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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隊基層的思想政治教育，講究的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孔不入”。除了能占到正課時間一半以上的政治學習和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以及“雷打不動”的“天天讀”之外，連吃飯的時候也不讓人消停——嘴巴可以占著，耳朵卻不讓你閑著，有人會利用這時間講述學習體會，表達班組決心，宣傳好人好事。
這種做法叫作飯堂廣播。
　　 說是廣播，卻連個話筒和擴音器也沒有，只憑了念稿人的嗓門兒高聲朗讀。好在不論是在新兵連還是下到氣象站，我們的食堂都不算太大人也不很多，雖有鍋碗瓢勺撞擊之聲及狼吞虎咽咂嘴嘬舌的動靜，廣播稿的內容大致還是能聽清楚的；至于人們愿不愿聽，聽了之后會不會留有印象，那就另說。新兵連時是以班為單位，氣象站時是以業務組為單位，各班組的領導對兵們都有要求，要大家通過飯堂廣播這個“陣地”，及時有效地向全體官兵傳達本班組的聲音，要在這方面跟別的班組比一比，爭個高低。誰以這種方式“發表”的稿件多，誰就會在班組點名時受到表揚，有時連隊領導還會專門就此提出表揚。表揚，對于兵們尤其是新兵們總是頗具誘惑的，于是每到開飯時分，飯堂里總能做到“廣播”聲不絕于耳，此伏彼起，這面剛有人念完一篇稿，那面就有人接上來，而且稍慢一點兒就會被別人占了先。
　　 新兵訓練時大家還有點臨時觀念，加上新兵班長們雖個個訓練有素但肚里的“墨水兒”并不多，對這種在飯堂里搶念稿子還不是十分在意。到了氣象站，各業務組長都是干部，都挺重視這種形式的“宣傳報道”，就使得組與組之間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觀測組的王廣金就因為反應比較慢一些，曾好不容易準備出一篇報道稿，卻連著三頓飯都沒輪到廣播的機會，一氣之下把稿子撕掉了。
　　 探空組的李衛勤則跟個精豆子似的，不僅稿子寫得多，幾乎每天一篇，而且搶奪發言權很有一套。經常是等著站領導們一進飯堂，見他們沒有什么通知要念也沒話要講了，他就大喊一聲“最高指示”，一面背誦某段毛主席語錄，一面從衣兜里摸出稿紙，開始他的廣播。要是站領導有話要講，或是值班組長有事要通知時，李衛勤也會在講話干部的話音剛落，就用“最高指示”緊緊接上，很有點像當今電視臺搞知識競賽時快速搶答的那種架勢。
　　 至于為什么要喊一聲“最高指示”，乃因當時不論什么場合的發言，都要以毛主席語錄開頭，甚至個人的學習體會，記日記寫家信，也多會以最高指示書于頁首。所以，飯堂里時常就會出現這樣的鏡頭：前面一人的稿件剛念完，馬上有兩三個人一面喊著“最高指示”，一面從各自的飯桌旁向中央空地沖出，誰的喊聲占先一秒半秒，那落后的人就得按規矩退下，等候下一次機會。所以就會有反應慢一些的人總也輪不著說話，所以王廣金才氣得夠嗆，把稿件撕掉。
　　 這里當然也有一些技巧。比如，同班組的兵一旦有人搶到了“廣播權”，他會在稿件快念完時示意也有稿要念的本班組人員，讓其早做準備，至少先把嘴里的飯菜清空了——有人曾經剛咬進半個菜包子，見別人廣播完了就鼓著腮幫子大叫“最高指示”，引起一陣哄笑不說，還在全站點名時受了指導員批評，以為太不嚴肅。再比如，要是這面有位兵正在念稿，別的班組的人想搶接過去，就得早早地撂下筷子，掏出稿子，專心致志地聽著那廣播稿是否已臨近尾聲，從念稿人的語氣和神態上判斷哪是最后一個句子哪是最后一個音節，以便在對方話音剛落就接上去。
　　 有時會出現兩聲“最高指示”難分先后，幾乎重疊的情況。于是各不相讓，兩個嗓門兒同時發聲，而且越在這情況下聲音越大。這時只有靠站領導出面裁決，這相當于體育比賽里的“并列第一”，雖然由領導指定某人先念了，但另一位也并不會覺得掉了身價，而且會順理成章地排在下一輪念稿，別人就不能再和他爭了。
　　 我對這種飯堂廣播的方式不太喜歡，也很不理解。只是在史組長的施壓之下，我也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寫一篇廣播稿，表揚我們組里的好人好事，顯擺我們如何“為革命多想多做”等等。既然寫了，就也得設法找機會廣播出去，但這樣一來就很耽誤吃飯時間，偏偏我那會兒正長身體的時候，飯量大，吃得又慢，為念一篇廣播稿就得讓肚子吃虧，總覺得很劃不來。所以當王廣金生氣撕掉廣播稿的時候，我是深有同感，覺得這小子比我有種——我雖然也早有一肚子想法，卻不敢像他這樣公開表達不滿。但我還是借這機會向站領導提了個建議，在飯后回宿舍的路上，我很小心地對指導員說：指導員，站里為什么不想個辦法，規定一下飯堂廣播發言的順序呢？讓準備念稿的同志事先申報，排個隊不好么？每次都讓大家這樣爭來爭去，害得人飯也吃不好。
　　 指導員就笑，反問我一句：爭來爭去，有什么不好嗎？又說，你沒看見放電影以前各單位的拉歌嗎？你能想象那歌聲要不是各單位自發地唱，搶著“拉”別人或搶著用歌聲“蓋”過別人，要是也得由值班員排出個先后順序來，會是個什么場面？最后指導員很和藹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著說，你到底還是個新兵啊。等你當了指導員，就不會這么想啦。
　　 這可真有意思。他把飯堂廣播跟操場拉歌扯到了一起。原來人家當領導的，要的就是這么個勁兒。至于那些廣播稿都寫了什么，那些聲嘶力竭的嗓門兒都念了些什么，以及那些費了半天勁整出來卻終未得到廣播機會的稿子上都寫了些什么，那重要嗎？其實不重要。
　　 也就難怪至今我能記起的只是那飯堂廣播的場面，只是那一個比一個高聲甚至都有些聲嘶力竭的嗓門兒。至于誰誰都念了些什么內容，則除了那開頭必喊的一句“最高指示”外，竟一點兒都不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