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曉超
（南陽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 要：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史記》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并非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司馬遷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來創作《史記》是深受：源遠流長的“世典周史”的光榮世系；其父司馬談的臨終遺言；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李陵之禍的株連而遭受宮刑；聰明好學的先天條件；博覽群書、漫游交往的自身行為等諸多外、內因條件影響的緣故。也正因此，《史記》創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馬遷的歷史使命，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司馬遷與《史記》；《史記》創作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魯迅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也正是從史學和文學兩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質和偉大成就。但《史記》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并非是歷史發展的偶然（正文將從外、內因兩方面著重論述）。
司馬遷不朽的巨著《史記》記述了我國自上古至漢武帝時代約三千年的歷史。這是他對歷史傳統的繼承，同時也是他在新社會條件下，加以發展創造而完成的。
司馬遷完成《史記》創作的成就是偉大的。他這一偉大成就的完成，與他良好的家學淵源有關；與他高度的文化修養和豐富的學識有關；與他對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現象的深刻認識有關；與他聰明好學、博覽群書的行為有關…… 總之，《史記》的創作并非常人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司馬遷是用畢生的精力搜集、整理并總結幾千年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他也是用全部生命來從事著述的。整部《史記》都灌注著他的生命和心血，可以說《史記》是司馬遷血和肉的結晶，是司馬遷靈魂的化身。
本文主要從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敘述和分析司馬遷與《史記》創作的關系，并進一步分析《史記》之于司馬遷的重要性以及他撰寫《史記》的歷史使命。
一、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外因
（一）司馬遷的家世及其對《史記》創作的影響
1．司馬遷的遠祖世系及其對司馬遷的影響
《史記》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寫的一篇自傳體學術論文，是今存介紹司馬遷家世的唯一資料。其開篇一段: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1]（P.739）
司馬遷這段對家世的自序，將祖先追溯至傳說中的顓頊，追祖溯源，標示為為古代名賢之后以自重，激發志氣，表現了司馬遷對具有如此悠久歷史傳統的史官家庭的自豪感，這是古人樹立自信心的必要條件。
司馬遷對遠祖的追述更富有一層深意，即強調司馬氏為史官世家。到了周代，司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軍功顯赫而姓司馬，但司馬氏仍世典周史。這一世為史官的世家培養了司馬遷濃重的家族榮譽感，強化了他以修史為己任的責任感。另外，
“‘世典周史’的司馬氏自春秋中葉‘去周適晉’以來，已中斷史官家學四百余年。在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司馬氏家族適應時代的大變革，從事政治、經濟、軍事、劍客等的活動，并在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司馬氏家族顯赫的人物。”[2]（P.14）
據《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馬遷的八世祖司馬錯曾為秦國名將，歷仕惠王、武王、昭王三世，為秦國的領土擴張曾做出過重大貢獻。司馬錯之孫司馬靳，亦曾任秦軍大將。兩代先祖的軍事才能與軍事知識成為司馬遷兵學思想的家學淵源。而任經濟官的司馬昌、司馬無澤又為司馬遷的經濟學思想提供了家學淵源。這都為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思想深刻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司馬遷的家世是如此的久遠而顯赫，這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但對司馬遷的影響最大的自然是他的父親司馬談了。
2．其父司馬談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
在司馬遷的家庭中，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對其創作《史記》最為直接。司馬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即漢武帝舉行封禪的那一年，生年不祥。他曾在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任太史令，是一位善于學習并學問淵博的人。司馬談多方求教
“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3]（P.739）
唐都是天文學家，漢武帝初年詔測定二十八星宿的角度和距離，后來又和司馬遷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力。楊珂是《易》學家，元光元年（前134年）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黃子，又稱黃生，好黃老之術，曾在景帝面前與儒者轅固生辯論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性質問題。司馬談向他學習的是道論，亦即當時流行的黃老之學。司馬談是融匯天文星歷、陰陽吉兇、清靜無為于一身的人。他雖然身為卑微的太史令，但卻有明確的政治見解和深刻的哲學思想。他對諸子百家學說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寫過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論六家要旨》，把戰國以來的學術思想歸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漢初該六個主要學術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在他看來，道家學說是治理天下的最好藥方，這明顯的是承受了黃生的思想觀點。司馬談對六家的評論，顯示了他兼容并包的胸懷及取諸百家之長以為大一統服務的思想。這種自覺綜合先秦諸子的學術精神，亦成為司馬遷修撰通史、包容百家并為先秦諸子立傳的先導，可謂是對父親司馬談在學術觀點上的繼承和拓展。
司馬談為史官三十年，把修史作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與世長辭。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滯留洛陽，無法參加。這時，剛剛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馬遷匆匆趕到洛陽，接受了父親的臨終遺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馀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4]（P.741）
司馬談固然對于無緣參加封禪大典而無比遺憾，而使他抱恨終身的還是未能完成修訂史書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勵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他強烈的修史愿望，深深地影響了司馬遷，成為他完成《史記》創作的外因之一。司馬遷修史的決心從此而定下，也意味著他們父子來和修撰一部貫通古今的通史是義不容辭的，是當然的歷史使命。
（二）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
《史記》產生在西漢盛世的漢武帝時代，這決不是偶然的。東漢史家班固對這一時代曾作了高度的理論概括，寫下了一段精彩的議論：
“漢興六十余栽，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知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響，異人并出。卜式把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憚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于茲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后世莫及。”[5]（P.1842）
漢武帝是西漢第五代皇帝。西漢經過高、惠、文、景四代人的治理，中央集權日益強盛。全國一統，國力充實，“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必然帶來文化學術的高漲。西漢的文化學術的發展為司馬遷修纂《史記》提供了背景條件。試想若司馬遷生在秦始皇焚滅詩書史記，以愚黔首，還不準民間讀書、藏書的“白色恐怖”時代，那他是欲寫《史記》而不能的。
武帝即位，深感“四夷未賓，制度多缺”，于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為適應大規模的用兵（漢武帝擊胡攘越，開拓疆土）和上層建筑的改革，不拘一格的錄用人才，造成了西漢王朝的博大氣象，所以：“群士慕響，異人并出”，“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就恰是此等人才，父子倆原本就是漢武帝身邊的親信，積極參加了漢武帝事業的興作。司馬談對封禪制禮起了重要作用。司馬遷從巡武帝，目睹各種盛大的典禮場面、閱兵儀式，以及游獵活動，領受了宏闊昂揚的時代精神。司馬遷心中對生活、對前途充滿了美好的理想，他要為今上圣明君主、為偉大漢王朝干一番事業。他自己“絕賓客之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可以說把全部的熱情、全部的精力都投進去了。《史記》載漢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數占了全書的五分之一。且許多篇章都留下了司馬遷活動的足跡。《史記》的體大精深是和司馬遷直接參與漢武帝宏偉事業的活動是分不開的。
（三）宮刑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
天漢三年（前98年），司馬遷四十八歲。這是《太初歷》頒布后的第七年，他埋頭撰述《史記》的工作進入了高潮，正當“草創未就”之時，突然飛來了橫禍。事出意外，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并處以宮刑。關于司馬遷的宮刑事件韓兆琦先生認為：
司馬遷因替李陵說話而下獄判了死刑，是他自己請求該宮刑的。……關于遭罪的過程，從他的《報任安書》中可知，先是漢武帝認為他“沮貳師”，是借機誹謗攻擊漢武帝的寵幸貳師將軍李廣利，因此漢武帝一怒之下把他下了獄，接著是漢武帝那幫酷吏們羅織罪名，周納鍛煉，進一步地給他上綱成了“誣上”誣蔑皇上是“大不敬”，就非死不可。那么司馬遷為什么被判了死刑而實受了宮刑呢？這是他自己申請改判的結果。當時死刑犯人改判宮刑。……有時也需要化點錢……司馬遷在書（《報任安書》）中還說“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6]
因“家貧”而沒有親友相助的情況下，司馬遷為了生存就只有選擇宮刑了，其實宮刑針對于司馬遷來說是生不如死的刑罰，關于司馬遷忍辱求生的原因李惠昌先生認為：
受腐刑應是司馬遷本人的要求，不是廷尉的原判，不是他人的編排或安排。司馬遷寧愿“身殘處穢”、作“刀鋸之余”的慘重代價去換回生命，其原因，一是死有輕重的生死觀。從他的生死觀出發，無罪而死，死的冤枉，與螻蟻之死無異，所以他不愿死。二是《史記》“草創未就”的責任感。因為“惜其不成”，所以他選擇了不死，故而“就極刑而無慍色”，寧愿忍受腐刑之恥。三是籍文章立名的不同。他之“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就因為“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四是后世自有知己的堅強信念。他相信后人可讀其書以知其人，自有人理解他忍受腐刑之恥的苦衷。[7]
宮刑這場災禍使司馬遷蒙受人間的奇恥大辱而導致了重大的思想轉變，直接影響到《史記》的創作。司馬遷抒憤寄托，強烈地表達了他的是非觀點和愛恨感情，從而升華了《史記》的主題。
二、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內因
（一）聰明好學，轉益多師。
司馬遷的少年生活，主要有兩方面，即勞動和學習。司馬遷的家庭當其幼年時期可能還是以務農為業的。司馬遷自己說“耕牧河山之陽”，說明他生活在這一以農為業的家庭中自己也參加了耕作和放牧之事的。從他耕牧的地區是山南到河曲數十里間的廣袤原野看，他家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親自參加勞動。在農民中間生活，體察農民勞動疾苦和認識發展生產對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可實際上司馬遷在史官家庭中長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據《太史公自序》的陳述“年十歲則誦古文”，“古文”即“籀文”，是和漢代通行的隸書“今文”對稱的。漢初傳習古書，多用今文，但也有秦以前保存下來，用今文寫的。司馬遷十歲即能背誦古文，說明他天資聰明、勤奮好學。
司馬遷不但聰明好學，而且還轉益多師。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馬談到了長安，任太史令，司馬遷大概就是在這年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在長安期間他以一個好學青年的身份向儒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8]（P.2579）
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對他寫《史記》影響很深，這不僅見于上面引文中所舉諸篇中采用古文說法，其他篇章中也保存有古文影響的痕跡。例如：《武帝本紀》、《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五太伯世家》、《仲尼子弟列傳》等。
司馬遷在長安不但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而且還從儒學大師董仲舒學習了《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學說。董仲舒的《春秋》學說，對他的影響更大，以至于成為他寫作《史記》的思想動力。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9]（P.741）
司馬遷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說是“前期公羊學派中的重要人物”，但司馬遷并沒有把公羊家的學說全盤接受，而是批判繼承。
“司馬遷對公羊家批判表現是：其一，懷疑和諷刺災異說；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諱飾態度；其三，不貴虛名。司馬遷接受公羊學的影響是：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準。“[10]
可見司馬遷師事董仲舒，深受其影響，吸收了公羊家學說的精華，但他以批判的精神做了改造，借用董氏語言而意義更加精微和進步，所以他才寫出了比《春秋》規模更大、褒貶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內容體制更符合大一統時代要求的偉大作品。
（二）博覽群書，漫游交往。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后，他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閱由國家收藏的各種文獻資料。《太史公自序》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這即是所謂“石室金匱之書”，此當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從《史記》提供的線索來看，司馬遷閱讀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上至古老的有關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漢盛事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他都有涉獵。至于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的史料，及至朝廷的公文檔案，都是他的閱讀對象。司馬遷對于上述文獻不是浮華掠影式地瀏覽，而是認真地鑒別真偽，比較同異。比如，對于九州山的記載，他認為《尚書·禹貢》是可靠的，而《山海經》等書則不可信。司馬遷讀過魯恭王壞孔子宅所發現的古文，認為其中關于孔子弟子的記載基本是合乎事實的。司馬遷還在閱讀文獻過程中主動和古人溝通，讀其書識其人，做到知人論世，他不止一次地廢書而嘆，并且產生了為書的作者立傳的沖動。
司馬遷在20歲時有過漫游的經歷，到過東南一帶的許多地方。例如：《太史公自序》曰：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11]（P.741）
這可謂是最詳盡的記載司馬遷漫游的路徑。另外還有《武帝本紀》曰: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12]（P.6）
此以實地考察了解各地風教的真實情況。《孟嘗君列傳》曰：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馀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13]（P.454）
此亦是實地考察補充史料。關于司馬遷青年時代漫游東南的材料還散見于《史記》的《河渠書》、《齊太公世家》、《孔子世家》、《魏世家》、《伯夷列傳》、《春申君列傳》、《屈原賈生列傳》、《淮陰侯列傳》等等。
司馬遷在廣闊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視野，為《史記》的創作搜集了許多新鮮的真實資料，他在游覽過程中的真切體驗和親身感受后來也一道寫入書中。
三、外因與內因的完美結合，司馬遷的“發憤著書”。
前文叢外、內因兩個角度著重論述了司馬遷與《史記》創作的關系。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外因與內因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二者的完美結合是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必要條件。司馬遷淵源流長的光榮世系給了他無窮的自尊與自豪，培養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自信心；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以及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無疑開闊了司馬遷的眼界為其創作《史記》準備了條件；受李陵之禍的株連而遭受宮刑以及司馬遷忍辱求生的目的把司馬遷與《史記》創作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使之成了司馬遷生命的全部。聰明好學是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先天條件；博覽群書、漫游交往的自身行為為司馬遷創作《史記》打下了良好的堅實基礎……
在諸多的外、內因中，“宮刑事件”是不可忽視小看的，我們不妨來分析猜想一下，倘若沒有“宮刑事件”的發生司馬遷也許仍會繼父遺命而創作《史記》，這樣很可能是從司馬談的遺言及創作《史記》的初衷出發贊揚、歌頌的成分必然要多些（部分論點的論述可參閱本文：〈二〉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如果這個猜想成立的話，那么《史記》的思想和價值無疑也將大大地隨之降低。事實上司馬遷是含冤有死刑自愿請求“宮刑”之辱的，這種忍辱求生的目的（部分論點的論述可參閱本文：〈三〉宮刑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把司馬遷與《史記》創作結合成了完整的統一體，也就是說創作《史記》成了司馬遷生命的全部。“宮刑事件”還深化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思想以及改變了他修史的初衷，自此以后，諷刺漢朝最高統治者和揭露漢武帝時代的社會矛盾成了司馬遷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發憤著書”由此形成。所謂“發憤”，就是指一個人身處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揚奮發而有所作為。司馬遷發憤著書，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忍辱發憤，從沉痛中奮起，用更加堅韌的毅力來完成傳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擊統治者的荒淫和橫暴，同情下層人民，歌頌敢于反抗、敢于斗爭的歷史人物，把個人的不幸和憤懣宣泄在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上，述往事，思來者，升華了《史記》的主題。在此“發憤著書”的基礎上在加上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外、內因條件，巨著《史記》的崇高歷史地位的獲得是自然而然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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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0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