發展，自身制約，組織慎密的人性化創新法則。
說起晉商文化至今人們也不可否認，他是倡導和諧與創新的文化。因為山西商人就是以“和為貴”，而成就著“寒汀落雁禾齊秀，但愿天下無窮人”的美好心愿。實際上的晉商文化也是在倡導和諧中發現創新著中華民族許多優秀的傳統美德。山西晉商在整體和諧中求進步、求發展、求一切合乎晉商文化所需求的東西。更是凝聚著中華民族和諧社會的偉大智慧和創新力量！
做為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以黃河文化與長城文明引以為自豪。可是我們應該怎樣來自覺認識長城精神？怎樣來恰當定位黃河文化？晉商文化極其注重黃河與長城文化的精神力量。山西晉商更是繼承了長城精神與黃河文化包容、寬容的民族和諧精神。首先在中國西部的“絲綢之路”，山西商人舉起了“感情通蒙疆，忠信柔遠來”的晉商文化旗幟，開創了山陜會館、山、陜、甘會館遍及中國城鎮，推動了塞外城鎮的發展。這在中國歷史上晉商文化的創新，是與時代文化、社會風俗和道德觀念同步，具有中華民族特征。晉商文化不僅以“誠信為先，永不虛偽”，成就了晉商股份制的先進性，也是開創了中國民族票號業的歷史新篇章！
我們從“走西口”來分析，晉商文化不但充滿了人文精神的厚重，恰恰“守德”又是具備了作為人類社會最為現代的優良品德和文明象征。探討晉商文化，我們不能不研究山西會館所具有的人文教化功能。因為山西會館，是以晉商“走西口”實際的在外生活為切身體驗，融會于天下和諧觀念的晉商文化意識之中。因此上山西會館記錄著中國燦爛的晉商文化真摯感人，是以主張誠信與敬業為原則，凝聚了中華民族商業文化的歷史縮影，也是中國民族商業歷經磨難而自強不息的文明象征。
現以山東省東昌府（今聊城市）山陜會館為例，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面積3311平方米。其建筑年代不算久遠，但嚴謹有序的布局緊湊，設計獨特在于有形皆有法的造型對稱別致。除結構精美絕倫外，豐富厚重的石雕、木雕、題字、碑匾等，則都是以建筑藝術的有形方式，組成了有形有法的語言文化潛藏。包括山門、過樓、鐘鼓樓等，更是匠心獨運，形成了一座山陜會館，是文化內涵濃縮其中，人文薈翠的晉商會館典范。
相傳店鋪是晉商的門面、會館卻是晉商的靈魂。如山陜會館氣勢莊嚴大方，山門正上方從“協天大帝”四個題字來看，左便門上“履中”，右便門上“蹈和”，兩則八字形影壁上，左為“精忠貫日”，右為“大義參天”。建筑精美，富麗堂皇暫且不說。一座會館山門造型別致；鱗次櫛比中，竟然配上“協天大帝”題詞，使人際和諧，天人和諧落實在“履中”與“蹈和”，敢作敢為實為少見。但是“精忠貫日，大義參天”，可謂形成了晉商文化實際上的“誠信與敬業”精神，充分體現著山西、陜西商人追求中庸和諧的經商理念。
山陜會館是山西、陜西商人走南闖北，在共同的經商道路上不謀而合，凝聚出一種人類全新的民族團結、民族融合、民族創業的和諧集體。為什么說“精忠貫日，大義參天”是與中國古代文化一致的價值取向，這是因為民間人民把關公的忠義勇武，做為精忠報國的精神楷模。我們來從字面分析“大義參天”，尤其參字的寫法是，上參字頭，下恭字底的獨創。別看這雙重涵意的獨特創造，代表著山西、陜西商人參天敬地恭恭敬敬的一片誠信。幾百年來沒有人能真正識破，既是專家學者只能說晉商文化藏而不露，高深莫測。
驚嘆之余，讓人們看一下山陜會館，山門的左右柱礎四面石雕圖案，大雁嘴里銜一枝蘆葦草；在院內大殿外檐下也有兩組彩繪木雕，真切的反映出一只大雁在河水泱泱中展翅飛向一座方城。別人看大雁可能會不以為然，在山西晉商心目中，大雁是代表著傳統道德的完美象征。《雁門志》記載；“秦漢以為北邊，代山高峻，鳥飛不過，中有一缺，鴻雁往來。代多鷹隼，雁過被害。懼其門不敢過，呼為巨門。雁欲過其山，必銜蘆一枝，然后敢過。鷹隼見而懼之，雁得過山，即棄蘆枝，因以名焉”。這可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巧合。為什么大雁嘴里銜一枝蘆葦草可以過“雁門關”？相傳雁類自古被譽為“節義”，這一傳統流傳久遠，形成了山西晉商一種“誠信”傳統永久的行為標志。可說，晉商文化是以大雁象征文明的生命力，蘊意大雁領隊品位高節，飛向天下四方經商求富并非是山西晉商的最終目標，以至山西晉商致富發財，不忘救助社會的廣大窮苦人民。晉商文化體現出的強烈愛國熱情，形成的質樸道德傳統，使山西晉商從“先做人，后經商”上表現出永不虛偽的人文美德和時代氣息。
說到做人“守德”，晉商文化是以無形勝有形的人性化方式在考驗著每個人的行為成效。尤其突出在中國每座城市的中央和萬里長城的每座邊關必有鐘樓、鼓樓，可在山西晉商的所有會館，對稱的鐘樓與鼓樓，加上寓意深長的“警聵”、“振聾”題字，這可不是歷代文人墨客筆下“晨鐘暮鼓”所能代替的。山陜會館從邁進山門的第一步，地下有一塊長方石，形成一條直道，象征著經商做人的第一步：“起心動念有善惡，意誠心正不自欺”。在山西晉商看來，守德則是德在人生的體驗，又是寓示著經商做人胸懷遠大，事業長久的根本。
山西晉商的成功與其嚴格的號規是密切相關，而對于經商做人靠花言巧語，虛偽說教，誠信與守德必然削弱。只可惜，中國近代對晉商文化宣傳也是避重就輕，只知晉商開創票號，賺了幾所山西大院。而不知山西晉商賺取利潤，是經過幾十代人上百年的艱苦創業和積累所得。另外，山陜會館鐘樓題字“警聵”配有楹聯為：“其聲大而遠，厥意深且長”，鼓樓題字“振聾”配有楹聯為：當知聽思聰，豈可耳無聞。可知晉商文化是憑借傳統鐘、鼓之威力，時時刻刻在對人生起著教化的作用，啟迪不明事理者怎樣學做人，做好人。古人講：“慎恐者得平安，輕侮者得破滅”，否則，多行不義，必自斃。
從直道通向大殿，邁進大殿又是一塊正方形石塊。大殿正中端座者為關圣大帝，手中恭恭敬敬舉著一塊七星牌，左邊站立者關平，右邊站立者周倉。大殿地下，也是有序排列一組七星磚。問題在于晉商既重視歷史，又關注現實，“協天大帝”手舉七星令牌代表了什么？在中國民間山陜商人賴以天人和諧的人文思想。如同“帝鑒”“天烙”，晉商以為象征著每一個人失去了信仰，也就以為失去了做人的靈魂。在于提醒人們天地法則，永不虛偽，起到了凈化每一個人純潔的心靈。
春秋閣在大殿后院，左有“登階”右有“接步”題字，邁進春秋閣，又是一塊方形石。不言而寓，走進山陜會館的三進兩院內，三塊方形石，勝于三堂會審。寓意告誡世人，行不正，德不來，經商做人去偽存真，守德勝于一切。晉商認為，石品如人品，品德方正，善始善終更是難得。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傳統有“拱極”、“拱辰”之說，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北極星的認識和尊崇。古人發現北極星的運行與其他星辰不同，它不沒于地下，只繞著宇宙回轉。并且中國古人發現北極星居于天體中央，是控制四方的群星之主。所以晉商是以關公為忠義化身而代表了北極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晉商文化崇拜關公的忠義無私，而光明正大位居中央，能夠控制四方人心向善的一種表現形式。這也是晉商的發展需要有一種共同遵循的道德品格來規范自己的商業行為，又是需要有一種精神力量來凝聚晉商文化，追求和諧的團結力量。
五、倡導和諧，發現創新
由于山西商人的商業流動性，所以晉商發現倡導和諧，是集中體現了晉商文化發現創新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在中國古代有以山比德之美，以水比善之美的古老傳統。寧夏晉商“天成西”，在中國大西北的“絲綢之路”上經商數百年。他們根據歷史記載和民間的廣泛流傳，親身經歷過多年實地觀察發現，傳中國從大禹治水，到秦漢統一修筑萬里長城，顯示著古人依據中國地理“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的自然生態特征，同時依據山水陰與陽的自然規律之根本，運用古人崇天敬地的觀念，構筑形成了中國黃河與長城一南一北，山水與陰陽對稱相合的人類偉大奇跡。
中華文化是農耕文明的結晶。晉商處于經營和對錢幣的常年觀察發現，錢能通神的人文內涵，使中華民族的人類文明得到了人性化的智慧創新。晉商還發現古人不但使天地法則用于錢幣和禮器作為權力的象征，而且北京紫禁城整體建筑形象“布幣”，南為午門凹進，北為神武門凸出的布局謹嚴，也是有形皆有法。例如，琮為立方體，中央上下貫一圓孔。形成的內圓外方象征天地法則，不是語言所能說清楚的，用文字表達更其困難，全靠心領神會。就連中國萬里長城和平遙古城上的城垛及敵樓，他們發現也被古人以大膽智慧的想象，構筑形成了中國古代文明有形有法的教化形象。
晉商發現中國古代是以凸出的長城城垛與凹進的垛口，代表天與地的形式，在于神奇的鏟狀“布幣”兩端一凸一凹巧妙的對稱相合。而且中國古代又是以天地法則與人文精神的智慧創新，使平遙古城以三千城垛象征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敵樓象征孔子七十二仙人。晉商對這一切的歷史和文化發現證明，中國古代早在五千多年前古人就已形成了以人為本，有形有象的法制觀念，實踐著“有備者制人，無備者制于人”的古城文明制度管理和萬里長城的法則，有誰能說中國古代的先進和文明傳承沒有法制？
我們從晉商推類比物的發現中，就能感受到中華民族是最善良的民族。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古人以人文教化的形式來代替法制的創舉，萬里長城嘉峪關是最為典型。晉商發現長城嘉峪關自有一番復雜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背景為紐帶。尤其中國古代在嘉峪關幾千年戰事不斷，你爭我奪事件時常發生。歷史上晉商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晉商能感受到嘉峪關獨具特色的嗽叭口式西頭大，東頭小的建筑，西城墻長166米，東城墻長154米，南北城墻各長160米。它鮮明的寓示著中國文化在向西方國家及民族地區傳播“化、教、勸、率”的教化功能。甚至從長城嘉峪關三座城門“光化門、朝宗門、柔遠門”，更加喚醒晉商對長城嘉峪關守德勝于守險的認識。
我們必須對萬里長城有個自覺的認識，必須給長城文化一個恰當的定位。中國傳統很講求對稱和諧，像萬里長城嘉峪關古城座東向西的喇叭口式建筑獨一無二。可是現代長城嘉峪關的旅游宣傳多以“天下第一雄關”軍事防御為主導的宣傳，這樣把中國文化和長城文化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都忘得一干二凈了。什么是黃河與長城文明？我們應該讓世界人民了解真實的黃河與長城，具有“理”與“法”的人文內涵，又有守“德”的品位精神。
我們不應該避重就輕，造成現代人功利思想抬頭的錯誤認識，非徒無益，反受其害。實際上萬里長城西到嘉峪關并沒有走完，過去通向西域自古有一南一北兩條路，為什么在南路設有陽門關？北路設有玉門關？這里我們從晉商相傳，中國傳統追求“守德”原則，是相互體現出中國古代哲學，陽德與陰刑的辯證哲理，是配合刑德并用，在南路設有陽門關，在北路設有玉門關，起到以“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的萬里長城管理目標。中國古人落實在萬里長城的人格化象征，是創新了通向西域“絲綢之路”的歷史文明。作為寧夏晉商“天成西”的先輩們并不是搞長城文化研究，為什么他們發現懂得長城為體有乾有坤的天地法則？懂得古人修筑萬里長城在德不在險，守德勝于守險的普通理念？
在中國古代陰陽法則是自然規律之根本，始終是科學與哲學的核心。晉商實地分析中國黃河與長城的自然地理和生態狀況，黃河與長城神奇的定位是關鍵。中國西部青海省西北與甘肅省西部的祁連山，是形成黃河在祁連山依南與長城在祁連山依北的發源之地。《蘭州志》記載：“匈奴謂‘天’為祁連”。我是經多年考證史冊，記載雖多，說法不盡一致。但是，透過黃河與長城座北朝南，一陰一陽，一山一水形象對稱。結合黃河自西向東的自然流程；構筑萬里長城為什么也是自西向東。晉商先輩針對賦予大自然的人文內涵發現，中國古人是把黃河與長城的人文精神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古代先民是以陰與陽的辯證關系，推理演化為動與靜、柔與剛、美與善，并且以大自然有形有象的真實完美相結合，凝聚成萬里長城這樣一座蒼天長存之雕塑！匯聚為黃河“母親河”這樣一條大地永久之文化！
六、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是近代中國的三大移民活動。晉商文化是得益于中國黃河與長城文化根土的精神和培養。晉商文化歷經幾百年風雨，是擴大著對中國文化的繼承和創新。因為只有晉商是真正發現和創新了黃河與長城文化精神的人文內涵。走西口的人群中，也有人經過千辛萬苦而成功者，并出現了新的商業群體。成功者的榜樣，給走西口的人們帶來的希望，進一步推動了走西口的浪潮，以致走西口成為人們淘金的向往之地。晉商不但以身作則，形成了一整套經商做人的有效法則和經濟管理制度，也是以其智慧創新了一整套善的思想、善的文化。對晉商來說，有許多深孚眾望的山西商人“舞弊情事，百年不遇”，當是值得現代社會深思和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綜觀世界，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晉商文化是有著中華民族以德治天下，承前啟后的正確思想，和對“人的培養”這一優良傳統的民族集體。古老的三晉大地孕育了五千年的華夏文明，歷史上的晉商創造了無數個“金融第一”：創造了印局、賬局、票號等金融機構；創造了憑帖、兌帖、上票、上帖、壺瓶帖、期帖等以票代銀的多種金融工具；創造了銀行密押、龍門賬的金融稽核、客錢譜銀的轉賬結算、錢業訂卯的銀行軋差清算、異地資金調撥的順匯、逆匯等金融業務；特別是晉商創造了兩權分離、人身股、資本金管理等近現代銀行制度的歷史輝煌。
山西貨幣商人引領了中國的金融革命，使山西成為近現代金融業的發源地，挈領中國金融文化和中國商人精神。尤其是晉商的銀行發展歷程，孕育了新中國的金融事業，所以在對晉商文化探討的同時，我們就會發現晉商文化是講“誠信與敬業”的歷史。既是中國股份制先進性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國票號、銀行業的道德準則。因此，當今社會挖掘晉商文化的先進性，為了力圖更好的規范現代社會商業“誠信”的道德教育，為了中華民族文明的永存，無疑是有一定現實的意義和價值。
其實，晉商能在中國商界.中國金融界獨領風騷500多年久盛不衰，至今令人深思，令人嘆服。2006年新春伊始，央視在黃金時段，隆重推出的45集電視劇《喬家大院》，喬家大院是自覺利用影視資源提高知名度的成功范例。何以有如此巨大效應，在全中國刮起一股晉商文化的旋風。尤其是晉商開創商業股份制和票號業的文明先河，令國人耳目一新。晉商重在運用誠信的管理機制，靈活多樣的營銷手段，任人唯賢的用人制度上，具有超前的遠見卓識和開拓精神，對今天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有著寶貴的借鑒經驗，有著承前啟后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有學者認為，清代山西外出經商者有132.7萬人，相當山西人口總數的1/10。卻不可思議的是，晉商的遠見卓識和開拓精神，在中國城鎮相當80/100與90/100中開創了以和諧與誠信為主體的物資交流，進一步促進了晉商文化的發展。
從晉商可以看到，晉商文化勤勞.樸實.誠信和永不虛偽的人文內涵，不僅讓人浮想聯翩，回味無窮。晉商文化一貫的主題“誠信”，他是象征著永不虛偽。晉商以“忠與義”為經商做人的法則和標準，并形成了晉商文化健康向上的民族體系，是對于中國文化精神的創新。其歷史價值與意義主要是：
1、晉商推動了塞內外物資交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的山西人不僅壟斷了旅蒙商業，活躍了內地與塞外的物資交流，而且開辟了一條從茶葉產地，經長江、黃河、蒙古戈壁沙漠，俄羅斯西伯利亞，到歐洲腹地圣彼得堡的國際茶葉商路，從而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2、推動了中國城鎮的發展。大批晉商在天津、上海、西安、成都、鄭州、禹州、漢口、包頭、蘭州、固原、靖遠、涼州等地設有莊點，有常住莊客。晉商開創了以和諧與誠信為主體的商業股份制；并且為適應“匯通天下”的商業發展需求，創新了“票號”的先進性，使商業和金融流通，加快了中國城鎮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向前發展。進一步促進了晉商文化的發展，
3、推動了晉商文化的發展。打破了游牧地區千年以來封閉式的小農自然經濟社會的平靜，對促進游牧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游牧地區曾是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游牧地，也是中原王朝邊地。明清兩代走西口的大批晉商發展，進一步促進了晉商文化的發展，也是維系了中國傳統文化人性化的脈絡綿延不絕，哺育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包容精神和優秀品德。
中國古人云：“有‘德’才有造化，‘生’才更有意義”。中國自遠古開創了黃河“母親河”文化，構筑了萬里長城民族精神的自然純正。至今，雖然黃河與長城無言向人類述說，可往往強烈地撞擊著我們現代人類，特別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在心扉。很顯然，一切顛倒是非者往往喜歡詭辯，對于跨越長城，飛躍黃河的商業炒作，作為中國人決不能視而不見，這是對中國文明的褻瀆。如果一個社會道德沒了，誠信和善良沒了，敬請我們大家想一想，一個國家還會有什么？！古往今來，中國黃河與長城所孕育的晉商文化精神，是被中國晉商代代相傳，作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晉商文化精神來傳承。為此讓我們祝愿中華民族的源頭活水黃河“母親河”的自然純潔；祝愿萬里長城道德精神的復興，祝愿中華民族黃河與長城的人文精神，交相輝映，光耀世界千秋！
發布日期：2009-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