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是學者，是當今學界名震中外的大學者，這一點毋庸置疑。本文要談的是，學者季羨林身上的詩人氣質。或許正是這種獨具魅力的詩人氣質，才使其學術世界風景獨好，睿智之外，更添一份底蘊和美感。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學術視野是十分開闊的，主要研究課題則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印文化交流，二是梵文、吐火羅文等東方語言。煩瑣冗長的佛教典籍自然引不起普通讀者的興趣，閱讀皇皇八大卷的印度史詩巨制《羅摩衍那》漢譯本也同樣需要驚人的勇氣，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更是難得進入一般讀書人的書室，據悉，當今依然健在的熟稔吐火羅文的專家已經極為有限了。這樣看來，先生的學問屬于曲高和寡一類，偏、難、深，若有某個讀書人說讀不懂，那是不足為怪的。
那么，先生的詩人氣質何在呢？我看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優(yōu)美流暢的譯詩，如《羅摩衍那》、《沙恭達羅》等，不必細述；二是他在學問之余寫下的大量散文作品，其中當然包括一些可以稱之為學術雜文的文字。我愿從第二個方面試析一二，目的是想澄清一個問題：眾所周知，他的回憶性散文集《牛棚雜憶》曾一版再版，數度脫銷；他的散文短章《清塘荷韻》一舉榮獲了魯迅文學獎。作為學者，他著述等身，不少研究成果在海內外獨領風騷；作為散文作家，有兩個因素共同幫他完成了人生旋律的又一個華章，其一是深厚的學術底蘊，其二就是濃郁的詩人氣質。
季先生在一篇談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章中寫道：“我雖然走上了一條與文學創(chuàng)作關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積習難除，至今還在舞筆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寧。”了解了老人的筆墨生涯和文學情結，對其晚年文學潛質的爆發(fā)就不會有絲毫驚詫了。從他的處女作《枸杞樹》，到翻譯屠格涅夫、荷爾德林的作品，再到《羅摩衍那》，最后到近年寫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可說是厚積薄發(fā)，水到渠成。早年，他曾翻譯過一篇英國散文作家史密斯的《薔薇》，篇首和篇尾刻意重復了這樣一句話：“整個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著，閃動著，像一個巢似的星圈。”他對此欣賞有加。在他看來，寫抒情散文可以像譜曲那樣，主要旋律多次重復，借以烘托氣氛，使內容和形式彼此促進。對詩歌的興趣，他則集中在法國的魏爾蘭、馬拉美，比利時的維爾哈倫，中國的李賀、姜白石等講究美學和韻律的作者身上。在另一篇涉及“散文”的文章中，他說：“中國散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同優(yōu)秀的抒情詩一樣，講究含蓄，講究蘊藉，講究意境，講究神韻，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可以用羚羊掛角來做比喻。”實際上，季羨林的不少散文正得其精髓。
以《在敦煌》為例簡要說明。千百年來，敦煌不知接待了多少各種各樣的游客，季羨林無疑是最能讀出其中“三昧”的游客之一。七八年前，我曾游歷敦煌，敦煌如夢如幻的自然風光和博大無邊的文化庫藏曾使我驚嘆不已。《在敦煌》不僅喚醒了我腦海深處的記憶，其逼真、細膩、翔實之筆觸更給我?guī)砹宋矣H歷敦煌也不曾有過的感受，包括壁畫藝術、佛典知識。大學者的博識與年輕詩人的激情，竟在一位文化老人身上達成完美的融合。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我則如飲甘泉，如飲美酪，余味繞梁，三日不絕。那華麗流暢的敘述，那繪聲繪色的描寫，那敏捷活躍的思想，那變化多端的文句，那不可遏止的激情，那旁征博引的氣勢——如何讓人與吐火羅文殘卷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季羨林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使這種看似不可思議的事情成為自然而然。先生是治佛教典籍的，或許，佛教故事中無拘無束、奇思妙想的行文特點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推理上的啟示？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6年7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