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照下的唐詩學思考
——評張紅《元代唐詩學研究》
向敬之
唐詩學研究，指的是研究唐代詩歌、詩學在一個時期為人們解讀其閱讀、批評與寫作的特定接受過程，其中有這一時間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有經受唐詩語言、思維與思想等數重內質熏染的成分。在傳統閱讀視野中，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的說法，緊密地把某一歷史時期和特定文學體裁進行了聯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前代文化基因在后續創作中依存著很大的影響和意義。張紅女士綜觀元代唐詩學的研究與元代詩歌、詩學的互動作用，把作為唐詩學重要部分的元代唐詩學作了有效思考及理性把握，以史識與智識的視角觀照了元代唐詩學的發展歷程和具體狀況。
雖說明人李東陽說：“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胡應麟亦稱：“宋人調甚駁，而材具縱橫，浩瀚過于元；元人調頗純，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元詩“其詞太綺縟而厭老蒼”。而元末楊維楨認為：“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 明代詩人對元詩創雖有微詞，但是，元時詩人“舉世宗唐”的詩歌創作觀，在宋、明兩朝的唐詩創造觀念的轉折上，使得元代唐詩學成為了由宋返唐的通道與自唐入明的門戶，也成就了元代詩人創作詩歌、研究詩學的成績斐然。宋、明兩朝的觀念相差很大，元人卻以“舉世宗唐”的詩學理念在文化意義和社會價值上完成了審慎的理性對接。《元代唐詩學研究》以元代唐詩學的研究現況和研究構想，以及受蒙元統治時期的漢化政策、文化教育、理學思考與文學創作關系影響的政治、文化背景，作為思考切入點縱深地對元代唐詩學進行了歷史性的梳理。
元人“舉世宗唐”的詩學意義和文化意義，于數百年后的今天觀照蒙元時期詩歌創作與詩學研究有著導引性價值。作者綜觀元代唐詩學所呈現出的地域性特征，努力辨析分別以大都、江浙、江西為中心的三大文化圈中不同宗唐派別的異同，發現宗唐教化派、宗唐格調派、折衷唐宋派以及宗唐性靈派雖在唐詩觀念以唐為宗，但又在宗唐的角度與目的等諸多方面分別延續和發揚自己對唐詩認識與理解。文學藝術的創造和接受，是一次見仁見智的二度創作，不同的悟識，不同的解讀，留給傳承者的不僅僅是繁榮和昌明，還有衰退與弱化。正是基于此，潛在地影響著元代唐詩學的階段性發展，為系統考察元代唐詩觀念流變的形成期、鼎盛期、蛻變期的特征及宗唐諸派具體演化提供了分期材料，同時為重點把握各個階段重點詩論家的唐詩學思想作了一次較大視野的思考。
元代雖是中國歷史上一度統一的一個時期，但屬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經受孔儒學說與華夏思想浸染深厚的漢民族在骨子里的排外情結日益強硬化，蒙元統治者與中原以漢人為首的各族人民總是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斗爭。從而，致使后世史家與讀者認為元代文治遜色于武功，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學術研究，除了雜劇能獨有斐然成就，其他只是零星點綴。其實不然，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中，元時文學以雅文學的一統轉向雅俗分流，于其文人群里產生了一種自覺趨俗的傾向，同時又興起一種崇尚典雅、復歸文雅的詩文思潮。作者不以元代雜劇、散曲的制作以及話本、講史的搜采與編集為研究對象，而是緊緊抓住元代詩文創作和評論在“宗唐得古”的思想影響下的具體表現，在時人尚未開發的課題中盡可能充分對元人評論與研究唐詩方方面面的材料進行理性思索與認真考察。
前朝宋人學習唐詩，以故為新，辟出屬于自己的詩歌門徑，使得宋調與唐音有著一定的歧異。雖于南宋中后期意欲復倡唐音彌補宋詩弊習，但只是進入有元一代才以 “宗唐得古”之風勁吹詩壇達成共識堅實唐詩傳統的典范形象。作者認真辨讀元代詩人與詩歌內容，解析元代唐詩學內涵，把元時代宗唐的四大流派（宗唐教化派、宗唐格調派、折衷唐宋派和宗唐性靈派）、三大地區（北方文化圈、江浙文化圈、江西文化圈）在元代“宗唐得古”思潮影響的進程下按三個時期一一詳論，以自己較為真實與謹嚴的思維和思想為元代唐詩學發展的風貌及質性作了一次史的說明。中統、至元時期是元代唐詩學的形成期，天下一統，統治者開始了由漠視漢文化到吸納漢文化的政治轉變，儒士們經歷了由“華夷大防”向“以華變夷”的命運轉化；但，漢化政策的推行使得儒戶免除了俘籍與兵役，恢復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擁有了從事學術思考與文藝實踐的些許時間和精力。時任帝王世祖忽必烈尊崇儒學、傾心漢文化，是蒙元時期第一位全面實行漢化的君主，積極引領儒者文士為實行漢化、推行文治而殫精竭慮。是時三大文化圈與四個宗唐派于學唐風盛的機會中形成，一邊詆斥江西詩弊與矯正四靈、江湖褊狹趣味，一邊強調“情”“興”回歸詩歌發抒情懷功能推動“宗唐得右”的詩學思想全面展開。以郝經、王惲、姚燧、劉因為代表的宗唐教化派因其理學背景和政治身份的緣故，為“宗唐”提出了“以音觀世”建立大元盛世之音與“宗經”以述王道、美教化、厚人倫的正統儒學詩教思想；以江南文士戴表元、仇遠、牟巘、趙孟頫為主將的宗唐格調派有感于宋末詩歌弊習，更多地從詩歌藝術的角度推崇唐詩風范，內重風骨、精神與性情，外循聲律、格式和辭章，以唐詩為一種典正的藝術模式深加標舉；以王義山、劉壎、吳澄為精英的折衷唐宋派多系江西文化浸染良久的詩人學者，經受江西詩壇衍流余風與宗唐得古詩潮時風雙重輕拂，不主一格，不拘一師，試圖于唐詩、宋詩之間找尋到深層次的因革關系；而以趙文、劉將孫、楊維楨以及倪瓚為傳承的宗唐性靈派尚情尊己，通于唐詩精神，取法唐人重性情、重感興的創作方式，而無意于追摹唐詩“雅正”的風格來規范自己的情懷與詩意，在對唐詩的解讀和接受上傾向于獲得詩中活躍而流動的生命力。元代唐詩學的鼎盛期是大德、延祐至天歷時期。其間統治者如仁宗雅好文學、崇尚儒術、昌行文教，促成元代理學興起并與文學融合，導引時人于審視“理”的同時注重文學藝術的具體內涵和獨特價值。延祐之治，暫時間地消解了遺民的情緒，推動了文道合一、南北融合的文化進程。“雅正、升平之音”徹鳴寰中，“宗唐得古”達至極盛，“雅正”“宗唐”相倡，形成了元代特有的詩歌藝術風格。雖然此時一代“元音”尚未得以最終確立，然上至朝廷館閣文臣下訖民間布衣文人，無以不是以推動唐詩學研究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袁桷、元四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和歐陽玄之流以自己的見解和視角尋思大都“雅正”之音，而以折衷唐宋派與宗唐性靈派為代表的江南儒者文士集團也在不同程度上尋找唐詩學現時代的最佳研究和發展。作為元代唐詩學的蛻變期，元統、大正時期，君王昏庸，政治腐敗，戰事頻仍。身處衰離亂世，元末詩人的情感世界與唐詩觀念隨之改變，是時對唐詩學的研究與思考已不能很好地進行了。前時在詩學上的倡雅正、鳴太平已是一個遠去的夢。雖然在東南一隅，文人雅集，楊維楨、顧瑛、倪瓚及玉山詩人等人堅持在文學趣味和詩學觀念上追尋唐詩雅正遺蹤，在藝術化人生和性靈化人生的寫真中創造一影回光返照，為明清性靈派乃至宗唐思潮發生了深遠影響。
正是由于元代不同時期南北詩壇文臣逸士從各自立場和角度“宗唐抑宋”，促使“宗唐得古”的思潮與主張不斷完善以至風行全國，更好地影響和推進了當代詩歌創作與研究的發展。在揭示元代唐詩學的基本特征及在整個唐詩學史上的特殊地位的同時，作者對江西詩派的唐宋詩選本
《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與嗜“瘦硬枯硬”的尊杜意識，第一部唐詩專史《唐才子傳》的思想淵源和美學趣味，宗唐派唐詩學最早范本《唐音》的刊刻、流通、體例、內容等一一作了具體的專題探討。作者把元代詩法類著作的盛行、唐詩觀與宗唐內容，以及在唐詩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進行有效把握，同時認真爬梳了元代唐詩學中唐詩史觀、正變觀、性情觀的特點與意義。張紅女士本著勤于觀察與樂于思考的唯物立場方法，堅持性靈飄逸和智勇并茂的創造性品格，在深究細研浩繁厚重的元代唐詩文化歷史積淀中，精煉感性的發現與理性的辨析、當下的臨場感與久遠的穿透力、文化的歷史煙云與個體的生命感悟等貫通融會。曾經以為《元代唐詩學研究》難免詩歌史料和學術研究的枯燥堆砌，卻于遑遑的閱讀中感受了作者豐富與拓新元代唐詩學表現領域中的題材的探索性與開創新。能堅持以“宗唐得古”為研究和行文主線，既以獨特的學術心態拾遺不同于漫談的軼趣和格調，又有對以元代詩人為前列的先賢風范的當下意義與現時價值的羅列建構，還有作者對推進中國學術研究現代化進程的情感體驗和理性觀照。
每一個風雨時代，每一個擾攘區域，也會因些時代人物的獨創性思考與研究或多或少地形成一道獨行特立的文化風景，盡情凸現其傲然宇內空絕前后的時代精神和歷史底蘊。熟知西方文化的讀者都知道，西緒弗斯不倦地輪回推進巨石，為古希臘神話增添了執著的色彩。今時，張紅女士無怨地用青春和精力撿索元代唐詩學發展脈絡及其承前啟后的關系，悉心闡釋和考察元人在評判與接受唐詩的同時對唐詩的種種借鑒及研究，以物質形態的詩歌與詩人研究作為“阿基米德支點”撐起了精神形態的元代唐詩學術研究品牌。也許《元代唐詩學研究》的問世，在某種意義上開啟了現代人具體研究元代唐詩學術思想和思維。作者一邊使其多情的才力積極從事對元代唐詩學作品和人品的感性洞察，一邊仰其流利的文筆努力吟唱中國傳統詩歌學術的理性思考，終于以一部融會靈慧心性和謹嚴文章的元代唐詩學研究新作庋藏機心與睿智，引領世人在憂郁的市場經濟時空中重新發現一份清美的詩歌情懷和學術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