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知識分子的形象譜系
張念 中華讀書報
有扎實豐富的史料文獻，但不是歷史研究；有精妙的細節與情景，但不是小說；有節制的想象，但不是虛構；有人物形象，但不是傳記……人物、場景、事件、歷史、文化、精神、傳統、學理等等，都納入到一種沉思之中；在現代漢語的內部，以老祖母般的耐心，拾掇那些散亂的資料線頭，編織出一種對象素材都無法預設的文體。我們只能說出這樣的文體不是什么，卻難以說出它是什么，這就是趙柏田先生的近作《巖中花樹——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江南文人》。
稱之為“形象譜系”，理由是：作者試圖淡化宋明新儒學以來的學理邏輯，在概念的背后，去辨識兩百年間，王陽明、袁中道、張岱、黃宗羲等個體生命的標記。他們的游歷、講學、授業、交友、從政、帶兵、婚姻、疾病、感官享樂乃至性生活，以及其中那些微小的勝利、病理性的激情、荒野中的孤獨感、感悟生死的肉體證詞、那些令我們驚詫的儒學傳承之中的異教徒氣質，讓歷史面具的裂縫呈現為具有質感的時間紋理，在美與罪之間，編織出有關傳統的神秘與復雜。
宋明新儒學精神遺產的物質符號，正集中散落在南中國江淮一代的鄉村之中，比如宗祠、比如貞潔牌坊。道德其實從來沒有停止過她的言說。不同的是，先賢們當時語重心長，卻無法揣度他們的子孫將會得到什么，并將要失去什么。現代漢語自身的發展與運用，已經把思維臍帶剪斷，道德生態發生了巨變。淪喪是某種軟弱的托辭，淪喪說既無助于繼承，更無利于批判。先擱置非此即彼的二難動作，趙柏田的寫作，提供了這樣一種向度：在現代漢語的崎嶇小徑上，攜裹著90年代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向人們提供的現代主義氣質，忘掉古與今，忘掉中與西，在一些有關生命的恒久而平常的接點上，帶著生與死的問題、愛與恨的問題、情與理的問題、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去激活沉寂的古典文獻，去翻閱說著古漢語的全集、家書、詩詞，甚至是一幅遺墨，去和古人交談，和王陽明說話，和張岱說話，或者，試圖去證明，王陽明的話是說給當代人聽的，這些忙于掙錢，大談全球化，生老病死已經在藥物、飲食、氣候以及生態的干擾中無法自然展開的當代人吶。要更多地去傾聽，防止精神的動亂與不穩定，而不是穿上漢服，舉行表面化的膜拜活動。
據王陽明弟子記述的《傳習錄》中說，一次，王陽明與人同游，友人指著巖中花樹問：“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陽明答：“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于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之心外。”《巖中花樹》的開篇寫的是王陽明，并援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口吻。聽著王陽明操持著現代漢語喃喃自語，借陽明先生的句式：便知傳統，不在爾心之外。向內走，靈魂附體，現代漢語的“我”便有了新的內容。這個“我”，這個個人，這個名喚王陽明的明代知識分子，這個闊論“心性”、具有非凡意志力的學術明星，這位道德實踐的推動者，堅定的行動主義者，讓人可親的地方在于，他青綠色的結核病人的臉色，燃燒著坎坷的激情；他大部分時間奔走在南中國的土地上，傳授知識，知行合一，讓夢想在每一次咳嗽、每一次講學、每一次受挫貶謫中艱難生長。
趙柏田所敘述的明清知識分子形象譜系，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讀者會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間精神、思想的傳承，他們相互間的認同、質疑、批判、辯駁”，因此，形象譜系展示的實際上是精神矩陣，這些知識分子內部的對話本身，也構成了活的歷史，活的傳統。盡管宋明儒學是否建立起了中國人的精神秩序，學者們爭論不休，但當代文化危機已成事實。文化危機實質上是創造力的危機，是當代人面對傳統的束手無策——還沒有找到一種恰當的路徑，去和古人對話。是否有種最具體切近的目光投向傳統？趙柏田的《巖中花樹》作為一種嘗試，擺在了讀者面前。這目光就是朝內看，朝下看，投向生命和肉體，甚至是味覺、消化系統，比如書中第二篇《感官世界——晚明士人的物質生活》；朝向神經系統，王陽明的疾病，有著小說家式的象征隱喻，理學的病理特征不言而喻。
有多少進入歷史的路徑，就有多少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傳統向當代人走來。這是現代漢語的大冒險，同時也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面對研究資料，言說對象，能不能發明一種新的沉思生活，而不是故作審慎、中立與客觀。這項工作已經從不同方面展開了，比如余英時先生的韋伯范式，當代新歷史學派的“情境化寫作”，法國歷史年鑒學派的“物質生活史”，尼采、福柯的譜系學。正如意大利人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方法論如果是光，將會照亮“巖中花樹”，同時照亮傳統，找到生命延續、文化創造的堅實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