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完整的文學史時代：中國文人詩的規(guī)范與輝煌
中國古典詩歌傳統(tǒng)源遠流長，自《詩經》、《楚辭》開始，到唐代詩歌出現(xiàn)鼎盛局面，經歷了近二千年的漫長歷程。在這漫長的歷程中，詩歌這一文學體裁由它的初始狀態(tài)逐漸發(fā)育成熟，通過自身的規(guī)范形式的確立而走向輝煌。
考察中國詩史的整體進程，唐代不僅堪稱其峰巔時代，而且表現(xiàn)為一個重要的界劃，那就是文人詩的成熟和規(guī)范。因此，完全可以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峰巔乃至精華內涵，主要就是由文人詩充實而成。當然，文人詩一旦形成，本身便已構成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在以五七言古律詩為主體的外在形式規(guī)范中，其內部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詩美類型與藝術范式。總體看來，不同的詩美類型與藝術范式的展開，實際上與詩史的發(fā)展同步進行，具體而言，唐代前期藝術精神主要表現(xiàn)為統(tǒng)一性，中期則出現(xiàn)巨大的裂變過程，并一直延續(xù)到北宋，至南宋復又形成多重因素的融合重構。由此看來，探究中國文人詩的進程，唐宋二代實不可分割。
中國文人詩的多種類型與范式，大體可以歸為二類，這就是后人所“唐音”與“宋調”，人們習慣地將之作為唐代、宋代文學風貌的標志，但實際上，其分界并不能以唐、宋兩個封建王朝的時限為據(jù)，正如錢鐘書在其《談藝錄》中所云“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1]。多種藝術類型與范式在唐、宋二代實呈整體
→裂變→整合的復雜的嬗遞狀態(tài)與交織關系，并以其整合而成的兩大類型垂范后世。在宋代以后，文學史上宗唐祧宋，紛爭不絕，唐宋詩之爭于是形成批評史上一大公案，而詩歌藝術風貌雖有遷，卻在總體上局限于此兩大范式之中，且隨著時代的推移，文學史上主流樣式已由正統(tǒng)詩文旁落。從這樣的角度看，唐、宋二代正是一個完整的文學史時代，其最為顯目的標志，便是對中國文人詩輝煌世界的共同構筑。
由于這一完整的文學史時代涵具著中國文人詩的龐大系統(tǒng)，而敏感的文人心靈隨著七百年時代風云變幻更顯得波動異常，由此促使唐宋詩史形成巨大的嬗遞變遷之勢。大體而言，這時期，主要表現(xiàn)為五七言古律詩形式的確立，由漢魏風骨與劉梁詞彩融構而成特定的時代藝術精神的統(tǒng)一性；唐代中期至北宋可稱為文人詩的裂變時期，主要表現(xiàn)為隨著時代巨變出現(xiàn)文學思潮的轉向，在詩歌體格逐漸精密與詩美類型分裂多樣之中孕育出與“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范式——“宋調”；南宋可稱為文人詩的重構時期，主要表現(xiàn)為“宋調”在凝定中趨變，從而導致“唐音”復現(xiàn)及其重新定位。
唐宋詩史三大階段的嬗遞，顯然并非單線的替代關系，而是呈現(xiàn)復雜的交織狀態(tài)。在總體的時代精神嬗遞流變之中，文學思潮異常活躍，并貫穿著、宋二代之始終。就其犖犖大端而言，主要有四：一是基于主體精神高揚的尚奇思潮，在唐宋詩史上創(chuàng)造出無數(shù)新奇的審美天地；二是努力貼近現(xiàn)實生活的寫實思潮，在唐宋詩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活化的歷史乃至史詩般名作；三是追求詩歌體格創(chuàng)變的“以文為詩”現(xiàn)象，使傳統(tǒng)詩歌的功能與范圍得到空間的三展；四是亂世文人為尋求心靈歸宿而生成的“晚唐風韻”，體現(xiàn)出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心路歷程。這四大思潮，無不貫穿唐宋二代，有的甚至涵蓋始終。可以說，正是以此為代表的詩學思潮，將嬗遞流變著的詩史整合為一體，從而在動態(tài)的流變與靜態(tài)的排列、歷時態(tài)的思潮習尚與共時態(tài)的文類體式的辯證統(tǒng)一之中，構成唐宋詩歌的宏觀結構，并昭揭一段典型的文學史整體進程。
從中國文人詩的視點觀察，唐、宋詩顯然并非歷來“分唐、宋之畛域”那樣的兩種文學形態(tài)的對立關系，而是一個歷史進程中的整體。縱觀歷代的唐、宋詩研究，由古代的唐宋詩之爭到近現(xiàn)代的不為軒輊，從爭高下到辨異同，學術觀念趨向通達，標志著時代學術的進步，但是，研究宋詩仍然以唐詩為參照乃至評價標準，并且視唐、宋詩本身為截然兩途的觀念與思維定勢顯然略無改變；在唐宋詩研究中，則幾乎無一例外地以辨異為主要著眼點，同時具體研究者大多僅攻一端，致使唐詩、宋詩研究各自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領域，表現(xiàn)出相當程度的隔膜。由此看來，整合唐宋，不僅可以改變唐、宋詩研究的分裂狀態(tài)，而且可以拓寬唐、宋詩研究的狹隘視野，使唐、宋詩研究本身趨向深化，并進而為倡導一種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與思維觀念提供啟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