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人提倡古文，是在文必須有益于世用的儒家傳統思想指導下，改革文風文體的一種努力。這種改革，經歷了一個漸進的很長的發展過程，幾乎貫穿于整個唐代，雖然前后參加的人很多，但是當時并沒有把它當作一個“運動”，稱之為運動，是近人的事。現在就暫且沿用這一說法，稱之為運動吧！
這一次文體文風改革的出現與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是非功過，實在是一個很復雜的不易論定的問題。中國的散文，從一開始便是重實用的，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散文并沒有出現，在表現形式上是散體，雖雜有駢句，而駢體并沒有得到發展。隨著文學慢慢地與經、史、子學分離，它的抒情特質，它的辭采和聲韻之美，也便不斷被認識和加以有意識地發展。鋪排描寫，極盡刻畫之能事，漢大賦開始顯露出來辭采的魅力。建安、正始間，通篇駢體開始出現，如應璩書信，辭采之外，加上偶句，帶來一種節奏之美。此后，駢文和駢賦便都逐步走向成熟。偶句、辭采、用典和聲韻，無疑給駢文帶來一種純文學技巧的追求，實用的意義退居次要地位，審美的意義突出出來了。從這一點說，駢文的發展在中國文學散文的發展中是意義巨大的。它不僅留下了許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丘遲《與陳伯之書》、吳均《與宋元思書》等抒情散文，而且給理論文章也帶來了美的意味，如劉勰的《文心雕龍》，不僅理論體系博大精深，而且充滿辭采和節奏之美，給人一種美的享受。駢文為中國散文技巧和表現方法創造的新的經驗是應該肯定的。它是文學獨立成科的產物，反映著散文觀念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理論上便表現為文。筆之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對文、筆的區分，意味著從理論上對文學特質的一種認識，即使這種認識并不全面，但我們應該承認這是文學觀念上的一種進步。
問題是駢文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忽視了內容的社會現實意義，正像魏晉士人從經學束縛中解放出來，尋找背離經世致用的玄學作為理論歸宿，而注定運命短促一樣，駢文由于它不注重現實的內容而注定自己不可能更好地發展下去。加之它過于追求瑣細的技巧，使形式趨向僵化，它便為否定自己創造了條件。于是又有散體文的重新興起。
其實，駢文占踞散文文壇領導地位的時候，散體也并未中斷。不過有意識地提倡復興古文，是從西魏的宇文泰、蘇綽開始的，以后是隋文帝和李諤。一從文體，一從文風著眼，而目的都是政治教化。蘇綽欲返歸于大誥的文體，目的顯然在敦教化；李諤的提倡去除華艷辭藻，歸于實錄，目的也在政治。雖然這兩次提倡古文，收效甚微，但卻一開始就有力地表明，文體文風的問題，散體駢體的問題，或者說提倡恢復古文的問題，一開始便是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一下就反到了駢體文的要害上去，但同時卻也就忽略了駢文在探求文學特質上的巨大成就。
文體和文風改革得到順利發展的，是唐代。初唐重臣的奏疏章表不僅文風趨向質實，而且已多有散體，如魏征、張元素、褚遂良。但是對文風的改變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陳子昂，他明確地提出以雅易鄭的主張。他的朋友盧藏用說：自從他的主張出來后，“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這說法雖略有夸張，但唐人以至宋人，對于陳子昂的推崇卻普遍如此。陳子昂之后，散體的寫作逐漸增加了。以開元為例。開元共二十九年，登進士第者，據《登科記考》所錄共七十七人（其中柳芳重見，實七十六人）。這七十六人中，有四十四人在《全唐文》中保存有作品共七百六十一篇，這些作品當然不全寫于開元年間，開元之前之后都有，但就這個大體的時間范圍來說，還是有說明問題的價值的。這七百六十一篇作品，除九十五篇賦之外，駢體文四百二十三篇，散體二百一十一篇，駢散間行三十二篇。駢體文中，制詔二百一十五篇，頌贊三十八篇，共二百五十三篇，這兩種文體，是習慣于用駢體寫的，即使古文大家如韓愈，他留下的唯一的一篇制文，也是駢體。元稹以古文寫制，但并未流行開來。除去制詔頌贊，駢文僅有一百七十篇，比散體還要少些。可注意的是，一些常用駢體寫的文體，如表、祭文，以至敕和冊文，這時竟也有用散體寫的了。賈至用散體寫敕文，顏真卿的十一篇表，只有一篇駢體，余皆散體。六朝以來，碑志用駢體，而顏真卿寫的三十三篇碑志，除一篇間有駢句外，其余都是很漂亮的散體。這些都說明，古文的寫作，慢慢地多起來了。李華、蕭穎士、獨孤及、粱肅、權德輿、柳冕，文體上由駢而散的轉變實際上在他們手里已經完成。唐代科舉考試，駢文是通行文體，而建中元年（780）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策問，制策和對策開始用散體。自此以后，歷年策問，皆散多而駢少。這說明，文體的轉變已成事實，為朝野所共同接受。
與散體文寫作增多的同時，是駢體的改造。去贅典繁辭，而保留辭采、節奏之美，保留駢文特有的抒情氣質。李白、王維的序，陸贄的奏疏，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改造了的駢文流暢而又抑揚頓挫，差不多可與散體合流了。
寫作實踐中文體文風的轉變至韓愈、柳宗元登上文壇前夕，已經完成，文體的轉變是由駢而散，文風的轉變是返歸質樸。二者實際上都是復秦漢散體文之古，除元結在技巧上有所創新外，大體沒有超越漢前散體文的成就。
這樣一個極為簡略的回顧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文體文風的改革是一個漫長的緩慢的發展過程，歷時百年以上，非一場“運動”之功；它事實上是一種經世致用思想的產物。二是如果文體文風的改革到此為止，那么它就不可能對后代產生那么深遠的影響，因為它大體上只是復秦漢之古。
二
幸而有韓愈、柳宗元出來，開了全新的局面，從單純的復古走向事實上的創新。
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本乎道，以五經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張，已經鮮明地表現出文體文風改革的功利主義傾向。但由于他們自身并不是革新家，他們的明道說并沒有加進任何與當時現實生活、與當時政局有關的內容。他們的創作，帶著空言明道的性質，文字形式上既復秦漢之古，思想內容上也給人陳舊之感。讓人讀來無所動乎心。韓愈、柳宗元就不同了。他們都是深深介入當時現實政治的杰出人物，他們對于現實政治的態度和許多看法，本身已經激動人心，把這些在現實中十分敏感的動人心魄的思想感情宣泄于文章中，這就給文章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讓人讀來不得不動容。讀韓愈《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未嘗不為其為民請命的懇切之情而動心；讀其《論佛骨表》，至“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未嘗不為其匡救政俗弊害而義無返顧的堅強決心所感動。讀《原道》和《張中丞傳后敘》，可感受到那種在方鎮割據中維護中央政權的強烈愿望，那種忠義之心。他的論、說、書、序，也大多論說世態，干預社會現實。柳宗元之參預政局，更是人所周知的事。他是唐代作家中罕見的一位很有政治頭腦的人，也是一位沒有好的機遇而又過于執著因之悲劇色彩很濃的人。他的散文，便都處處反映著他對現實生活、對政治和人生的種種見解。讀《封建論》，可感到他對歷史的思索是那樣清醒；《時令論》、《斷刑論》、《六逆論》、《駁復仇議》、《桐葉封弟辯》則反映出來他對現實政治充滿了求實精神。他的最精采的文章，是那些對社會黑暗施加抨擊的憤懣之作，《捕蛇者說》、《乞巧文》、《罵尸蟲文》、《斬曲幾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哀溺文》等等，憤慨、冷峻、側目而視，而又充滿濃烈的對于人生的執著之情。研究者往往從文字上著眼，指出他受佛教影響的一面，其實，他對人生的執著，到了無法排解的程度，卻正說明他事實上距佛教教義有多么遙遠。即使他那些被當作美文學的山水游記，也無不表現出他的無可排遣的憤慨與悲哀。雖入深林，窮回溪，對佳樹好石，偶得一笑，但亦無法消弭心中的悲憤抑郁，“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柳河東集》卷三十，《與李翰林建書》）這些對現實充滿執著情懷的散文，正是柳文的最成功、最動人的部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韓、柳古文的最大成就，就是從空言明道走向參預政治、參預現實生活。有了這一點，才使“古文”活起來了，走向了發展的更為廣闊的天地；才使它與六朝駢文不僅在文體上、而且在文風上真正區別開來。
韓、柳古文的另一成就，是藝術上的創新。汲取各家之所長，而成就了一種全新的藝術風貌。韓、柳都極大地豐富了古文的表現能力。他們熟練掌握的文體之多，使人嘆為觀止。韓愈除了論、說、碑志寫得極好外，書、序、祭文亦寫得非常精采。他的文章，往往有儒家諄諄說理之長，又有法家如韓非之善辯，有莊子的想像變幻，又有楚騷之激越抒情；他甚至使用駢句，使行文更富于變化。他汲收各家之長，而又“惟陳言之務去”，自出己辭。韓文語言的表現力，在中國散文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他創造了許多富于生命力的語言，豐富了漢語。一篇《進學解》，就留下了多少不朽的辭語，“細大不捐”，“尋墜緒之茫茫”，“回狂瀾于既倒”，“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動輒得咎”等等，至今還活在漢語里。他不同于散文史上的任何一家。他的獨特散文風格是無法代替的，有壯大的氣勢，變幻怪奇的一面。“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怪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皇甫湜《韓文公墓銘》）“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蘇洵《嘉祐集》卷十一，《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對韓文壯大怪奇一面的這些評價，是非常形象貼切的。但韓文又有質實的一面，文從字順，感情濃郁，很少道學氣，如《師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后敘》諸篇。韓文的風格是獨特的而又是豐富的多色彩的，表現出一位藝術大師的深厚素養與他那五彩繽紛的藝術天地之廣闊。柳宗元也是這樣的大師，不過他能熟練運用的文體還要多些。他的論說文除了說理嚴密見長之外，往往犀利有力，取譬常直接進入論旨而使思想深化；寓言以形象生動、嘲諷辛辣、思想深刻而又極其簡潔著稱；成就最大的還要數山水游記，創造了一種蘊含著悲憤情懷、明秀中透出清冷、凄神寒骨的意境，如寂寞的一池清碧，如冷落的萬樹瓊枝，在中國散文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韓、柳文在藝術上集前人之成就而又加以融化創新，既汲收秦漢古文的特點，又汲收六朝駢文的有益的表現手法，為散文藝術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表現天地。這或者正是唐代古文運動之所以在中國散文史上成為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標志的原因之一。
韓、柳文的再一個成就，是給原先屬于“筆”一類的文體，如論、說、議、對以至記、傳等豐富了表現力，使這些文體增加了文學色彩，使這些原本不屬于文學散文的文體也有了成為文學散文的可能性。這一點在中國散文的發展史上也是意義重大的，雖然它同時也使散文史上文學與非文學的劃分增加了復雜性。
和韓、柳同時而在散體文創作上建樹卓著的人，還有李觀、歐陽詹、皇甫湜、李翱、呂溫、劉禹錫等等，他們不僅形成了古文創作上的巨大聲勢，而且和韓、柳一起，標志著文體文風改革的高潮到來。
三
文體文風的改革在創作實踐中不斷取得進展的同時，在理論上也出現相應的探討與表述。天寶后期起，形成了一種論文的風氣，李華、蕭穎士、賈至；李華周圍還有獨孤及、韓云卿、韓會、李紓、崔祐甫等人；在獨孤及周圍，有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等人，他們切磋文章，討論文理。柳冕更多次與人論文。李華《蕭穎士文集序》引蕭穎士的一段話，說明他主張宗經，而且不取魏晉以下。李華宗經之外，還強調文章和作者品德的關系，而且連屈原、宋玉也加以否定。之后，永泰二年（766），獨孤及在宗經之外，對“驪偶章句”施加抨擊。他還從以五經為源泉進而接觸到載道的問題。他曾教導他的學生梁肅：“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丑。”（梁肅《祭獨孤常州文》）大歷八年前后，梁肅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提到文的主要內容是敘治亂、陳道義、廣勸戒、頌美功。柳冕論文，在韓、柳之前，是最多和最系統的一個。他論文的宗旨，就是本于教化，文經一體。可以說，宗經復古明道的理論主張，韓、柳之前已經完備了。韓、柳的理論貢獻，在于他們給明道說以全新的解釋，并且在藝術上主張創新。
韓愈第一次提出“修其辭以明其道”，是在貞元八年寫的《爭臣論》中。貞元十三年，提出了道統說。貞元十八年，《答李秀才書》提到“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貞元末年，韓愈的文以明道的思想已相當完整。他要明的道，就是在《原道》中說的仁義，就是要用儒家道統重建儒學的權威，具體的目的，就是反對釋老、反對藩鎮割據。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張的提出，比韓愈晚得多。元和四年（809）《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說，他原先是“以輔時及物為道”的，借輔時及物以行道，待到改革失敗，輔時及物之志不行，才想到要把這種輔時及物之道陳之于文章，留之于后世。他的明道說，顯然比韓愈的明道即明仁義說要廣泛得多。總之，他們兩人所要明的道，都有現實政治的具體內容。
明道說之外，韓愈還提出“不平則鳴”說。“不平則鳴”既對詩言，亦對文言。不平有動于心，發為文章，這事實上又為明道說加進了更多現實的因素，使它更具積極的意義。
韓、柳古文理論的最大貢獻，是主張創新。他們兩人，都主張兼收并蓄。韓愈《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這都是主張集眾家之所長的。同時，他們又都并不以集眾家之所長為滿足，而是求自樹立。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談到去陳言的三個階段，事實上便是由學古到創新的過程。《答劉正夫書》更明確地說：“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柳宗元強烈反對剽賊前作，他說：“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復杜溫夫書》）他們的這些理論主張，已經在他們的創作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不僅在當時具有巨大的價值，而且對后代有著深遠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從文學批評的歷史發展中來考慮問題的話，我們也會發現存在著一些疑問。在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文學”這樣一個理論范疇似乎并沒有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形態。我們的文學理論批評常常是一種文章學，特別是對于散文這種文體來說尤其如此。魏晉南北朝時期注意到了不同文體的區別，這種注意是和對文學的特質的認識同時到來的。區分文、筆，討論文、筆的差別，蕭統甚至明確地將子、史摒棄于他的《文選》之外，不列入“文”。文、筆的區分和對文、筆差異的認識，當然還不能認為是對文學的特質的一種成熟的認識，但至少是一個開端，是“文學”觀念正在發展的標志。這種發展如果能繼續下去，“文學”這樣一個理論范疇在我國或者能夠發展到一種更成熟的形態。可惜的是，唐代古文運動起來，這種發展也就中止了。古文家以“筆”為“文”，重新混文、筆為一。這雖然為原屬于“筆”的文體也有可能成為文學作品提供一種機會，但從此也就使文、筆之分紛如理絲，而且也就使散文理論一直停留在文章學的水平上。
就文章學而言，明道說局限也是很大的。它常常是一種束縛，與發憤抒情說之便于反映現實不同，它成為宣傳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論依據，使文章缺乏真情，充滿道學氣。詩緣情說發展起來了，在創作實踐中實際上取代了傳統的詩教說，因此才有唐詩的輝煌成就。傳統的文以明道說并沒有如詩教說之被取代，它卻發展起來了。雖然韓、柳成就巨大，但唐文比起唐詩來，稱得上大家的實在寥寥可數，不像唐詩那樣名家如林，輝煌璀燦。這不能不說與它的發展方向有關。
韓、柳的成就，有他們個人條件上的種種原因（他們的氣質、文學修養、才氣、機遇等等），而他們的同時人就遜色多了。例如，皇甫湜和樊宗師都學韓愈的怪奇，卻都走向了絕路，發展不下去。皇甫湜的《公是》，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記》，滯澀造作，難以卒讀，在這類作品里，要求得文學的美感，恐怕是很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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