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xiàn)象，而到今天居然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xiàn)象。”在5月12日于上海圖書館舉行的講座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季羨林關(guān)門弟子錢文忠說，這值得時代深思，目前的“季羨林熱”，實際上表明“他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
他是目前中國碩果僅存的文科一級教授，也是“未名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他是現(xiàn)代中國僅有的吐火羅語專家，亦是國際梵文巴利文學界為數(shù)不多的一流學者。
然而，96歲，他在《病榻雜記》中提出“三辭”——辭“國學大師”、辭“學術(shù)泰斗”、辭“國寶”。“我非常平凡，沒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優(yōu)點的話，我只講勤奮。”背對著累牘的作品，他語氣平淡。
如今，在北京301醫(yī)院的病房，季羨林仍堅持每天寫作。歲月已老，風云猶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梵文研究成果依然是國際學界討論不已的話題；1983年，季羨林所釋讀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成為目前最完整的吐火羅語出土文獻。
2007年年初，季羨林入選“2006感動中國年度人物”。中央電視臺特意到他床榻前授獎，他喃喃地說自己“受之有愧”。
長者與少者
季羨林出生于1911年。錢文忠1984年考進北大時，他已是一個古稀老人，“在二十多年前的北大，人們已經(jīng)稱他為‘季老’。只有我們這些門下弟子有時調(diào)皮，稱他‘老爺子’、‘老師’”。
北大歷來出長壽之人。1990年，北大剛經(jīng)歷一場變故，1月30日，季羨林讓錢文忠陪同到燕南園向朱光潛、馮友蘭、陳岱孫三位老先生拜年。“季先生沒有帶司機，因為下雪，也沒有騎車。天氣非常寒冷，一路上，季先生用非常平靜而又深情的語調(diào)對我說三位老先生的為人和學問。”
先到了朱光潛家，只有夫人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fā)一角，畢恭畢敬地向朱先生的夫人拜年。”然后去馮友蘭著名的三松堂，馮先生也不在，只有女兒宗璞和女婿在，“季先生依然身板筆直地坐在舊沙發(fā)的角上，畢恭畢敬地向宗璞先生拜年。”最后，季羨林來到已九十高齡的陳岱孫家，陳岱孫根本沒想到季羨林會來拜年，非常高興。“季先生還是同一個姿勢，還是身板筆直地坐在舊沙發(fā)的一角，還是畢恭畢敬地給陳先生拜年。”當時正逢陳岱孫兩卷本文集出版，他從屋內(nèi)取書簽上名字，雙手遞給季羨林，季羨林站起身，鞠躬雙手接過來。“冬天的陽光很溫暖也很無力，透過燕南園殘破的老窗，照在兩位老者的白發(fā)上。”錢文忠說，這一幕讓他終身難忘。
對長輩如此，季羨林對小輩的態(tài)度則是“喜愛、尊重、提拔、扶植”。某天，錢文忠陪季羨林散步時，行至北大辦公樓，恰逢中文系的裘錫圭低著頭，在前面很慢地走，大概在思考問題。“季先生拖著我的手，放慢腳步，對我說：‘前面這位，裘先生，古文字專家，了不起！’還蹺起大拇指輕輕地晃。當時裘先生四十多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壓了季先生一路。”
九十歲以前，季羨林在北大朗潤園的住所是一直敞開的，任何人都可以輕輕敲開他的家門。他的樸實、謙遜、寬容也贏得了同事、學生甚至校內(nèi)司機的尊敬。每年大年初一，季羨林一推開窗門，面前白皚皚的雪地上，就會有北大各系學生用樹枝畫滿的各種各樣的問候、祝福，布滿方圓幾百米。如今，季羨林已幾年不住學校，每逢雪花飄零，門口還會寫滿這樣的問候。那扇空著的門，裝載著許多人的守望。
十年“文革”錘煉《羅摩衍那》
“他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今年初，李敖對季羨林“發(fā)話”，認為季羨林“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項都不合格，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我想他連評論季先生學問的資格都沒有，因為老實講，季羨林這門學問他看也看不懂。”錢文忠認為李敖評論季羨林，就如同一個不懂英文的人與一個專業(yè)學者談論莎士比亞，“有意思嗎？”他反問道。
但錢文忠也承認，大眾多從散文隨筆等作品了解季羨林作為學者的一面，“其實遠未搔到癢處”。“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lǐng)域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學。他的看家本領(lǐng)是用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和佛教混合梵文在內(nèi)的各種俗語，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錢文忠簡單概括道。
1935年，二十四歲的季羨林赴德留學。與一些學者在國外以國學研究拿學位、國內(nèi)以西學研究得名利的“兩頭唬”做法不同，他以一個山東人的倔強，執(zhí)意選擇與中國無關(guān)的學術(shù)題目。“他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吠陀文、吐火羅語、阿拉伯語；輔修英國語言文學和斯拉夫文學，學古英語和南斯拉夫語、俄語，與漢學和中國學毫無關(guān)系。”
寒窗十年，在外國人具有重大優(yōu)勢的印歐語言研究領(lǐng)域中，季羨林利用梵文語尾語法形式變化研究經(jīng)典的年代問題，做出了方法論意義上的貢獻，其影響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1945年，季羨林放棄德國的教職，拒絕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回國。“文革”期間，季羨林幾乎被迫害致死，有兩次，他被人放到平板車上推到太平間，別人都認為他已經(jīng)被打死了，他卻自己爬了回去。
“文革”后期，季羨林終于得到喘息，被派到學生宿舍打鈴、掃地收信。1973年開始到“文革”結(jié)束，每天臨出門前，季羨林都在小本上抄幾段梵文，值班時偷偷翻譯。翻譯工作一直持續(xù)到1984年，那就是煌煌八大本、一百多萬字的《羅摩衍那》。
因為工程過于浩大，全世界至今只有三種《羅摩衍那》譯本。英語和日語譯本都由幾十位學者集體合作完成，只有漢語譯本是由一人譯成，且是季羨林在多年的歲月中，孤身一人、積年累月、偷偷摸摸完成的。
整個北大，早晨亮起的第一盞燈總是季羨林家中的；數(shù)十年來，他都是清晨四點起床，伏案研究。1983年，在中斷吐火羅語研究幾十年后，他用十年時間釋讀新疆出土的《彌勒會見記》殘卷，再次轟動世界學界。“從季先生學習吐火羅語開始，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依然是有資格出現(xiàn)在這一學科領(lǐng)域前沿的唯一一個中國人的名字。”
一把花生接人待客
季羨林的節(jié)儉北大人所皆知。他對自己苛刻到驚人，“連家里拖地的水都是從湖里打上來的。”錢文忠經(jīng)手過不少季羨林的事情，他認為，其實季羨林也是個很慷慨的人，可惜這點很少有人知道。
“至今為止，北大接受的最大一筆捐贈來自季羨林先生。”錢文忠回憶說，解放后的季羨林是一級教授，工資、各項補貼加稿費，每月收入約有千元，他用來買了很多古字畫。后來，他把收藏全部捐贈北大，“僅僅古字畫就有462幅，包括蘇東坡的《御書頌》，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畫都在十幅以上，此外還包括大量古硯、壽山石田黃、田白、善本、自己所用家具、畢生積蓄的稿費，甚至，他捐到連自己的圖章也捐掉了。”錢文忠感慨說，這些古董，價值難以計數(shù)。有人說季羨林是個炒作自己、追逐名利的人，“知道這些，不知他們將作何感想？”
相比較學術(shù)和人格上達到的高度，季羨林的生活則簡單得乏善可陳。“季先生對很多事情無知到驚人的地步。他大概到七十多歲才學會開煤氣，有很多事情是他永遠也想不明白的。”錢文忠接觸過很多老一輩學者，“他們執(zhí)著，他們那一代人真正相信人只有一種命運，不會心有旁騖，不會奢望什么都擁有。”那種命運，就是他所要成為的人。留德回來以后，季羨林就認定自己是做學問的人的命。
“季先生唯一吃的零食是花生，他拿個布口袋把花生掛在寫字臺上。他堅定地相信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是花生。所以任何人去，都是一把花生。”季羨林還喜歡養(yǎng)貓，養(yǎng)的方式與養(yǎng)老虎差不多，“他出去散步，貓也跟著去散步，這是北大很有名的一景”。
“他還喜歡種花。他會在某一個晚上揣一把蓮子，到朗潤湖一把撒下去，第二年，蓮花會長出來，他說‘文忠，看，我種花了’。”
北大有一個童話般的說法：未名湖的荷花，都是季羨林種的。
“他沒有什么愛好，他的情感都在文字中。”對錢文忠而言，如果要用什么詞概括恩師，最合適的就是“純粹”與“平淡”。“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過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該守望的、該堅持的，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原載《第一財經(jīng)日報》200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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