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清 魏瑞敏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100872）
內容摘要：本文從制定政策的主體、現有的政策以及政策作用的領域和形式對我國古籍數字化建設國家控制和管理政策之現狀作了闡述和分析，指出了由于政策缺失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并進一步對古籍數字化建設國家控制與管理政策提出了建議：加強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戰略；規范古籍數字化國家控制的程序；加強政策中的標準化建設，統一建庫標準和規范；加強古籍數字化建設政策中的協調和管理。
關鍵詞：古籍數字化；國家控制與管理；政策
作者簡介：
王立清，女，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副教授
魏瑞敏，女，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古籍數字化，就是采用計算機技術，對古籍文獻進行加工、處理，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中所蘊涵的極其豐富的信息資源，為古籍的開發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礎。中國的古籍資源數字化工作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不過，那時并沒有出現“數字化”的概念，一般稱為“計算機化”或“電子化”。古籍數字化在中國的真正發展，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如今，古籍數字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有全文檢索功能的電子版《四庫全書》，光盤版“中國基本古籍庫”，《全唐詩》網上電子檢索系統，英國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聯合開發的“國際敦煌學項目”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階段性成果。
1．古籍數字化建設中我國政府控制與管理的政策現狀
我國古籍資源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如果能夠得到充分的利用，將是中華民族的巨大財富。古籍數字化，是新時代的新課題，比傳統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復雜的多，國家必須從全局和長遠發展目標出發，及時對古籍數字化建設制定相應的政策，對古籍數字化的發展進行整體控制和管理，以使古籍數字化工作有序和高效的進行。下面將從制定政策的主體、現有的政策、政策作用的領域和形式、政策缺失導致的問題等方面對目前我國古籍數字化國家控制與管理的政策做出梳理。
1．1 制定政策的主體
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的領導機構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曾名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始建于1958年，“文革”中工作一度陷于停頓，1981年恢復。小組設組長、副組長及成員、顧問若干名。歷任組長有齊燕銘、李一氓、匡亞明、于友先同志，現由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石宗源同志任小組組長。小組主要職能為負責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工作。小組下設辦公室，現與新聞出版總署圖書管理司為一個機構。其職能是：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制訂、落實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并檢查執行情況；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調查研究和信息溝通工作；組織有關重點項目的評審、資助、出版協調工作；組織有關的學術活動和學術交流工作；編輯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承擔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交辦的其他事項。
另外，1983年國家教委成立了以周林為主任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中國大陸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1984年又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衛生部制訂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規劃，計劃整理686部中醫藥古籍，并成立了中醫古籍文獻學術委員會，負責指導和研究中醫古籍整理工作。1991年著名教育家匡亞明出任第三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制訂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1991-2000)和“八五”計劃》。與此同時，各省、市自治區也先后成立相應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負責制訂各地方古籍整理計劃，組織古籍研究、人才培訓和出版工作。
1．2 現有的政策
事實上，我國古籍整理研究領導小組和學者，早已將古籍數字化、信息化提上議事日程，數字化、信息化發展到今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06年4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制訂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點規劃》正式頒布實施。“十一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是在出版單位及其主管部門上報和專家學者提議的基礎上，經古籍小組組織專家反復審議研究，最后確定為196個重點圖書項目，形成了“規劃”的定稿。“十一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是我國出版界認真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進一步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重大戰略舉措，是進一步實施精品戰略，繁榮出版事業的重點文化出版工程。各出版單位及其主管部門要高度重視“規劃”的實施工作。每個項目都必須做到人員（領導、責任編輯、作者）、資金、時間三落實。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把好書稿內容、編輯加工、裝幀印刷等環節的質量關，確保項目的出版質量。“十一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是一個動態的出版工程，古籍小組將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需要，每年檢查“規劃”的執行情況，對那些不能按時完成或質量達不到要求的項目予以調整，并適時增補新的項目。
同時，國家也十分重視古籍數字化的發展， 2006年9月出臺的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提出，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即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項目，其明確指出要全面開展古籍普查工作，建立完整、準確地記錄古籍基本情況的目錄體系；頒布《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命名“全國重點古籍收藏單位”，建立比較完備的古籍保護制度；大力開展古籍修復工作；運用現代技術，開展古籍數字化、影印出版和縮微工作，促進古籍的有效利用，到2010年，初步形成我國古籍保護工作體系，使中華古籍得到有效搶救和保護。同時，要實施國家清史纂修工程，要全面進行《清史》的撰寫、評審、修改并完成初稿，整理、翻譯、出版一批中外檔案文獻資料、開展重大理論和學術問題的專題研討，培養清史工程學術研究隊伍。2006年10月13日，2006數字出版年會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出席年會并代表總署作了《用數字化帶動我國出版業的現代化》的主題演講。柳斌杰副署長的演講明確了發展數字出版是我國“十一五”發展規劃的重點目標，他還強調中華民族文化的流傳要靠中國古籍數字化工程和知識資源數據庫工程，古籍首先要數字化，這是非常緊迫的任務。
總的來說，國家對古籍數字化雖然很重視，但政策方面還不完善，現有的涉及古籍數字化的政策僅局限于強調古籍數字化，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但究竟如何實現古籍數字化，一般沒有總體的規劃和控制，其作用的領域和形式也很有限。
1．3 政策作用的領域和形式
二十多年來，中國古籍數字化的道路基本上是通過兩個方面來進行的，一是利用計算機對古籍進行揭示，建立古籍的書目型數據庫，方便讀者檢索使用；二是利用計算機對古籍的內容進行數字化，使讀者不僅能通過計算機來閱讀古籍，并且能夠通過磁盤、光盤和網絡進行傳播。我國在古籍書目數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比較成熟的標準和相應的指導政策；但全文古籍數據庫建設方面都還處于探索階段，特別是在實現網絡化的古籍全文檢索方面。目前，在古籍書目數據庫建庫方面，中國古籍書目的計算機機讀目錄格式已有通用標準，在大陸地區主要采用CNMARC，也有一些比較完備的相關標準和規范可以參考，包括：《中國文獻編目規則》，《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中文拓片機讀目錄格式使用手冊》，《中國機讀目錄格式》等。中文古籍文獻數據庫也有相關的《古籍著錄規則》和標引方法，還有古籍字符集的相關國際標準ISO/IEC 10646等。雖然我國目前，各單位封閉建庫標準不統一的現象比較嚴重，但各種標準政策的出臺和規范的日益成熟化，對各種數據庫的統一標準方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總體來說，我國政府對古籍數字化的政策和指導多是在建庫標準上的，而且標準不夠全面，也沒有什么特別硬性的統一要求，標準和規范也只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導作用而已。再加上古籍數字化中有很多問題是一般文獻數字化中沒有的，有些新問題根本就沒有什么標準規范可以參考。所以，國家政府的控制和各種政策的指導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國在這方面的控制和管理顯然跟不上實踐的發展，以至于古籍數字化發展到今天，許多問題變得非常的突出。
1．4 政策缺失導致的問題
1．選題重復，資源浪費嚴重
選題的好壞直接關乎一個產品的成功與否和收益回報。中國古籍的數字化開發目前是各自為政，國家沒有給予很好的控制和管理，多數都是以商業利益為核心，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片面追求規模與宣傳效應，致使古籍的數字化集中于“少數”常用特別是叢書類的古籍，而大多數學術界需要的古籍的數字化無人顧及。關注的焦點過于集中，選題重復現象嚴重。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先后已有多家進行過影像的數字化(上海人民出版社與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光盤版、武漢大學出版社的光盤版、“中美百萬冊書數字圖書館”的網絡版等) ，一家進行了影像、全文文本的數字化(上海人民出版社與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網絡版) ，此外還有一些機構曾經也進行過相同的工作，只是由于各種原因最后沒能面世。至于像二十五史這類規模稍小但更常用的文獻，其數字版本就更多了，幾乎現在稱得上數字化項目的產品都全部或部分包含了它們。無庸諱言，在今天的各種數字化產品中，內容的大量重復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種重復在人力和財力上都是一種浪費，它提高了開發成本，同時相應減少了對其他可開發項目的投入。
2．建庫標準規范不統一，不能實現充分共享
我國古籍數字化開發各自為政，不僅選題重復，而且建庫的標準也各不相同。在技術上很難與其他數據庫融為一體，造成知識體系的割裂。甚至，有的開發單位出于知識產權和商業利益的考慮，故意不采用通行的行業標準，自行設定相關的數字化加工與組織標準，給數據共享人為地設置了很多障礙。同時，沒有考慮到古籍數字化成果的利用問題。古籍數字化的成果，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無論其制作單位是什么，但讀者大多是通過圖書館或其他一些文獻收藏機構來利用這些成果的。古籍數字化可以說是數字圖書館重要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在數字圖書館中，不僅包含古籍方面的內容，還包括了現代不同類型、不同內容的數字化信息，其內容和結構是一個完整的知識結構體系，數字化古籍應該按數字圖書館的模式去組織、加工、發布。其標準應該和數字圖書館的標準相統一，否則就不能實現在一個工作平臺上的正常運行，古籍數字化成果的利用就會出現問題。
3．開發和建設工作沒有規劃，缺乏整體協調機制
古籍數字化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不是很發達的國家來講，一個長遠的目標和合理的規劃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古籍數字化的開發必須首先摸清家底，我們到底有多少資源，多少資金可以利用，古籍數字化到底該先進行什么項目，中國古籍數字化的生力軍都有哪些，他們都各有什么優勢，如何使他們的優勢得到互補，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矛盾等等，都是需要詳盡考慮的問題。我國的古籍數字化現在則有“一盤散沙”的趨勢，在基礎工作和政策都很不完善的時候就盲目上馬很多大型項目，而且對各單位開發的項目沒有很好的協調控制，不僅使很多開發工作大量重復，也使得開發的成果資源不能為社會所共享，從人力和財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資源浪費，從整體上也使古籍數字化的進程因為“程序錯亂”顯得有點“步履蹣跚”。所以，我國古籍數字化建設應分清輕重緩急，協調好各個開發單位的工作，鼓勵合作開發，共建共享，根據規劃有步驟分階段有條不紊的進行。
2．古籍數字化建設國家控制與管理的政策趨勢
古籍數字化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無論是從長遠規劃還是從具體的項目開發標準來說，都需要國家政策的指導和規范，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2．1 加強政策研究，制定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戰略
要根據古籍數字化的現狀和問題，抽調專門的人才進行古籍數字化政策方面的研究，制定古籍數字化長遠的發展戰略，以使古籍數字化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繼續關注和落實古籍數字化相關項目，如2006年9月發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繼續實施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中華古籍特藏保護計劃等重大項目，啟動以中華古籍全書數字化出版、中華大典編纂出版為代表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加強民族古籍和文物搶救工作，搜集、整理少數民族古籍；做好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等古典民族史詩的整理出版和優秀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工作；充分發揮高等學校和學術機構整理、研究和編纂傳統文化典籍的作用。如果國家能在政策上給予相應的扶持，如制定相關內容的發展計劃，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相關部門做好協調工作，相信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2．2 規范古籍數字化國家控制的程序，加強古籍數字化的過程監理，使古籍的數字化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
古籍資源數字化既是今天經濟文化建設、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時代對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古籍資源數字化剛剛起步的今天，古籍數字化建設中會有很多問題和沖突，有些古籍數字化項目甚至有些盲目性，古籍數字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失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站在宏觀的高度，從整體上對古籍數字化加以控制，要規范古籍數字化國家控制的程序，加強古籍數字化的過程監理，建立嚴格的課題審批制度。到底該先上什么項目，后上什么項目，國家應該有一個整體控制，使基礎性和支持性的研發和具體的古籍善本數字化開發互相促進，使古籍數字化分階段、有步驟的逐步實現高效快速的發展。
首先，應該進一步完善古籍書目數據庫，有了古籍書目數據庫，不僅簡化了古籍的檢索方法，增多了檢索途徑，而且可以極大地方便讀者，提高服務效率，更可使讀者對館藏古籍情況一目了然。建立中國古籍文獻機讀目錄數據庫，是古籍管理現代化的第一步。其次是大規模總結性古籍檢索工具的數字化，總結性的、權威性較高的古籍工具書，如《辭源》、《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版刻圖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國歷史地圖集》、《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等，這些工具書本身或許并不能稱為古籍，但卻是人們充分地利用古籍資源、打開古籍資源寶庫的有效的參考工具和引導工具，是實現古籍真正數字化的基礎。再次是計算機古籍整理通用系統軟件的研制。開發古籍資源數字化一旦進入大規模實施階段，必須依托于一系列開放、兼容、通用的計算機處理軟件，如OCR 軟件、校對軟件、標引軟件、檢索軟件、研究支持軟件等。目前，雖然出現了一些數字化古籍產品，但處理軟件基本上還是各自封閉的，由于古籍資源數字化處理軟件的通用程度低，導致的結果是重復研制開發屢見不鮮，不僅延緩了古籍資源數字化的進程，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如果較為配套的通用軟件系統開發成功，將會大大加快古籍資源數字化的進程。
2．3 加強政策中的標準化建設，統一建庫標準和規范
要建立一個完整的中國古籍數據庫，使用戶上機就能縱覽古籍全貌，按圖索驥，用其所需，就要重視統一標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因為資源庫建設要依靠各單位的合作，因此必須加強政策中的標準化建設，以保證數據庫的質量和查詢服務效果。要有規范的著錄條例、數據庫格式、編目軟件使用字庫，還要有統一的古籍分類法，這些標準的制定不僅要由圖書情報界、信息產業界和與標準相關的軟件開發商參與，而且也要有從事古籍整理的專業人員參與，只有這樣才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共享古籍文獻的統一平臺。另外古籍數字化的最終目標是在網絡環境下，實現對數字化古籍資源的查找和使用，因此其建庫的標準要和提供古籍使用的數字圖書館的平臺相互兼容，古籍數字化應該以是開放式的、分層次的、結構化的數據庫來組織與揭示，在進行數字化加工時應與現代圖書遵循統一的標準規范，古籍的特殊性應該在統一標準規范的框架下進行細化，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的共享協議或技術，使所有的資源能夠在同一平臺上使用并互相調用，不僅節省加工成本，而且方便用戶的使用。
標準化問題是古籍數字化中的關鍵問題，事關古籍數字化以后的發展，政府必須加大力度不斷探索數據庫的建庫標準，促進數據的共享和交流。
2．4 加強古籍數字化建設政策中的協調和管理
我國的古籍文獻浩繁，且分布在不同系統和部門的圖書館及其它機構。古籍數字化建設需要各部門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統一規劃，統一指揮，不然就會導致重復開發和資源浪費。而且古籍數字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體系，其涉及的問題很多，如古籍的“文獻保真”和“文獻整理”原則的處理尺度問題，古籍版本的選擇問題，字符集問題，標準規范的統一問題，選題的控制問題，總體進展規劃問題，經費問題，人才問題，資源的共建共享機制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國家站在全局的角度進行控制和協調，需要國家政策的及時指導。成立古籍數字化建設專門領導機構，是開展好古籍數字化建設工作的強有力組織保證，是協調和減少問題的最好方法。當然，對于新課題來說，許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那么簡單的，需要不斷的探索，不斷的完善才能逐漸走上正軌。另外，領導班子的組織體制、知識結構和運作模式對于古籍數字化的成敗是相當重要的。領導機構應該推選古籍內容專家、技術專家、高校和公共圖書館的專家以及一些商業結構的代表組成，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考慮，制定合理的古籍數字化政策，及時地對古籍數字化建設進行控制和管理，并不斷地對各種政策進行調整和修訂。這樣才能保證古籍數字化的問題及時得到協調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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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04CTQ002）研究成果之一。
發布日期：2009-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