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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庫全書》與歷史時代
《四庫全書》是一部涵蓋十八世紀以前中國文化基本典籍的大型文庫，成書于中華帝國最為鼎盛時期，乾隆依托時代上千名優秀學者編纂完成,它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更是世界文化的寶庫,《四庫全書》成為中國歷史上與長城、大運河并列的三大工程之一。
《四庫全書》的編纂最早提出編纂儒藏的是明末福建人曹學全。徐乾學也有過類似的建議，繼之，著名學者周永年正式提出了為編纂《儒藏》而搜求圖書的建議，寫出著名的《儒藏說》，闡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義。隨后，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廣征遺書、整理官藏和從《永樂大典》中輯佚等建議。這一建議，與乾隆皇帝向往實現文治武功，一統傳統文獻宏業的想法不謀而合，促使乾隆皇帝決定編纂一部能囊括古今文獻的巨型叢書《四庫全書》。 乾隆皇帝在強大國力的支撐下，依托承平日久的濟濟學人，在廓清海宇之后，人過花甲之年，立志編成一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后世開太平”的宏篇巨著 —— 這就是《四庫全書》。
在《四庫全書》十九年的編纂過程中，乾隆皇帝既是策劃者、決策者，也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這樣一位既熱衷又負責任的皇帝，《四庫全書》的編纂只能是一個夢想；從決策上看：乾隆皇帝先后專門為此頒發的旨諭達三十多份,為典籍題詩達五十九首之多。從參與的程度看，乾隆皇帝對整個《四庫全書》編纂中的諸多問題，舉凡征書、體例、輯刊《永樂大典》、建七閣、督查速度與質量到底本發凡等事，既設官、拔款，又獎罰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文津閣、文溯閣書尾均鈐有“太上皇帝之寶”大印，證明乾隆皇帝在退位之后對《四庫全書》的編纂是多么的關注。龐大而漫長的文化工程，除了統治者堅定不移的決心和雄厚的國力作保障之外，學術研究的繁榮和參與人數的眾多也是成敗的關鍵所在。在高效的組織運作下，整個編纂過程先后有三百六十五位皇子王公和專家學者參與管理此事；至于參與七閣和兩部《薈要》抄錄的人今天可考者達 4500 余人。如果再加上獻書、建閣等諸方面的人手，參與此項工程的人數會更是一個龐大而驚人的數字。《四庫全書》的編纂的成功，更得益于一批杰出學者的參與，如紀昀、戴震、周永年、陸費墀等。他們的學術水平舉世公認，直到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是相關學術領域難以逾越的大師。他們的積極參與,也成就了當時文化學術的空前繁榮，從歷史的長河中，從中外的視野中，乃至未來的發展中，《四庫全書》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與廣度！
《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的過程中，乾隆皇帝便開始籌劃成書的收藏。他首先下令建北方四閣，文淵、文津、文溯、文源閣分建于皇宮、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和今沈陽故宮。北四閣入藏完畢后，他又下令再抄寫三份《全書》，分別庋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這七部《四庫全書》抄畢送藏七閣后，伴隨"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確也度過了半個多世紀寧靜祥和的時光。但是嘉慶、道光以后一百余年風風雨雨中，中國七座規模最大、氣勢最恢弘的藏書樓與其中的七部《四庫全書》，飽經戰火的摧殘，厄運接連不斷，與整個國家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首先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是江南三閣。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鴉片戰爭中，英國兵艦攻陷鎮江，文宗閣的藏書損失了一部分。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打鎮江金山，金山寺僧眾早已將佛藏移至五峰下院，文宗閣及《四庫全書》則無暇顧及，只得聽任火燒，文宗閣與《全書》遂全部焚毀。太平軍占領鎮江后，隨即渡江進克揚州，文匯閣及所藏《四庫全書》也被付之一炬。咸豐十一年（1861），杭州城為太平軍攻陷，文瀾閣管理者自逃性命，閣雖存而棟宇半圮，屋頂被毀，閣書星散。杭州鄉紳、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和杭州當地人士的努力搜集下，劫后余生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有八千余冊保存下來，同時，丁氏兄弟開始主持補抄《全書》的工作，不僅補抄入《四庫全書》原有之書，還補足了全書中有些書籍的闕佚部分。辛亥革命以后，浙江省立圖書館建成，將《全書》遷入省館西側的紅樓保藏。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文瀾閣《四庫全書》開始大規模動遷。這一去，直到1946年7月返杭，在外整整顛沛流離了九年，輾轉浙、閩、贛、湘、黔、川，橫穿南方六省，來回行程逾萬里， 1949年以后，政府將位于孤山之巔的青白山居撥作專貯文瀾閣本《四庫全書》之所。1969年至1976年又被遷至浙江麗水地區的戰備書庫達七年之久，畢竟再無散失，安全無虞地保存到現在。
皇宮四閣也命運多舛，首先遭殃的是文源閣，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他們在飽掠圓明園珍寶之后，舉全園而火焚之，文源閣和其中的《四庫全書》以及貯藏于味腴書屋中的一套《四庫全書薈要》也在這場浩劫中化為灰燼。文淵、文津和文溯三閣的命運稍好一些，沒有遭到被焚的厄運，完好保存至今，但閣與所藏《四庫全書》早已分離。文淵閣本自1933年運出，便再沒回到原閣�？谷諔馉幤陂g為避戰亂，當時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將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全部運往上海，此后又輾轉于重慶、南京等地，最后渡過海峽，被運至臺灣，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辛亥革命后，文溯閣《全書》曾一度運至北京故宮的保和殿存放，1925年又被運回沈陽。1966年，文化部決定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移交當時的所謂"戰備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代藏，這套《四庫全書》遂從沈陽被遷至蘭州，保存至今。
這七部《四庫全書》之中，保存最穩妥的還是文津閣本。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于乾隆五十年三月運往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全書在文津閣收藏近一百三十年。1909年7月，清政府允準撥文津閣《四庫全書》為籌建京師圖書館所用。1913年12月底，全書自承德啟運，1914年1月初到京，暫存于故宮文華殿內，1915年后，藏于京師圖書館。隨著京師圖書館的改名易址，全書曾四次搬遷，最后一次是1987年北京圖書館新館落成，搬入新館二樓正廳后的《四庫全書》專藏書房內收藏至今�！∨c《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并稱為國家圖書館的四大鎮庫之寶。
（二）《四庫全書》的特征
《四庫全書》的本體特征以最簡約的方式概括，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體制龐大。全書最后成書 36736 冊（各閣略有不同）， 6144 函， 著錄之書為3461種，79039卷；存目之書5793種，93551卷，兩項共收書10254種，172860卷， 每套總計抄成 240 余萬葉，并分筑七閣以儲之（閣高１６ . ２８米，寬１５ . ８０米，長２６米，）尚有編撰過程產生的副產品《四庫全書薈要》兩部。如此龐大的規模，幾乎囊括了所有清代中期以前值得傳世的經典文獻（佛、道兩藏因有專書除外），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所有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在中國過去三千年文獻傳承的過程中，先后有過幾次較大的總匯工程：東漢初班固在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基礎上編纂的《漢書。藝文志》，唐初編纂的《隋書。經籍志》，明成祖時期編纂的《永樂大典》，而最大的一次則是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端膸烊珪返目倕R工程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前幾次，其規模不啻增大了多小倍。在編纂上，它不僅有提要性的目錄，還將著錄部分收入全書。《四庫全書》總匯工程之浩大，實屬空前。
其次，系統而科學。《四庫全書》編排充分體現了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讓龐雜而繁富的歷史文獻在中國封建王朝全面鼎盛的時代得以完成一次譜系的科學建設�！端膸烊珪返姆诸悩藴屎筒縿e原則，從此成為整理中國傳統文獻的標準與圭臬，其價值已超越《四庫全書》本身，為中國傳統古籍的疏理提供了永久性的范本。
《四庫全書》為學界舉世公認的最高學術價值是其見解精到的《四庫全書總目》。由乾隆皇帝親手策劃并略早成書于七閣的《提要》 在中國古典目錄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是中國古典文獻學中重要的目錄學專著。它發揮了古典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旨，不僅對已收各書撮其指要，論其指歸，對存目諸書也敘其大略，使人得其大概，沾溉后人，厥功至偉。 這部經過千錘百煉而最終由紀昀所刪定劃一的學術巨制，如同皇冠上的明珠一樣備受珍視，她既是《四庫全書》編纂工程的基石與靈魂、結晶與提升，又超越于《四庫全書》本身，成為學術研究與探求的指南針。
乾隆三十九年，先于總目成書四年編成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雖然精簡了《總目》的總序和小序，但有些條目仍附有簡短的按語，頗便翻檢�！端膸烊珪放c《四庫全書總目》的先后完成，在整理傳統文獻的同時又能完成書與錄，確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第三 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的傳世書籍。 《我們知道，《永樂大典》還未進入二十世紀之際，便在天災和人禍的雙重蹂躪下百不存一。但在乾隆時代，萬卷巨制在皇宮之內基本完備。 從《永樂大典》中抄錄和搜輯佚書是《四庫》館臣所從事的一項最有價值的工作。據統計，《四庫》館臣 先后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五百一十六種，其中三百八十八種被收入全書本體，一百二十八種列為總目存目。收入《四庫全書》的三百八十八種近五千卷文獻，其總量已接近《永樂大典》總量的二十分之一。沒有這一舉措，今天的二十四史就會缺少《舊五代史》，宋人別集就會篇幅大減。由于嚴格的甄錄標準，劃入存目的一百二十七種今天已無法再見存篇，人們只能從存目提要中尋訪這些早已遺落的信息。《四庫全書》對《永樂大典》佚書的輯復是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絕后的一次大搶救。從此，這些文獻由于被輯入《四庫全書》而得以流傳后世。大規模擁有獨特的原始文獻 —— 《永樂大典》輯佚本，成為《四庫全書》對中國文化不可替代的貢獻！
第四，傳承 歷 代文獻；當然，《四庫全書》的傳承之功遠不止于輯佚《永樂大典》。對幾百年宮廷珍藏的發秘傳布，各地藏書家獻書的甄別錄副，甚至汲汲于海外回歸文獻的采擇，都是《四庫全書》傳承中之閃光所在。首先是盡數入編 清代的內府藏書。這些圖書大多是前代流傳下來的舊書，或庋藏于武英殿、懋勤殿、上書房、 藻堂、味腴書屋等處，供皇帝隨時觀覽。清代內府書籍或經官刻，普通學者很難看到。乾隆皇帝將這類書籍全部納入《四庫全書》采擇的范圍，集中到《四庫全書》館，由總裁指定纂修官專門經辦。對于官刻的前代舊書，例如乾隆年間校刻的《十三經》、《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繕寫，收入《四庫全書》；其次是集中各地官府采進和私人進獻的書籍。這一部分圖書在《四庫全書》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由于各省總督或巡撫采進的圖書玉石雜陳，真贗混淆，《四庫》館臣首先加以甄別、�？焙涂甲C，去偽存真，擇善而從；呈送皇帝裁決。各類書籍送呈皇帝審閱之后，作為定本收入《四庫全書》。
史料的纂集和新書的編造，同樣構成了《四庫全書》的另一巨大價值。如果說《四庫全書》建構的是一個文化帝國的表象，那么康、雍、乾三代歷時一百二十余年不僅在文化方面把整個清宮乃至其所轄屬之地變成了書香世界，而且皆是新書的編撰和生產場所，稽之《國朝宮史》與《續編》，可得書目上百種，在《古今圖書集成》之外，竟達萬卷之制，這其中可分為幾類：有 纂集先代文獻 ： 如《全唐詩》、《歷代賦匯》、《全金詩》、《朱子全書》。有類書之編纂，如《淵鑒類函》、《駢字類編》、《佩文韻府》、《子史精華》。 更有史書及史料之纂集，如《明史》、《國朝宮史》，《大清一統志》及《大清律例》。有群經之箋述，更有工具書之編纂，如《康熙字典》、《歷代職官表》。這些著作不僅集中疏理了有明以前的歷代文獻，更為后世提供了清代前期最完備、周詳的歷史資料。如果從一個細節考察，《四庫全書》中收錄康、雍、乾三代撰述的著作超過了一百種，且大部分是宏篇鉅制，就字數而言，約占了《四庫全書》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些都是有清前期百余年間成百上千的學者官員費盡心血完成的文獻積累。其中大部分著作已列儲《四庫全書》，構成了《四庫全書》中的主干。
第五，編修考校嚴謹�！端膸烊珪返木幮尴到y專業而科學，從嚴務實，貫徹始終，從選本的簽注到輯佚、抄校、覆勘，垂鵠之高，督責之嚴，運作之高效都令后人慨嘆。以今日所見，其整齊劃一的抄錄和裝幀已令人嘆為觀止，但這只是表象，其真正的內核是以精通文獻，瀝沙簡金的學養為基礎。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之時，即全面規劃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運作體系。它先將編書與撰寫《提要》的工作統統納入《四庫全書》館的統一領導下，使二者沒有此疆彼界的劃分，并采用分類包干，一人全面負責到底的工作方法。對于各書的�？薄⒖甲C、《提要》的撰寫以及根據該書內容價值而預擬的應刊、應鈔、應存目三種意見等工作，都由一人專負其責，既發揮人才的作用，創立了傳統文獻編纂的良法�！≌捎谳^好地組織了各方面力量，才保證了修書工程的順利完成。
《四庫全書》的編纂，集中了當時一大批學有專長、富有盛名的學者。在開館之初，乾隆皇帝除了依照封建體制，命皇子和重臣擔任正副總裁外，主要選用了大量學有所成的知名學者，據統計共有360人，分別擔任總閱、總纂、總校、提調、協勘等等職務，其中有許多人是當時享有盛名的大學者。其中如戴震精于算學，邵晉涵精于史學，周永年精于輯佚，任大椿精于典制名物等等；又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總閱官、總纂官、總校官等，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貢獻甚多的還有于敏中、王際華、金簡、陸錫熊、陸費墀、翁方綱、程晉芳、朱筠、姚鼐、彭元瑞、朱 珪 、莊存與、金榜、李潢、陳際新、郭長發、陳昌齊、洪梧、王念孫、劉墉、謝墉、趙懷玉、曹秀先、王太岳、余集、曾燠、門應兆等眾多學者，都是俊才碩彥，稱一代人才之盛。 由于《四庫全書》過于龐大，一字之考證，一書之編次很難凸現出個人的作用。但正是由于積無數之力，真積力久，而成巍巍學海，浩浩書山，雄視古今，厚福今人。
第六，多元文化體系的系統工程；以《四庫全書》為主體，同時配套發展多元文化體系的系統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兩件事：一是在征書輯書工作中發現有不少珍本秘籍為社會所需要，于是決定，用新創造的木活字法刻印流通，共印行134種，即《武英殿聚珍本叢書》。二是開館之始，征書紛至沓來，卷帙浩繁，不便瀏覽，加以乾隆皇帝年歲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備的圖書，所以在開館之初，就命館臣從應鈔諸書中，擷其精華，以較快速度編纂出一部《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四十三、四年，兩份《薈要》先于全書竣工，分藏于宮內藻堂和圓明園的味腴書屋，以備乾隆皇帝隨時閱覽。同時還編了一部《四庫全書薈要總目》，作為提綱挈領之作。這項整理傳統文獻工作既有《全書》，又有《總目》；既有《總目》，又有《簡目》；既有珍善圖書的選本《武英殿聚珍本叢書》，又有必備書選本《四庫全書薈要》，較完整地形成既有原始文獻，又有二三次文獻的創制。它不僅代表了當時整理文獻工作體系的水平，
此外，查禁和銷毀“違礙”書籍。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清代統治者對各類書籍進行了極其嚴格的審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締所謂“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統治的著作。《四庫》館臣在校閱各類書籍時，但凡發現歷代學者撰寫的著作有“悖逆”之處，或者編選之書有“違礙”條目，全部撤出銷毀。即使已經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在�？边^程中如果發現上述問題，也都部分地抽毀、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銷毀。《四庫全書》在其編纂的全程中一直伴隨著復查、校訂、改錯、撤出和禁毀。據黃愛萍女士統計，在十九年的禁書過程中，共禁毀書籍3100多種，銷毀書版8萬塊以上，數量不可謂不大，未免為《四庫》纂修工程留下遺憾。這便是 《四庫全書》為學術文化界所詬病、詆毀之處。
但是，禁書實際上是歷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歷代統治者莫不為之。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實際上，禁書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至于刪改典籍，也不是乾隆皇帝一個人的專利。乾隆皇帝從政治需要出發，對許多文獻進行刪改，其實也符合歷史邏輯的，是歷代統治者所慣常的做法，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端膸烊珪返木幾爰辛水敃r眾多的著名學者，他們的判斷力和學識對《四庫全書》的貢獻非常巨大，我們應該充分挖掘出蘊藏在其中的學術文化價值。因此，從歷史的角度認識《四庫全書》的編修，從學術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庫全書》自身的價值，對今天的學術界來說十分必要。
（三）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價值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保存最為完整，并且至今是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今天走進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庫， “ 乾隆御筆 ” 首映眼簾，這是一首 “ 題舊五代史八韻 ” ，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側板上，128個書架林立其中，6144個書函整齊有序地擺放在當年高大的書架上，取出經、史、子、集、四函書，綠、紅、藍、灰四色如新，夾板、絲帶、銅環依照當年，翻開書冊， “ 文津閣寶 ” 的珠印呈現眼前。
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四庫全書》在成書后，曾作過兩次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的起因都是從文津閣本開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莊，于消閑時翻檢此書，發現有訛誤，于是下令全面復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莊又發現已經復查的文津閣本揚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為生氣，又再次下令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文津閣本都是由總纂官紀曉嵐（昀）親自帶領有關人員進行。 “ 紀昀復勘 ” 的黃箋，雪白的開化紙，端正的館閣體楷書，為文津閣本所獨有。這一目一目，使得多少參觀者為之贊嘆不已。二十世紀前期，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文淵閣本經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就據文津閣本補抄。文溯閣本也發現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于文瀾閣，被毀后，則據文津閣本補了更多�？梢娢慕蜷w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1920年， 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特地委派 知名學者 陳垣著手調查，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清點完畢， 并進行全部清查統計。這是文津閣《四庫全書》首次被關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匯集影印出來。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 1991年底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楊訥先生提議并主持了文淵閣與文津閣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集部為列，共收書1273種，存有差異788種，占百分之六十二。而史部收書566種，存有差異則達290種，占百分之五十一。產生差異的原因各異，差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大體歸類如下：
一，篇、卷之差 集部百分之六十二有篇、卷之差，如唐、五代別集中杜枚的《樊川集》，文津閣本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文淵閣本十七卷，缺文津閣本卷二至卷五、外集、別集，其余各卷編次尚存差異。文津閣本多出部分有卷二31篇，卷三59篇，卷四77篇，卷五88篇，外集94篇，別集52篇外，卷一、卷六又分別多出15篇和1篇。僅宋別集而言文津閣本多于文淵閣本既有128種書1160篇文。又如總集清朱彝尊編《明詩綜》，文津閣本中有356首詩不見于文淵閣本。這些史料為廣大文史工作者提供新的研究空間。
二，文字之差《四庫全書》大，不可能對每一部書逐字核對，但發現文字差異很大。以史部為例，明王緯撰《大事記續編》，其中卷五十七文津閣本計34頁，文淵閣本只19頁，文津閣本多出的部分沒有明確的篇名。如果不是整卷閱讀，或將兩個本子對照看，即便是把溢出的部分公布，閱讀起來也很困難。再如史部清于敏中等編纂的《日下舊聞考》，將兩個四庫本和標點本一并核對，結果是文津閣本獨有的36條，文淵閣本獨有的20條，四庫本有而不見標點本的有8條。還有兩個閣本在同一位置上，字數基本相同，但內容相異。
三，《永樂大典》輯佚本的差異 《四庫全書》中保存了300多種《永樂大典》輯佚本，兩個閣本在抄錄輯佚本時存在不少差異，以宋別集為例，宋別集在抄入輯佚本128種，兩個閣本抄錄內容完全相同有63種，正文部分相同附加資料不同有14種，正文部分存在差異有51種。呂陶的《凈德集》三十八卷，文津閣本在卷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各卷內共多文24篇。如呂陶《凈德集》，《宋史·藝文志》載為六十卷，后失傳，修《四庫》時據《永樂大典》輯佚為三十八卷。今文津閣本的《凈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銘》，記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跡，從中可了解周邦彥的家世及周邦彥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價值，但此文卻為文淵閣本失收。也正因此，現在人所編的有關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及現代學者關于周邦彥的傳記著作也都未涉及。宋祁的《景文集》也是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文津閣本比文淵閣本多補遺二卷(91篇)，附錄一卷，唐庚和、陳之強序及正文479篇。《景文集》有兩個宋刻本分別殘存三十二卷和十八卷均已流入異國，國內所存都是輯佚本，基本與文淵閣本同，文津閣本《景文集》是海內外最好的本子。這是宋人文集中較為突出的�！�
四，序、跋、附錄的差異 序、跋和附錄記載了作者生平事跡及后人的有關評論，是文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資料。文津閣本抄錄中保留了大量的序、跋和附錄資料，這也是文津閣本的特色之一。如元劉鶚的《惟實集》，文津閣本較文淵閣本多五言古詩4篇外，又多附錄卷上，計文15篇。據國圖所藏《惟實集》除四庫本外，還有清咸豐五年刻本，以文津閣本和咸豐五年刻本相校，正文部分除文字差異較大，文津閣本又多詩9首。附錄部分同為兩卷，內容互補，其中文津閣本有4篇不見于咸豐刻本。實例說明文津閣本的文獻價值決不僅是它有勝于文淵閣本之處。
五，提要的差異 在纂修《四庫全書》時每部書校對整理后都要由四庫館臣撰寫一篇提要冠于書前，最后由紀昀整理編排總其成之《四庫全書總目》，把兩個閣本的提要與排印本進行核對。其結果分為三類，一是三本同，二是互有小異，三是差異較大；其比例約各占三分之一。差異的部分有是兩本同異于另本，有是三本各異。提要所載的內容是后人研究某個歷史人物或某部著作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的。由此管中窺豹，文津閣與文淵閣差異巨大，文津閣本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
（四）商務印書館與《四庫全書》
早在清末，羅振玉等人就曾倡議將《四庫全書》遷入新創建的京師圖書館以妥善保藏�？墒牵屵@東方文化的金字塔不遭淪滅，印行是最好的辦法。20世紀初，有兩位先知者已措意于此事，一是那位著名的遠東首富 —— 哈同，一位則是張元濟 —— 商務印書館靈魂式的人物。早在1915年，哈同就有意印行《四庫全書》。1917年1月7日,張元濟先生以商務印書館的名義呈文教育部,商量印行京師圖書館所藏之《四庫全書》(見《張元濟年譜》P133)。同月18日，呈文被駁回。張元濟只好尋求與哈同合作。當然，，哈同并不會專注于出版，《四庫全書》出版，于商務才是正宗。張元濟先生不過是想借船出海，完成一樁文化偉業。
法國內閣總理班樂衛是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人，1917年，建議用庚子賠款來印行《四庫全書，并打算第二年訪華。不僅法國政府重視，日本政府也想以重金借鈔副本，英、美、德、奧等庚款受惠國也對印行《四庫全書》表示贊同。北洋政府為此決定在北京設立文化局，專門實施印行之事。9月，葉恭綽即正式與張元濟商議印行此書。葉恭綽主張原樣影印，張元濟則主張分批印造。張元濟為此專程北上，歷時將近一個月，沒有任何結果，事情由此擱置下來。
1924年，商務印書館即將迎來建館三十周年紀念。為了提升商務的地位與影響，張元濟決計在館慶三十周年之際，著手影印出版《四庫全書》計劃。由于經過了精心的準備，幾經磋商，清室方面終于同意，雙方達成協議，共擬訂了十三項領印條款。是年三月中旬，報清北洋政府國務院、內務部、交通部教育部備案，由交通部派專列運滬實施。4月5日，商務印書館派員會同內務府委員到文淵閣查點裝箱，至4月7日，裝箱僅三分之一，意外的事發生了。曹錕親信李彥青向商務索賄，被張元濟拒絕�！端膸烊珪返挠⌒性僖淮沃休z。
1925年的6、7月間，北洋政府表示政府仍有意印行。10月12日，商務印書館與教育部簽訂了印刷《四庫全書》特種本的專項合同。10月17日，教育部訓令京師圖書館，將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點交商務印書館運滬。此次印刷將按三種方式印行：一，特種本，按原樣印行，仍為三萬六千冊，二、甲種本，合原書四頁為一頁，用進口道林紙印刷，布面精裝1000冊，三、乙種本，用道林紙印刷，紙面精裝5000冊。合同簽訂后，商務會同教育部及京師圖書館開始查點裝箱，至10月20日全部查點完畢，裝成1024箱。但恰在此時，戰事爆發，鐵路運輸中斷。海運無準期，不敢冒險，只好待時局穩定再施行。
“ 九·一八 ” 事變后，文淵閣《四庫全書》轉運至上海。1933年4月，當時庋藏《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親自找到張元濟，希望商務印書館印行《四庫全書》未刊本，對此張元濟不甚贊同，為什么？因為張元濟對《四庫全書》的一慣主張是：全印，縮印。他的出版原則是 “ 庫本還他庫本，善本盡可別行 ” 。但是，當時主持商務事務的王云五。對張元濟說： “ 為營業計可以不做。為名譽計、為本館同人宗旨，卻不能不做。 ” 因此，張元濟最終同意實施選印方案。不過他仍然希望以珍本為基礎，力圖續印日久，便可成一全《四到1935年7月，《珍本初集》出齊，共計1960冊。教育部擬定的原名叫《未刊本》，商務改為《珍本初集》，其實也是想表明，今后還會有二集、三集之舉。這是《四庫全書》之幸，更是商務印書館對民族文化的莫大貢獻。在以后的時間里，商務印書館對《四庫全書》的關注從來沒有中斷過，陸續出版了《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未收書目》等著作。直到解放后，在業務調整之前，還出版過陳乃乾所編著的《清代禁毀書目四種》。
198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全套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計劃終于獲得批準，并準許以縮印方式問世。終于全部出齊，洋洋1500冊。從此，《四庫全書》得以完整展示在世人面前。
（五）專家學者論證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意義和價值
為了使保存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在行將遷入新的石室金匱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為學界造福，為中華文明的傳承延續命脈。北京商務印書館動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并得國家圖書館的大力支持以及海外文化。
2002年，中國出版集團和商務印書館先后兩次《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集團、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中國國家圖書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國內學界與出版界古籍整理的專家學者以及有關方面的人員，專家學者主要從多個方面論證了商務印書館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意義和價值： 1．文化價值 《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大典，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品牌。《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將促進世界各國學術界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利于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播。2．文獻價值 《四庫全書》抄有七部，經戰亂變故，現僅存三部半。《文津閣四庫全書》是國家圖書館四大鎮庫之寶之一。據《高宗實錄》等文獻的記載，該書曾經乾隆親校，并由紀昀親自三校，錯訛少于其他諸本。就版本而言，雖然文津閣本晚于文淵閣本和文溯閣本，但其利用的版本更為可靠，保存的文獻資料更為豐富。3．研究價值 目前，四庫學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體系，并逐步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文津閣本四庫的出版，將無法向廣大研究者展閱的珍本公之學界，這不僅可以大大提高文津閣本的閱讀與研究，還必將促進四庫各本間的比較研究的開展，促進四庫學研究的完善，為研究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間，繼承發揚中國學術文化的優秀傳統，推進四庫學的學科建立和發展。另外，從保護文物考慮，以新的技術影印出版文津閣本四庫也是功德無量的一項文化建樹。4．現實意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臺灣商務印書館曾影印出版文淵閣本四庫，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而今大陸最有影響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庫中最有價值的文津閣本，表達了兩岸人民維護國家統一，努力傳承民族文化的心愿。5．淵源的意義 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是老一輩商務印書館的掌舵人張元濟先生未了的愿望。早在1918年，商務印書館即曾動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后因種種變故，未能實現。今天出版此書，再續前緣，正象征商務后繼者對老一輩商務人文化香火的傳承。專家們認為，目前，大陸上流通的四庫全書雖然有臺灣輸入大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的文淵閣本，但文津本與文淵閣本可以互相補充，并不能互相替代。
隨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文津閣四庫全書》為重點項目，并希望成為新世紀一項標志性的文化出版工程。
（六）運用數字技術、打造新型《四庫全書》
文化的進步同樣離不開先進技術的運用，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標志性文化出版工程，理應用最新的技術手段來進行開發。四庫全書的出版，不僅得益于數字技術手段的運用，而且通過四庫全書數字化生產的實踐，大大地推動了數字印刷技術的進程與發展。
近百年來，橫亙在四庫全書出版面前的兩大難題是：一是如何萬無一失地保護好這一國寶級文物，不能因印書而毀書。其次是，如何將原本龐然巨制，全信息化地得以傳世，并實現可藏可用之功效。這次，四庫全書出版工程，經過近兩年的準備和技術開發，在數字技術支撐下，讓四庫全書從布滿塵蝕和污漬的深宮中走出，得以整舊如新，變成了可以充分滿足不同層次需求的文化珍品。
我們數字制作的操作流程，第一步是采用最新問世的高端數碼相機（800萬像素）進行拍攝，全息化保存每書形態。這一技術的運用，不僅實現了在操作過程中的人書分離，而且能高效運作，又確保原書的無損。
第二步是對攝取的數據進批處理和單頁數字編碼，而且保證每單頁編碼的唯一性。為建立全書基本數據庫打下堅實基礎。之后，在蘋果電腦進行圖像處理，包括原本文字著色不均、污漬、透字清理等等，在統一工序原則上，作到了文字清晰度恢復到抄錄初期水平，版面干凈如新。我們對版面處理的原則是：不清楚的修清楚，字體清楚的更清楚，最終的結果是十分理想性的。
第三步是在指定編輯原則下，按科學的分類，在自主開發軟件支撐下，依托大型數據庫進行版面的排定與設計，包括為使用方便而設定之詳細頁眉。自主開發軟件能達到如下目的：一是版面處理規范統一，分毫不差。二是最大限度地保證從函、冊、卷、頁的先后順序的準確無誤，避免了人工程操作的顛倒或遺缺。如果按傳統手工方式，不僅不可想像，且難免出錯。
第四步也是關鍵的一步，實現數字印刷。在確保印刷測試保存周期一百年的基礎上，實現了數字印刷的完成，全書采用國際知名數字印刷設備，可以實現原型態（即彩色）、黑白印刷，而且可以實現單套個性化生產。還可以在數字印刷技術支撐下，實現篇幅任意大小的印制品。不僅減少了巨大的投入和庫存的壓力，而且可以不必再以單一整齊的形象獻給千差萬別的愛好者和使用者。
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四庫全書這樣巨型的文化工程真正做到了時間省、成事省、質量高、產品線廣等，按傳統方式運行所不可能企及的效果。當年張元濟先生費二十年之力，先后反復設計的出版方案中的任何方案，今天均可以得以實施，而且品質更加優越。未來的產品只要有市場需求，還會產生更多的出版形式和出版方案。從理論上講，可以做到一書一式！
可以期待的是，四庫全書直接轉化為數字版更是無需置疑的了。
商務印書館早年正是依托引進現代印刷技術而獲得優勢競爭力，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的。今天，率先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并力求自主開發數字技術、打造出高品質的首部中國按需印刷的國家級文化工程，這可以說，標志著我國的印刷出版業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創造了中國數字印刷史上的新紀元！她不僅將為文化的傳播帶來新的希望，也同樣將為本書走向市場，走向未來帶來一片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