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及其對歷史發展的作用
地理環境，或者說，自然環境、自然條件、自然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它包括在歷史上形成的與人類社會活動相互起作用的那些自然條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礦藏、植物、動物等等，而為上述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復雜的綜合體。自有人類以來，地理環境因自然本身的發展而引起的變化一般來說是緩慢的、不大的。而人類活動所引起的地理環境的變化卻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擴大與加深（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頁）。地理環境既是人類歷史創造活動的舞臺，又是人類歷史創造活動的重要對象。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說：“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保�《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頁。）恩格斯寫愛爾蘭史，第一部分就是愛爾蘭的自然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5—549頁。）；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也是從中國的地理環境開始的。
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是生產、生產方式，而作為生產方式的物質內容的生產力則是生產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是指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產力的物的因素中，勞動對象包括沒有經過勞動加工的自然物，以及經過勞動加工的原材料；而勞動資料中的生產工具，是經過勞動加工的自然物，此外還有在勞動過程中所必需的其他物質條件，如土地、生產建筑物、道路、河流等�？梢姡a資料即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都是自然物或經過勞動加工的自然物。因此，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中參與生產過程或作為生產過程的必要條件的那一部分，是作為生產資料的因素而包括在生產力這一范疇之內的。在此之外的那些自然條件，有的或者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因素（如尚未開墾的荒地，尚未開發的礦藏等），或者通過對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影響而間接作用于生產力（如氣候影響農作物的品種和生長，影響生產工具和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地形影響交通運輸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說：“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保�《致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5頁。）這里的“經濟關系”，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用以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說的。此外，除了經過生產力起作用外，地理環境也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及其他社會因素如民族、語言等起著某些直接的作用。作為我國核心地區的東部地區地形平緩、交通便利，不能不說是中國統一集權的封建國家形成的一個有利條件。而愛奧尼亞明媚的天空則大大有助于荷馬詩的優美。
與人類社會活動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環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第一，地理環境因自然本身的發展而引起的變化雖然一般說來是緩慢的、不大的，但終究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相當的影響。我國五千年來氣候的變遷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其一系列后果就是人們熟知的例子（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至于局部地區、短暫時間內的地理環境的劇烈變化如地震、火山噴發、雪崩、泥石流、海嘯、大水、大旱等，往往對該地區人類活動產生重大的甚至有時是決定性的影響。第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人類活動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環境不斷擴大，如今已伸展到了外層空間、洋底和地層深處。第三，自人類擺脫了動物狀態，也就是說，從自然界分化出來以后，人類就通過勞動，從單純依賴于自然界、利用現成的自然條件，逐漸走上了改造與支配自然界，以為自己所用的道路。隨著人類的發展，這種改造的規模日益擴大，程度日益加深，以致今天的自然界遍布著人工馴化的動物和栽培的植物、巨大的堤壩、繁榮的城市、改道的河流等等人類勞動的印記，和遠古的面貌已經大不相同。而這種改變了的自然界又給人類的歷史活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前所未有的問題，如能源、污染、生態平衡等等。第四，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同樣的自然條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起著完全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在古代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大洋曾經隔絕了人們的交往，但是當帆船、輪船相繼出現以后，它就成了人類最重要的交往途徑之一。多少年來，外層空間與人類的社會生產與生活幾乎毫不相關，而今天由于火箭及人造衛星的發明，它已經深深地進入了人類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領域，大國爭霸的場所�？傊乩憝h境的范圍、深度、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僅是由于自然本身的發展，更主要的是取決于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和社會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類改變、利用和控制地理環境的能力。因此，我們說地理環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
也正因為如此，地理環境雖然是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但它不是起決定作用的條件，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方式，而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諸要素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參與勞動過程或成為勞動過程的必要條件的那些自然條件，而是創造和使用工具改變自然條件使之適合人們需要的勞動者。因此，地理環境決定社會發展的論點是錯誤的。地形平緩、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國統一集權的封建國家形成的一個有利條件，但類似的地形卻并沒有使中世紀的西歐形成統一集權的國家。僅靠愛奧尼亞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事實上，它也沒有產生過其他的荷馬。歷史上不少學者，從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國的司馬遷到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孟德斯鳩和英國社會學家巴克爾、俄國地理學派的代表梅尼奇科夫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可以用整個地理環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氣候、地理位置等）的決定性作用來加以說明。他們的論述中不乏精辟的觀點，而且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的色彩和歷史進步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普列漢諾夫雖然反復論證了決定社會性質和發展的是生產、生產力，卻又在不少著作中認為決定生產力的是自然環境，（為人熟知的是《論一元歷史觀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仍然陷入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泥潭。）一直到現代，美國馬翰的“海權論”，歐洲地緣政治學派的“生存空間論”和“大陸中心說”乃至美國史學家中的“新邊疆學派”等，仍在借著夸大地理環境的作用，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霸權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制造理論根據。
然而，否定或忽視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也同樣是不對的。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盡管對于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作了正確的闡述，但他講生產力時卻又把勞動對象排除在生產力諸要素之外，實際上還是忽視了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生產發展的重要作用。
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它能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促使（但不是決定）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不平衡性。越是人類發展的早期，人們支配自然的力量越弱，人類社會發展對自然界的依賴就越大。但這不等于說，自然條件最有利的地區，即人們花費最少勞動就能取得豐富生活資料的地區社會發展速度最快，因為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往往使人們過分依賴自然界，不易促使他們去發展生產工具和技術，也不易促使他們去發展社會分工�！安皇峭寥赖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頁。）人類的歷史發展證明，對古代社會發展最有利的是富有差異性和自然產品多樣性的地理環境，這樣的地區，多在溫帶，中國也包括在內。
第二，促使（但不是決定）主要條件相同的經濟基礎呈現出差異性。“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說來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頁。）不同的地理環境使得處在同一發展階段的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社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水平、類型和特點。同是奴隸制社會，古代希臘、羅馬的商業較中國發達，除了各自的社會特點外，希臘、羅馬瀕臨地中海，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因此，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時，應當注意中國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作用，特別是要注意人們的生產活動給地理環境帶來的變化及其所造成的經濟的、社會的后果。
因此，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時，要重視地理環境給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帶來的特點以及與其他國家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也要重視古代中國內部各個地區之間由于地理環境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
“東亞大陸”及其內部的歷史地理區域
我國各族人民的祖先勞動、生息、繁育的亞洲東部廣袤土地，在歷史上自成一個單位，可以稱之為“東亞大陸”。
“東亞大陸”大致呈一個自西向東傾斜的大三角形。它以帕米爾高原為頂點，以向東北和東南延伸的兩組山脈帶為兩邊。向東北伸展的一組包括天山、阿爾泰山、薩彥嶺，外興安嶺山脈一直到鄂霍次克海；向東南伸展的一組包括喀喇昆侖山、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一直到南海岸。這個大三角形的底邊則是太平洋岸。
“東亞大陸”外側東北與北面是西伯利亞山地與平原，西側是哈薩克臺地與土蘭低地，西側偏南是伊朗高原，南側是印度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東面是一系列向太平洋凸出的島弧，如千島群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等，它們圍繞“東亞大陸”海岸，形成許多邊緣海，如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東海、南海等。
這個地區和外界的交通，陸路通道主要有三條，即帕米爾一帶的山口、天山與阿爾泰山之間的山口和阿爾泰山以北的通道，由此可以通向印度、中亞、中近東和歐洲。帕米爾和天山、阿爾泰山之間的山口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及印度的商路（即所謂“絲綢之路”）的孔道，而天山、阿爾泰山之間及阿爾泰山以北的通道則是本地區民族向西遷徙的主要道路。17世紀以后，沙俄侵略者也正是循著這幾條通道向我國進行侵略的。
海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經大陸東部港口到朝鮮半島和日本。19世紀下半葉以后，它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重要路線。一是經南海到南洋群島、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歐洲。宋以后，經過南海的海路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西北方向的陸路，它成了荷、葡、英、法等國的殖民主義者向我國侵略的主要路線。
這片大陸的內部，地形復雜，景觀多樣。平原、山地、高原、峽谷、丘陵、盆地、沙漠、湖泊、沼澤，應有盡有。海岸線長而曲折，島嶼羅布。河流多而且長，大部分東向流入太平洋，少數流入印度洋和北冰洋，西部和北部還有廣大的內陸河流域。氣候南北之間和東西之間差異很大，在南北方向上，從黑龍江流域的寒溫帶氣候，經過冷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一直到南沙群島的赤道帶氣候，呈層次排列；東西方向上，東部屬東亞季風區，溫暖濕潤，西部屬大陸性氣候，干旱寒冷。復雜多樣的地形、氣候、土壤與水文使得植物和動物種類繁多，分布也帶有很大的差異性。此外，地下資源也極豐富多樣�！皷|亞大陸”地理環境的復雜性、多樣性與差異性，使得農業、牧業、漁業、狩獵、林業、工礦業等都能因地制宜地得到發展，紛然并存，競相爭勝。這就給我國各族人民祖先的經濟發展與經濟交流帶來了有利的條件，也帶來了各地區各民族經濟生活與社會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
“東亞大陸”內部，從歷史上看，大致可以分為六個地理區域，它們既是歷史上的地理區域和經濟區域，也是歷史上的民族區域和政治區域。
（一）東部地區
這個地區北到長城燕山和遼河中下游，東、南瀕海，包括沿海島嶼，西到賀蘭山，經四川盆地西側的山脈到云貴高原東部，西北部凸出，即河西走廊。在本區中，秦嶺和淮河是劃分南北的天然界線，南船北馬，南米北麥，反映了界線兩邊地理環境不同帶來的經濟生活的差異性，秦嶺淮河以北，太行山和嵩山、伏牛山，是西部的黃土高原與東部的海河、黃河、淮河沖積平原的界線，在古代歷史上通稱為關東、關西。秦嶺淮河以南，南嶺則是一條次要的分界線，群山環繞的四川盆地也帶有某些獨特的地理格局。
這個地區歷史上活動的主要民族是漢族。
這個地區除河西走廊處于冷溫帶、南沙群島處于赤道帶外，均處于暖溫帶、亞熱帶和熱帶，在東亞季風區內，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很早就有了農業，是“東亞大陸”主要的農業區。因此，是“東亞大陸”人口最密集、進入文明時期最早、經濟文化發展最迅速與最發達的地區。秦嶺淮河以北地區，降雨集中在夏季，每年雨量也不穩定，時有干旱威脅；海河、黃河、淮河沖積平原地勢低平，黃河從黃土高原突然降到平原地區，挾帶的大量泥沙迅速沉積，水道宣泄不暢，遇有大雨易于發生洪水或內澇，黃河古代分支入海，有所謂九河之稱，現在的河北、魯西北平原，正好處于九河之間，當時是巨大的沼澤地帶，今天的白洋淀、黑龍港地區，還保留著這個巨大沼澤地帶的遺跡。秦嶺淮河以南，主要種植需要人工灌溉的水稻，而且水稻的栽培逐漸向丘陵地帶發展，形成有名的梯田，過去認為梯田始于北宋，現在看來可能早到東漢。因此，在東部地區，無論是秦嶺淮河以北還是以南，防洪、排水、灌溉等水利事業成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條件。過去不少論者認為水利灌溉事業是中國古代社會屬于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論斷并不確切，因為在中國最早進入階級社會的黃河中下游，農業最早興起于河谷兩側的臺地，多為旱作，大多無需也不可能灌溉，至多只需防洪，不能說水利特別是灌溉在當時是農業的命脈；這個地區的大規模灌溉事業的發展是在戰國之后，而那時中國進入階級社會已經一千多年了。
東部地區中新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發展較早的還有長江中下游地帶，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的發掘，說明了長江下游進入農業社會可能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還要早些而且更發達些。但是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發展超過了長江中下游，最早進入了階級社會。這可能是當時黃河流域氣候較今溫暖濕潤，低溫和干旱的威脅較輕，黃土高原與黃土沖積平原土質疏松，透水性好，旱作農業技術又較簡單，花費勞動較少，開墾較易，使以木、石、蚌、骨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原始農業技術較易生產出剩余產品來，也使人口能較快增長，從而使奴隸勞動成為可能并得到發展。相形之下，長江流域過于炎熱潮濕，不如黃河流域宜于居人，不少地區覆蓋著大片的熱帶原始森林，平原地區則湖泊沼澤四布，榛莽叢生，加上土質緊密，種的又主要是水稻，平整土地和引水灌溉技術要求高，勞動量大，在原始的生產工具與技術條件下，大量開墾困難，即使有一些比較發達的地方，由于河湖沼澤叢林榛莽的阻隔，也不易擴大交往，連成大片，形成強大的力量，人口發展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黃河中下游地區首先進入階級社會，成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應當說不是偶然的。（此段以及下面論述長江流域發展超過黃河流域的部分，沿用了譚其驤、鄒逸麟、葛劍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創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階段》一文中的論證，載《沿著馬克思的理論道路前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國的三個奴隸制王朝——夏、商、西周，即分別在黃河中下游的不同地段建國。夏的主要活動地區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中、北部，商是在山東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區加上河南東、中、北部，西周則是關中的渭水流域。至于河北，除在燕山、太行山麓的一條狹長地帶外，由于黃河下游河道縱橫、沼澤四布的地貌，直到北朝隋唐時才比較迅速地發展起來。春秋戰國時，黃河中下游在夏、商、西周主要活動地域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三個經濟區，即關中地區、三河地區（河東、河南、河內，即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也就是戰國時的三晉地區）、山東地區（齊、魯，包括河北南部）。春秋戰國時最早興盛的是齊魯，繼之而起的是三晉，最后以關中為基地的秦統一了六國，以關中為中心，黃河中下游為主要基地，建立了第一個統一集權的封建帝國——秦漢帝國。關中地區當時雖然很富，但比較狹小，需靠關東廣大地區的發達的經濟的支持，漕運山東之粟以濟關中成了西漢政權的一大問題。東漢建都洛陽，離山東（包括淮北）較近，水運較通暢，不需經過險隘的三門峽，也是原因之一。隋唐以前，以函谷關為界的關東、關西地區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往往呈現了一些差別。隋唐以來，兩地的差別大體泯沒了。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楚、吳、越、巴、蜀的努力，長江流域逐漸開發，形成了三個經濟區，即四川盆地、荊楚地區、下游三角洲（包括淮南）與錢塘江流域。四川盆地自成格局，戰國秦漢時，它與關中的聯系反而比荊楚及長江下游要密切一些，成了秦漢時關中的后院。嶺南地區的開發在秦漢時也已開始。經過王莽末年的戰亂，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荊、揚、交、益四州，西漢末年戶口占全國戶口總數不到五分之一，東漢時，已經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這就是三國的吳蜀和東晉南朝立國的經濟基礎。東晉南朝時，長江流域的發展大大加速，并被認為是“衣冠禮樂盡在其間”，和中原在文化上的差別泯沒了。而黃河流域則因戰亂，農業生產及人口大大下降，北朝后期至隋唐雖然得到恢復并有所發展，但發展速度不及南方，唐中葉以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別是長江下游的發展水平超過了黃河中下游，其范圍也逐漸向南擴展，與較早開發的嶺南連成一片。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經濟發展超過黃河流域也不是偶然的。近二千年以來，我國氣候的總趨勢是逐漸變冷，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氣候條件變得更適宜于人類的居住和農業的開發。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農業技術的進步，原來開發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困難逐漸得到克服，墾田面積增加了，一旦得到開發，這帶地區在降水量、溫度、總熱量等方面的優勢就充分顯示出來了。這個地區主要種植高產糧食作物——水稻，特別是雙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國經濟中占了優勢。反之，黃河流域氣候漸趨寒冷后，水體大為減少，氣候干燥。黃土高原經過長期開發，天然植被嚴重破壞，水土流失加劇，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難。人口的壓力又加劇了濫墾亂伐，由此又引起了水旱災害的增加。過度開發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再加上北方地區是全國政治軍事重心，階級斗爭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比較激烈，戰亂比南方多，而周邊地區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民族如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南下，常在一段時期里給社會帶來破壞，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上述種種因素使得黃河流域經濟的發展從唐宋以后陷于停滯、緩慢的狀態，而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則取代了黃河流域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并隨之而成為全國的文化重心。
但是，由于歷史傳統和民族關系方面的原因，全國的政治軍事重心仍在黃河流域。五代北宋以后，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為契丹、女真、蒙古等，一般來自北方偏東，因此政治軍事中心也就從黃土高原上的關中地區或其東方門戶洛陽東移，與江淮交通方便，又以黃河為屏障面對深入燕山以南的契丹的開封就成了五代北宋時合適的建都地點了。金、元、清三朝都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們坐北朝南，背靠自己興業之地，南向統治漢族地區，北京成了理想的建都地點，明朝面對蒙古，也把都城從南京北遷。這樣，北京代替了長安、洛陽、開封等城市，成為12世紀以后中國的國都，歷八百多年而未替。由于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分離，聯系南方主要經濟區與北方政治軍事中心的大運河，自隋唐以后具有了很大的歷史重要性。元代以后，除運河外，南北方向的沿海航運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由于經濟類型相同（主要經濟部門都是農業），交通便利，經濟聯系密切，“東亞大陸”的東部地區從秦漢以來的兩千年間經常處于統一狀態中，就是在南北分別處于統一狀態或有一方處于統一狀態的時期內（這樣的情況共出現過兩次，即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宋遼夏金，共約八百年），本區內部各地的經濟文化聯系也始終沒有中斷過，而經濟文化聯系與交流的力量也總是促進著統一因素的增長，推動著統一局面的再度形成。
在“東亞大陸”的各個地區中，本地區的經濟文化最發達，政治軍事力量一般也最雄厚。在這個地區活動的主要民族——漢族的核心，春秋戰國以前就在黃河下游形成，并且隨著其經濟文化的南向發展，迅速與淮河與長江流域許多古代部落民族融合，到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漢族。此后，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與民族融合的不斷進行，漢族日益擴大和發展，成為“東亞大陸”最大與最重要的民族。漢族經濟文化對“東亞大陸”其他地區產生了巨大深厚的影響，是“東亞大陸”各地區與各族人民在歷史上形成一個統一體的主要力量。因此，東部地區是“東亞大陸”的核心地區，也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中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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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北到薩彥嶺、貝加爾湖，東到大興安嶺，南到長城燕山，西到阿爾泰山。
歷史上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民族主要有匈奴、東胡、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
這個地區是起伏不大的高原，中部的大戈壁自然地把這個地區分成漠南與漠北兩部分。戈壁的西部與北部是從薩彥嶺和阿爾泰山逶迤而下的森林草原地帶，東北、東面和南面則是高原草原地帶。全區氣候干燥寒冷，牧草豐盛，宜于大規模的游牧的經濟生活，也宜于大規模的集中的民族遷徙與軍事行動。戈壁多為石床或石礫，其中不乏有水草之處，不致成為交通與部落遷徙的重大障礙。因此，漠南漠北交往并不困難，也便于漠南漠北統一于一個政權之下。這個地區歷史上的各民族，除匈奴在有歷史記載時已經遍布大漠南北外，或興起于西部與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帶，如丁零、突厥、回紇等，或興起于東北方面的大興安嶺、呼倫貝爾及其以南的草原，如東胡、鮮卑、柔然、敕勒、契丹、蒙古等，然后南下到陰山之北的草原地帶。從陰山山脈中的大青山、烏拉山、狼山以及賀蘭山之間的各個山口，可以很方便地進入豐饒的河套地區。這個地區就成了向南發展的北方民族與向北發展的漢族活動的中間地帶。南下的北方民族到達陰山一帶并與漢族爭奪河套地區之后，由于活動地區的擴大與接觸了漢族比較先進的經濟文化，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往往陡然增長，社會制度發展的速度也加快了，往往從原始社會末期迅速進入階級社會，隨著經濟、軍事力量的迅速加強與社會制度的急劇變化，這些民族的上層的野心也陡然增長，掠奪性增強。如果這時南面的漢族政權正處于內部矛盾尖銳或分裂時期，河套地區就常被北方民族完全控制，漢族力量則退守鄂爾多斯以南的陜北、晉北、燕山的防線。北方民族的勢力再南向發展，控制了這一地帶，通向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的門戶就打開了，這就往往出現了胡騎入主中原，與漢族政權形成對峙的南北朝局面，或者像元朝那樣，終于統一了全中國。而漢族力量如果強大，也是先守住燕山、晉北、陜北一線，然后挺進到河套地區，以陰山為防線，守住陰山的各個山口，再向北推進，控制漠南，進而進軍漠北。漢武帝與匈奴作戰，“匈奴失陰山之后，過之未嘗不哭”，說明了河套陰山地區喪失，給北方民族帶來的煩惱。在這種形勢下，處于下風的原北方民族除去一部分入款塞下，逐步與漢族融合外，往往沿陰山、賀蘭山、祁連山北面的一線向西發展，活動于西北地區的準噶爾盆地，或者越過河西走廊南去青海一帶。漢族勢力如果強大，控制了河西走廊及準噶爾盆地，這些民族就再向西方移動，經由阿爾泰山以北及天山與阿爾泰山之間的通道進入中亞草原，甚至再西向前出西亞歐洲。在北方民族南下與漢族的接觸過程中，既有民族之間的戰爭，但更多的是經濟文化的交流與民族的融合。而當北方民族南下時，漠北與東北方面往往仍保留了原來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社會形態。這樣，當南下的北方民族或與漢族融合，或者逐步向西遷徙之際，在漠北與東北方面往往又興起了新的民族，繼續著原有的路線南下，起了填補空隙的作用。而這種形勢往往也是促使原北方民族加速與漢族融合或西遷的一個原因。歷史上的匈奴、突厥、回紇、契丹等民族的西遷就是這樣形成的。這就使得這個地區的發展與民族關系呈現了與東部地區不同的特點。如果說，東部地區的發展是以漢族為中心，以滾雪球的方式向四外發展，不斷融合其他少數民族，不斷擴大漢族的數量、活動地區及其經濟文化影響的話，那么，北部地區的發展與民族關系則呈現為波浪式的運動，一個民族發展的浪潮自北而南，在與漢族融合或西向移動之時，又一個新的浪潮從北方興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中，漢族與北方民族的關系，漢族與北方民族的斗爭與融合最為突出也最為重要，而河套地區的得失則往往成為雙方勢力消長的標志。
（三）東北地區
這個地區北到外興安嶺，東到日本海，西到大興安嶺，南到遼河中下游與長城燕山。
這個地區歷史上活動的主要民族有肅慎、東胡、穢貊、烏桓、鮮卑、靺鞨（女真）等。
這個地區西、北、東部及西南部都是山地丘陵，多半覆蓋著茂密的大森林，中部則是平坦的松花江與嫩江平原，這個平原與遼河中下游平原之間為一道低矮的丘陵所切斷，在古代，也為森林所覆蓋。松花江、嫩江平原地處冷溫帶，氣候寒冷濕潤。河流縱橫，沼澤四布，在古代并不宜于農業，東南側則是長白山區。因此這個地區的經濟生活主要是狩獵、捕魚與小規模的畜牧。
這個地區與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之間地形變化平緩，沒有很明顯的分界線。它與北部地區的中間地帶是大興安嶺西側的草原，與東部地區的中間地帶是遼河中下游平原，東北地區民族的發展大體是從山區移向草原或平原，或是從大興安嶺移向嶺西的草原，或是從長白山區移向遼河中下游平原。這些移向草原或平原的部落，起先多半受北方地區的強大民族或漢族的壓迫奴役，但往往由于活動區域的擴大及在與北方民族或漢族的交往中吸取了先進的經濟文化而強大起來，經濟生活發生急劇變化，從漁獵與小規模的畜牧迅速轉向大規模的畜牧或農耕，并且經歷了社會性質的飛速變化，然后進而向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大興安嶺以西草原的得失往往關系到北方民族與東北地區民族勢力的對比，控制了這帶草原的東北地區的民族，往往不久就成了北部地區的主人。女真就是這樣。而遼河中下游平原的得失，則常常成為漢族與東北地區民族勢力消長的標志，控制了遼河中下游的東北民族，離開馳騁熱河山地，進窺燕山諸山口特別是山海關就只差一步了，這在明清的關系與斗爭中看得最清楚。唐末以后，這個地區的民族與漢族的關系更多，斗爭也較激烈，如金、清等，都是先后興起于東北地區的民族。蒙古也是進入呼倫貝爾草原后強大起來的北方民族。這也正是全國的軍事重心由關中地區逐漸向東北方面的北京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西北地區
這個地區北到阿爾泰山，南到昆侖山，東到河西走廊，西到天山和帕米爾高原。這個地區以天山為界，自然地分為兩區，即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北路包括準噶爾盆地、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南路則是塔里木盆地和帕米爾高原。
在這個地區活動的古代民族有塞種、月氏、匈奴、烏孫、柔然、諸胡、突厥、回紇（維吾爾）、契丹等。
這個地區是山地、沙漠、草原。降水稀少，氣候干燥，冬季嚴寒，夏季酷熱。山地盛長林木，山坡是優良牧場，山地邊緣是礫石的戈壁灘帶。山區來的河流在戈壁灘因滲漏而消失，又從戈壁灘的邊緣冒出來，形成水草豐盛、宜于農業的綠洲；而盆地的中心則為沙漠。天山北路西面山地不高，缺口又多，從北冰洋吹來的較濕潤的風經過這些山口帶來了水氣，因此降雨量比天山南路略多，這就使得天山北路盆地中的草原發達，與山前的綠洲往往連成一片。盆地中的沙漠多為有植物固定的沙丘或半沙丘，不致成為交通的大障礙。因此天山北路與北部地區相似，宜于大規模的畜牧經濟和大規模的民族活動，在歷史上常成為北部地區民族活動的西翼及向西遷徙的通道。塔里木盆地氣候由于天山的阻隔，較天山北路更干燥，綠洲以外，就是幾乎無法通行的茫茫大沙漠。綠洲也是分散的，形成彼此隔絕的小塊富饒的農業區。歷史上所謂狹義的“西域”即指天山南路，漢代初時分成三十六國，以后又稍分為五十余國，一個小國實際上往往就是一塊綠洲，主要從事農業，即所謂“居國”，人口不多，幾萬人就很了不起了。由于這樣的條件，天山南路民族的經濟活動很分散，難于集結成一股集中而又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
這個地區經河西走廊與東部地區相聯系。從河西走廊西向，東部天山兩側的哈密和吐魯番盆地是本地區與東部地區的中間地帶，而天山北路的準噶爾盆地則是本區與北部地區的中間地帶，由于昆侖山山高難通，本區與西部地區的聯系要經過昆侖山東西兩側的祁連山與帕米爾諸山口。這個地區民族眾多，又是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民族發展、交往與斗爭的交點。北部地區各族大體先控制天山北部，由北而南，奪取河西走廊和哈密、吐魯番一線，然后南下天山南路或青海地區。漢族則自東而西，先掌握河西走廊，再延伸到哈密、吐魯番，切斷天山北路與南路的聯系，經略南路，再與北方各族爭奪天山北路，形成對北方各族的側翼包圍（如西漢時所謂的“斷匈奴右臂”），或迫使他們再向西遷移。西部地區的民族強大時，則控制帕米爾與河西走廊，由東西兩側向天山南路發展。因此，河西走廊的得失常常標志著漢族與北部或西部地區各民族勢力的消長。
這個地區又是中國與印度、中亞、西亞各國、各族的交通線，是中國文化西傳與印度、中亞、西亞文化東來的孔道。因此，這個地區是各種文化匯合交融的地方，呈現出絢爛多彩的面貌，而外來文化在這個地區停留時，往往與本地區文化融合，帶上了本地區文化的特色，以改變了的面貌再向東傳入內地，像印度、中亞、西亞的宗教、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等的東傳，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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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北到昆侖山、祁連山，東到四川盆地西側及其以南的橫斷山脈，西到帕米爾，南到喜馬拉雅山。
在這個地區活動的古代民族主要有羌族（可能就是后來的藏族）、吐谷渾、藏族、蒙古族等。
這里是世界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一系列高山奇峰大致成東西向聳立，到本地區的東緣折而南向。山脈之間，遼闊的草原是天然的牧場，較低的河谷地帶仍可發展農業。由于地勢太高，氣候干燥苦寒，空氣稀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因而人口稀少，農牧業也呈現了高寒地帶的特點（如種植青稞，畜養牦牛）。本地區交通不便，生活條件嚴酷，在其他地區活動的民族較難大量進入，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民族也不易向外發展，但多年來本區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文化的交往仍是頻繁的，相互之間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這個地區與東部地區大體上以青海東部和甘肅西部的湟河、洮河流域為中間地帶，漢族的影響多半通過這里向青藏高原內部傳輸。青藏高原的古代民族也往往由此向東部地區的邊沿發展。這個地區與北部地區和西北地區則以河西走廊為中間地帶。北方民族如吐谷渾、蒙古族即曾從祁連山諸山口進入青海特別是柴達木盆地一帶，而青藏高原的古代民族也經這些山口北出河西走廊，進而西向西北地區，東向陜西、關中。東漢的羌族的活動即是如此。而唐后期吐蕃最強盛時，就曾控制了天山南路，河西走廊、湟河、洮河流域和隴西，吐蕃騎兵曾多次威脅關中地區，并曾一度攻入長安，說明這個地區的民族力量的強大。此外，由于鄰接，印度文化對這個地區也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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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北到金沙江，西面是橫斷山脈，南面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國境線，東到云貴高原的東部。
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歷史上的民族有烏蠻、白蠻、苗、瑤、僮、彝等等。
這個地區地形復雜，高山深谷把本區切割成許多零星的小塊，在橫斷山脈地區，自然景觀往往隨高度的降低而垂直更替，從山頂積雪的高寒地帶經山腰的溫帶氣候直到河谷地帶的亞熱帶和熱帶景觀。而云貴高原的中部地形相對平緩，那里分布著許多小盆地，盆地里面有小塊的沖積平原，稱為壩子，是發展農業的好地方。由于地形分割零散，山高河急，交通不便，自然環境復雜，變化急劇，經濟生活分散，復雜多樣，民族眾多，而每個民族的人數卻不多，各民族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發展也很不平衡，因此較難形成一個強大而集中的政治軍事力量，歷史上只有南詔較大較強，但也難于同其他地區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相比。本地區與四川盆地及湖南廣東一帶交通并不十分困難，與漢族交往較多，漢族力量逐步向西擴展，與這個地區的少數民族接觸后，這些民族或與漢族融合，或者向山地或西南方向遷徙，逐漸形成了現在的許多民族雜居的狀態。此外，西部地區的藏族，通過橫斷山脈間的河谷南下，對這個地區特別是西北部的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唐朝中期，吐蕃甚至一度控制了南詔。
本地區鄰接印度支那半島，云貴高原西部和橫斷山脈的高山所挾的河谷又多是南北走向，因此這個地區與印度支那半島各民族間經濟文化也有交流，印度文化向中國傳播的孔道之一也經過這帶地區。
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總進程的一些影響
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作為勞動對象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作用，并通過生產力對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間接起作用，但也直接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這種作用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有不同，我們不可能在這篇文章里一一論述。這里，只是概括地說明一下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總進程的一些影響，遠不深入，也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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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陸”的適宜的地理環境使它成為古人類的故鄉之一。大陸中部與南部的暖溫帶和亞熱帶、熱帶氣候與叢林草地交錯的自然環境，有利于古猿生息繁育（現已發現的古猿化石有開遠古猿和祿豐古猿。此外，湖北、廣西等處還發現了古猿旁支——巨猿的化石。）及其向猿人的發展。猿人的遺骸或遺物全國各地發現不少，像重慶巫山、河北陽原小長梁、云南元謀、陜西蘭田、北京周口店、山西芮城、貴州黔西觀音洞、河南三門峽和湖北大冶等地均有發現，其中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遺物發現于243—255萬年前的小長梁遺址，人類化石最早的是200萬年前的巫山猿人和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此后的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則遍布我國各個地區。到了母系氏族公社時期，黃河中下族農業發展迅速并推動了經濟文化的加速發展，從而使得黃河中下游成為我國最早進入階級社會的地區，與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并稱為古代四大文明發源地（如果加上愛琴海地區和中美洲，則是六大文明發源地）。
世界古文化常依傍大河而發展，在這一點上，黃河中下游古代文化的發展與埃及、兩河流域及印度有相似之處，但卻也有不同。埃及、兩河流域乃至印度的古代人類的活動往往集中在一兩條河流的河谷與沖積平原上，河谷與沖積平原之外就是山地或沙漠，文化區域的擴展受到限制，例如埃及，古代文化的發展局限在被北非巨大沙漠地帶所包圍的尼羅河兩側的狹長地帶上，兩河流域與印度古代文化區域略為擴展些，但也受地形的限制，而我國東部地區古代文化主要興盛于黃河支流及支流的支流的兩旁或支流入干流的河灣處（即所謂“汭”），如洮、渭、涇、洛（陜西）、汾、伊、洛（河南）、衛、漳等河及其支流。點多，分布區域寬，水與水之間又多系平緩的黃土原峁或丘陵，人們不僅可以沿河谷交往及經河的匯流處通向另外的河流，而且越過這些河的分水嶺也不困難。不僅如此，黃河中下游與淮河、長江中下游之間，長江中下游與東南沿海諸河流及珠江流域之間，也沒有巨大的自然障礙，黃河流域與北部和東北部的山地、森林、草原、沙漠、戈壁地帶的自然條件雖然不同，但景觀呈層次分布，有中間過渡地帶，并非突然變化，地形也不甚險阻，各地區之間的交往所受的限制不大，因此，古代中國的文化發展可以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面與面之間互相聯結，形成更大的面，有廣闊的發展余地。
中國古代文化區域的廣大與不斷擴展，是幾個古代文明發源地所僅見的，這就為古代中國文化的長期延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我國各地區的地形、氣候、土壤等變化多端，植物、動物、礦藏等又豐富而多樣，為此后我國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一直到現代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中國文化起源早，綿延長，不斷積累、發展，較少停滯，力量雄厚，傳統深遠，并未由于外來因素而中斷或根本改變面貌，有利的地理環境是因素之一（埃及、兩河流域、印度、美洲等地都曾因外來民族或文化的進入，原來的民族、經濟、語言、宗教、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且這種情況有時出現不止一次。）。外國有些學者鼓吹的所謂中國文化外來說和中國文化停滯論，不僅于史無據，而且常是別有用心的。我國近代的歷史發展，由于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度受到阻滯，但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看，這不過是一個短暫的時期。而且，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促使中國人民更大的覺醒，激起中國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并且促使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從而又大大加速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促使了社會主義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土上的勝利。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在近些年來受到挫折，但今天局面已經扭轉，正在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在我們前進的各種有利條件中，無疑也包括了優越的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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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陸”的地形由西向東傾斜，面對大海。與位于西面及西南面的其他古代文化中心距離較遠，位置正好相背。與這些文化中心的海上交通要繞遠道，而且相當艱險。因此，在古代，海洋在本區及其他文化中心的交往中障礙的作用大于聯系的作用，這與古代地中海周圍的情況正好相反。本區與其他古代文化中心的交往主要經過大陸，但陸路比較險隘，尤其是離西亞和印度較近的西部和西南部，高山、高原和沙漠地帶可以通行商隊，卻不利于民族的大規�；顒优c遷徙。天山以北的綿亙草原地帶是游牧民族活動的天然舞臺，但距西亞和印度遠，文化的傳播交流，只是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間接進行。
與此相反，“東亞大陸”內部的地形使得大陸內部各地區間的交往多半較這些地區與大陸以外的地區交往為易，而且“東亞大陸”自身就有廣闊的活動余地。這樣，從進入階級社會起，黃河中下游就成為本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并隨歷史的發展逐漸擴展到包括長江中下游，使得本大陸各個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具有向心性，逐漸形成了以漢族為中心的獨立文化區。這一點與古代埃及有些相似，而不同于兩河流域，后者由于北部的山地與南部沙漠的民族的更替進入而文化不斷發生變化。但又與埃及不同，那就是“東亞大陸”的中心文化區遠較埃及廣闊并有充分的發展余地。
但是另一方面，本區與其他文化中心不是像非洲中南部和美洲那樣幾乎與世隔絕。本區與其他文化中心區的交往雖有若干困難，但交往仍是持久而又頻繁的。我國北方的游牧民族與中亞草原直到黑海、巴爾干半島的古代游牧民族經過這帶地區綿亙的遼闊的草原的聯系是密切的，中國文化對這些草原民族有相當深的影響，并經過這些草原民族傳導到西亞、歐洲，而這些草原民族的傳統文化如塞西安式銅器等等也成為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西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并且這些游牧民族的共同生活習慣如胡服、胡床等也逐漸影響了漢族的習俗。至于阿爾泰山天山以南的商路，更是中國和其他地區文化交流的孔道。印度、西亞乃至歐洲的文化如佛教、伊斯蘭教、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植棉、飲食等由此傳入“東亞大陸”的西緣，經過當地民族的吸收、融合之后，再以原型或改變了的形態傳入中國內地，深刻地影響了漢族文化，并融合于漢族文化之中。像佛教經過漢族浸潤，甚至得到更大的嶄新的發展。漢族文化也是先被及周邊地區的民族，然后再西向遠遠傳播，如蠶桑、瓷器、造紙、火藥等等。唐宋以后，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海路交通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陸路，形成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
因此，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具有其獨立性，但卻沒有孤立性，它向世界其他地區擴散其影響，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時外來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中不斷傳入中國，并不斷融合在中國固有文化之中，但它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而是使它更為絢爛輝煌、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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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陸”內部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復雜多樣，經濟生活也因此各有不同，大體上可分為農區、牧區、林區、瀕海漁區等，這就使得中國古代各個地區的各個民族乃至一個民族的各個地區（如漢族、女真族等）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及社會生活呈現了不同的面貌、特色和速度，因而呈現了各地區各民族及一個民族內部經濟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其中最突出地成為對照的是北部地區的古代民族的游牧經濟與東部地區漢族的農耕經濟。
但是如前所述，“東亞大陸”地區遼闊，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歷史上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內部各地區之間一般說來交通往來阻礙較少，民族之間的接觸遷徙頻繁，因此，各地區的多樣性的經濟文化并沒有成為促成彼此阻絕與分離的因素，反而正好形成不同的社會分工，促進了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特別是北部的牧區與東部的農業區之間，接觸頻繁，交往密切，而東部地區的先進發達的漢族經濟文化，則使得“東亞大陸”的文化有一個中心，使邊緣各區的發展具有向心性。隨著這個中心地區在歷史上的逐步擴大與力量的逐漸加強，周邊地帶各民族的文化逐步加入到這個中心區來，并且融合在原來的漢族文化中，使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帶有新的特色，所謂“胡服”、“胡床”、“胡坐”、“胡食”、“胡樂”、“胡舞”等等都已經融化為今天漢族的風習。而這些傾注了新鮮血液的漢族文化又繼續廣被于更邊遠的地區和民族，對它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終于使得整個“東亞大陸”的文化越來越具有共同性和統一性。
這種趨勢，從原始社會后期已經開始。例如，東部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經過多年發展，西面的仰韶文化與東面的龍山文化，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匯合，龍山文化與東及東南面的吳越文化在蘇皖地區匯合，仰韶、龍山、吳越三種文化又在江漢地區匯合，最后至春秋戰國時終于形成了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的統一的漢族文化。
秦漢以后，漢族文化繼續向外擴展，南面逐漸到珠江流域，北方逐漸到蒙古高原以及東北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地區的邊緣。特別是周秦時，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之間所進行的交往，這時更加擴大和深入了。這種交往給雙方社會的發展和民族的融合帶來了很大的好處，給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有益的影響，但其間也羼雜了民族之間的戰爭、征服、奴役，帶來了生產的破壞和人民的苦難，這是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出現了諸如長城、界壕一類防御工事。但是，這種長城、界壕并不具備邊界的意義。漢族的行政統轄權不止一次遠出長城以西以北的廣闊沙漠草原地帶，直達巴爾喀什湖、薩彥嶺、貝加爾湖和外興安嶺地區，西北方各民族也不止一次遠遠南下，一直到統治整個中國。不僅如此，長城一帶往往就是漢族與北方各族經濟文化與民族融合的邊緣地帶。西方的所謂新邊疆學派、日本軍國主義史學家和前蘇聯霸權主義學者不顧歷史事實，宣稱長城是中國的北部邊界，長城以北不是中國的領土，是對歷史的別有用心的歪曲。
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后，特別是隋唐以后，西部地區、云貴高原的西部和臺灣與東部地區的交往也趨頻繁密切，六世紀的隋代，中央政府正式在臺灣行使統轄權，13世紀的元朝，中央政府也正式對西藏和云南行使了統轄權。
這樣，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文化在幾千年的漫長時間里不斷交往融合，終于形成了以東部地區為中心，以漢族為主干，具有強大向心力的統一性與共同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
同時也要看到，由于地理環境的差別及其他因素，中國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在歷史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幾乎遍布中國全境的人類文化，在進入階級社會后的差異性越來越有所發展，不僅各具特點，發展速度也不一樣。各個民族在同一歷史時期內往往分別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人口數量與密度、經濟文化生活也各各不同，從而使中國歷史發展與歷史上各民族的關系呈現了復雜的面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但是各民族發展的共同性與統一性趨勢仍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到了近代，中國各民族又共同面對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因而更加強了在斗爭中的團結。解放以后各民族的友好團結，又建立在建設社會主義、反對國內剝削階級、反對侵略與霸權主義的斗爭的新的共同的基礎之上。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是平等互助的關系，隨著四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正在逐步減少，終將最后消失。
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及地理環境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影響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需要進行多方面的和長時期的探索，尤其需要把它與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特點和道路問題、社會結構問題、古史分期問題、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問題、階級斗爭問題、民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文化特點問題等等聯系起來探討；也需要與中國古代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的研究結合起來探討；還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民族歷史的發展及其與中國交往的研究結合起來探討。另外，我們祖先對地理環境的改造及其所帶來的經濟的社會的后果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對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實際意義，也需要進行研究。本文只是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問題作了一些極粗略和極不全面的說明，只供討論。謬誤之處，亦當在所不免。進一步的探討，則待諸以后。
1956年初稿
1984年5月五稿
刊載于《平準學刊》第三輯，195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