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詞，是一個外來詞匯，是在19世紀末葉從日本傳入中國的，在“民族”一詞傳入中國后，產生了“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學詞匯。

　　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現代意義的“民族”一詞。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并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梁啟超在這里反復用了三個“中國民族”，而且從宏觀上勾勒出三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顯然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結論。

　　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隨后梁啟超在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其云: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由“保種”、“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和“中華民族”，梁啟超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這是目前所見到的關于“中華民族”的最早詞匯，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07年，繼梁啟超之后，晚清著名立憲派代表楊度也成為了"中華民族"一詞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其所創辦的《中國新報》連載的《金鐵主義說》一文中，在與梁啟超基本相同的意義上，多次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 “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民族，其實漢為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別于地域，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于文化，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后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于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于其中。與西人學說擬之，實采合于文化說，而背于血統說。”

　　顯然，在梁啟超觀點的基礎上，楊度對"中華民族"的一體化融合趨勢和發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徹的發揮和闡述。其所謂"中華民族"所包涵的"民族"范圍，似乎也比梁啟超此前更廣一些。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是與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即立憲后的"新中國"相對應的。但它同時也是中國民族發展史的自然延續。由此也可見,他對西方現代"民族"（nation）觀念的了解是相當成熟的(有關西方"nation"的現代基本含義，我們在本文的最后一節，會有集中討論)。應當說，楊度棄用"漢族"一詞而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比梁啟超當時更為自覺。他所謂的"中華民族"，實已基本具有了現代含義的雛形，只不過尚不完全具備中國現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理念而已。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也鄭重宣告： “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用法律形式將民族平等規定下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12年3月19日，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劉揆一等領銜發起成立了影響很大的"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后改稱"中華民族大同會"。

　　1912年4月10日在北京成立的"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等等。如"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的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體，化除漢滿蒙回藏畛域，謀一致之進行"，主張"融化五族，成一堅固之國家"、"實行移民事業"和"統一文言"等，因而典型地體現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的社會心理。次年6月29日，他們還在此會的基礎上進而發起成立了"平民黨"。其黨綱的第一條，標明為"促進種族同化"，也就是以五族一體化為發展目標。

　　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分別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兩文，針對日本人宣揚的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了中國人應激發出一種以各民族融合為基礎的"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來實現對古老中華民族的中華民族的"更生再造"，從而當仁不讓地承擔起有關"興亞"責任的思想主張。

　　"蓋今日世界之問題，非只國家之問題，乃民族之問題也。而今日民族之問題，尤非茍活殘存之問題，乃更生再造之問題也。余于是揭新中華民族之赤幟，大聲疾呼以號召于吾新中華民族少年之前"。

　　"以吾中華之大，幾于包舉亞洲之全陸，而亞洲各國之民族，尤莫不與吾中華為鼻祖。今欲以大亞細亞主義收拾亞洲之民族，舍新中華之覺醒，新中華民族主義之勃興，吾敢斷其絕無成功"。

　　"吾中華民族于亞東之地位既若此重要，則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為亞細亞之主人翁者，宜視為不可讓與之權利，亦為不可旁貸之責任，斯則新民族之自覺尚矣"。

　　"吾國歷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數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畛域不分、血統全泯也久矣，此實吾民族高遠博大之精神有以鑄成之也。今猶有所遺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稱耳。以余觀之，五族之文化已漸趨一致，而又隸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則前之滿云、漢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瑤云，舉為歷史上殘留之名辭，今已早無是界，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然則今后民國之政教典刑，當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統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義，即新中華民族主義也。必新中華民族主義確能發揚于東亞，而后大亞細亞主義始能發揮光耀于世界。否則，幻想而已矣，夢囈而已矣"。

　　"故言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關鍵"。 在上述文字中，李大釗不僅揭示了滿、漢、藏等族趨于一體化的重要歷史文化因素、血統聯系和現實政治條件，說明了"再造"和"復興"古老中華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還呼吁社會認同五族合一的新"中華民族"，提醒民國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設中，應該本著這種整體的新"中華民族"觀念，來培養民族精神、統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強調了中華民族在亞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至此，可以說，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觀念已經是基本上形成了。

　　 1921年3月6日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節選）

　　“一、民族主義

　　何以說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

　　自從滿州來到中國，我們漢族被他征服二百幾十年之久。今日滿虜雖被推翻，光復漢業，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獨立。這個原因，就是本黨只做了消極的功夫，沒做積極的功夫。自歐戰告終，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中國尤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在東亞底國家嚴格講起來，不過一個暹羅，一個日本，可稱是完全底獨 立國。中國幅員廣大，人民眾多，比較他們兩國何止數十倍。但是幅員很大，人民雖多，只可稱個半獨立國罷了。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吾黨之錯誤。自光復之后，就有世襲的官僚，頑固的舊黨，復辟的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 ”。

　　豈知跟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的人數，藏人不過四五十萬，蒙古人不過百萬，滿人只二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講到他們的形勢，滿州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人范圍，西藏亦幾成英國的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的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才是。漢族號稱四萬萬，或尚不止此數，而不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于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試看彼美國，在今是號稱世界最強、最富的民族國家。他的民族結合，有黑種，有白種，幾不下數十種白種，為世界中民族最多的聯合體。自美國國家成立，有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參加入他的組織中。美國全部人口一萬萬，德國人種在美國的約有二千萬，實占他的人口總數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各種人在美國的數也不少。何以美國稱英、荷、法、德、美，而稱美利堅呢？要知美利堅的新民族，乃合英、荷、法、德種人同化于美而成的名詞，亦適成其為美利堅民族，為美利堅民族，乃有今日光華燦爛的美國。看看民族的作用偉大不偉大？美國的民族主義，乃積極的民族主義，所以絕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或有人說五族共和已久，此處單講漢族，不慮滿、蒙、回、藏不愿意嗎？此層兄弟以為可以不慮。彼滿州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到一處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盡管擴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單一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

　　民族主義國家，必有種種的關系因果，有歷史的關系亦有地球的關系。如瑞士國，他那國家已成了一個完全的民族主義的國家。瑞士位于歐洲中部，他的國界，一面與法接壤，一面與德接壤，又一面與意大利接壤。但國土無論與何國交界，或與法國交界，或與德國交界，或與意國交界，其人民的語文、種族皆與相同，而又能組成一完全的瑞士民族的國家，是真難得。且瑞士為行使直接民權的國家，法國則為間接民權國家。全世界中行使直接的民權，以瑞士為第一，民權發達一臻極則，國內的政治及民族結合，與美國大致相同，真是我們一極好的先例。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于我中國，務使盡化于我漢族。本黨所持的民族主義，乃積極的民族主義。諸君不要忘記。 ”

　　 孫中山"中華民族"理念的形成來說，"美利堅民族"那種混合性質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發達的示范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對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納其共和制度一樣，有著擇善而從的確然信念。正是懷著這種信念，此后兩年在一些演說和序文中，他繼續滿懷激情地倡揚"中華民族"理念，主張"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成個中華民族"。

　　1924年以后，孫中山的"中華民族"理念，逐漸成為了國民黨的行動綱領。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不僅明確認同此一理念，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打出了"復興中華民族"的旗號。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稱，要秉承孫中山的遺教，"實現三民主義，使中華民國成為獨立自由之國家，中華民族成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國民政府組織編撰的《綏蒙輯要》，在題為《中華民族》的開篇說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了對于這一問題的基本態度和主張：

　　“中華民族，都是黃帝子孫。因為受封的地點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為氣候懸殊，交通阻隔，而有風俗習慣之不同，語言口音之歧異，雖有漢滿蒙回藏等之名稱，如同張王李趙之區別，其實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樣，因為我們中華，原來是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孫總理說，中華民族，就是國族。-----民國成立以來，并將五族平等的原則訂在約法，孫總理的民族主義亦完全以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為目的。現在中央政府遵照總理遺教，對于國內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時時刻刻，為我們邊遠的同胞，圖謀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設蒙藏委員會，專為我們蒙藏同胞籌劃一切的改進，中央委員也有蒙古人員。所以說五族，就是中華民族，就是國族。”

　　1935年《風云兒女》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讓“中華民族"觀念傳遍大江南北。抗戰時期，"中華民族"觀念認同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民族危機的強烈刺激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為了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大力宣傳"中華民族"是一個單一性民族的觀點。

　　1937年1月2日，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他一腔熱血、滿懷激情地呼吁中國境內各族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中華民族"的大旗之下。在《申報．星期論壇》上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一文，公開宣稱：種族和民族不同，"血統相同的集團，叫做種族。有共同的歷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團結一致的民族情緒的集團，叫做民族"。雖然中國境內存在許多種族，"但我們確實認定，在中國的版圖里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1939年2月9日，顧頡剛又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對上述觀念作了更為明確的集中闡發。在他看來，中華民族并不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大民族"共同體，而是由歷史上許多種族不斷融化而成的一個民族，其血統宗緒復雜，文化也沒有清楚的界限。所謂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說，實在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從而給那些別有用心者和敵對勢力造成了可乘之機。現在是必須正視這一歷史錯誤的時候了。文章還分析了"五大民族"一詞出現的原因和導致的"惡果"，并以史實來論證中華民族是自戰國秦漢以來就逐步形成的偉大民族。

　　1942年8月27日蔣介石發表的題為--《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中，從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關系，中華民族成員之間平等的、榮辱與共的"整體"關系（包括政治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關系等），以及這種關系認知的現實必要等各個方面，反復說明了他對"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論證"中華民族是一個"，其各個組成部分都不能單獨稱為"民族"。他雖然并沒有直接闡述自己對民族概念的定義，但其所謂"歷史的演進，文化的傳統，說明我們五大宗族是生命一體"，已然表明了其對"民族"概念的理解。

　　實際上最終把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牢固地確立在最為廣大的中國民眾和海外華僑的腦中與心中的，是這場持久而壯烈的抗日戰爭。

　　50年代，中國仿照蘇聯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闡發其民族政策時曾指出，某一群體成為“民族”要具備以下四個標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從共同的文化特征中顯示出來的共同的心理構成。于是根據這些標志，中國的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對400個需要識別的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們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體的分支，最終確認了50多個少數民族。

　　然而蘇聯的這種民族理論和政策，對后來它的解體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因為轉型為民主國家而解體了,但印度搞民主,印度尼轉型為民主卻沒有解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和印度尼沒有實行列寧主義民族政策,而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實行了列寧主義的民族政策。列寧主義民族政策對解體一個多民族國家具有極大的作用:

　　一、民族身份法定化,阻止了各民族自然融合的趨勢。

　　二、不同民族在法律和政策上有不同待遇,加劇了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違背現代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三、把國家定義為是民族聯合體,而不是公民聯合體,公民不是直接參與國家事務,而是通過民族參與國家事務,導致公民效忠對象從國家變成民族.為民族分離奠定心理基礎。

　　四、按照每個民族分布區域劃分行政區,給民族野心家提供分裂的物質條件。

　　五、形式上的高度自治與實質上的完全剝奪,給民族野心家提供了分裂的口實.前蘇聯一邊在少數民族分布區域,建立共和國,但一邊又扣留共和國各種權限,留下欺騙,愚弄,欺壓的惡名。

　　因此,列寧主義民族政策的特點就是:給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分裂的心理基礎和物質條件,并提供分裂的口實。

　　多民族國家凡實行列寧主義民族政策的,無不存在著巨大的分裂隱患。

　　中國也是實行列寧主義民族政策的多民族國家,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分裂主義將對我們造成巨大的挑戰。

一、 關鍵詞“中華”，在外文翻譯中嚴重失真！

　　我們中華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現在正在健步和平發展的偉大民族。“中華”二字是中國國號的關鍵詞；是“中華民族”、“中華大地”及“中國”的泛指。“我的名字叫中華”，是每個炎黃子孫都引以為榮的信條。

　　然而，現在大多數外文語種對關鍵詞“中華”的翻譯都存在嚴重的失真：在英、法、德、俄、意、斯拉夫語系、拉丁語系、阿拉伯語系等眾多語種中的“中華”譯詞都既不具備與“中華”相近似的諧音，也不具備貼切“中華”本意的內涵。

　　據筆者膚淺的了解，目前世界上對“中華”的譯法大致可分兩大派系：“契丹系”和“支那系”。

　　“契丹系”譯法的典型語種可以俄語為代表。當今語言學界普遍認同俄語表示“中華”和“中國”的“Китай”（讀音“契塔依”，可用拉丁文“Kitay”表示）出源于“契丹”的讀音。

　　以“契丹”指稱“中華”，顯然是誤解和誤稱。造成這種誤解，可能起源于中世紀東歐西亞人對東方地域的概念模糊，把大片地處亞洲中東部的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原地域，統統印象為位于蒙古地域的“契丹”了。

　　古代的誤解和誤稱，不足為奇。但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東歐西亞許多國家仍用讀音類似俄語“Китай”，含意都出自于“契丹”的“Kaitay”、“Kathay”、“Hatay”、“Katay”或“Khatay”來稱呼我“中國”和“中華民族”，是極不相稱的，簡直是個大笑料！

　　英語的“China”表示“中國”和“中華”就是“支那系”譯法的典型代表了。德語寫為與英語完全相同的“China”、法語寫成“Chine”、意大利語為“Cina”，如此甚多類似譯法，都屬“支那系”譯法之列。

　　“China”讀音與“中華”毫無關聯。究竟是不是中華民族本意的命名用詞，近來語言學術界對“China”的來源興起了追溯探討的熱潮，意見還是眾說紛紜。主要說法大致有：說英語“China”源自古印度梵文的讀音“Cina”，其后綴“-a”是梵文詞性結尾，而前音節“Cin-”企圖拼寫“秦”字；也有說試圖拼寫“晉”字；還有說為了拼寫“荊”字的。另外有人提出英語“China”和“china”都是試圖拼讀地處景德鎮境內的“昌南”瓷窯而得……

　　筆者無力考證各種說法的正確性，但認準一個事實：“秦”、“晉”、“荊”和“昌南”都不是“中華”的真諦。亦即，即使哪天確實研究證實了“China”確實就是上述諸字中的某一字，只能說明用“China”翻譯“中國”或“中華”，在千余年前的某個特定時代具有相對正確的意義，而到現在，早就過時了。

　　綜上所述，占世界語種極大多數的“契丹系”和“支那系”對“中華”的譯法都嚴重不符“中華”名號的真諦。

　　“契丹系”譯法，是客方“借用”了一千多年前位于蒙古地域，現在早已不復存在的“契丹”部落名號，來誤指本中華民族和國名。是十足的誤解。

　　“支那系”譯法，可能是客方誤用早已過時的歷史朝代名或地名的音征來指認當今的本中華。同樣是誤解。

　　兩種譯法都是客方誤指，譯據謬誤，又無音征。以這樣的譯法稱呼本國，有損于本國本民族的尊嚴，亟待糾正。“中華”譯名要在世界正名。

二、歷史上“中華”名號長期冷落，導致“中華”譯名陰差陽錯

　　“中華民族”早在大約5000年前就開始形成，其族稱為“華”。

　　漢朝以后，開始出現“中華”族稱。這是我國早期以地域和民族為標識的稱謂和名號。可是“中華”這個名號始終未能得到歷代掌權人的重視，聲望十分冷落。歷史上的中國，對外多以王朝名號作為國號宣稱，如“大唐帝國”、“大清帝國”等等。隨著歷朝的更迭，國名稱謂也不斷變更。必然增加西方人對我國稱謂的困惑。

　　中國的漢字是象形字，古代西方人學習漢字僅靠人與人的口耳相傳，因人而異的習慣發音加上時而夾雜地方方言的傳授讀音幾乎沒有標準可循，外文音譯中國國名更加困難重重。

　　“Cina”、“Kitay”是古代指稱中國的音征示范，而且一直未被當事國提出過疑義和拒斥，終于成為西方語言編造中國國名文字的模仿范例，推進各國語種相繼造出這塊亞洲中原地域國名稱呼的正式詞匯。盡管謬誤多多，卻能以訛傳訛，俗成約定，形成并沿襲到今天的“支那系”和“契丹系”兩大主流譯法。遺憾的是，這兩種派系譯法，都是對我中國的誤解，而且都是未經當事國認可的“客命名號”。

　　在古代，“中國”一詞也時有出現，但概念含糊的“中華國”混雜著民間流傳的“大地中心國”含義，使熟悉漢學的西方語言專家，有所心理抵觸，難以認可“中國”的音征，并以此編造為該國語言中對我國國名的正式用詞。確切含義的“中華”和“中國”譯名因此不能脫穎而出亮相于世界。

　　直到19世紀末，作為近代民族學術語的“民族”概念傳入中國后，“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學詞匯也應運而生。“中華”族稱雖然始于幾千年前，但以響亮的“中華民族”稱呼，只在近代，隨著知識分子的覺醒才出現。中國人早期覺醒所提出的“振興中華”口號，幾乎只作為鼓動本國國民革命的動員令，而并不作為對外宣誓和聲張的口號。從那時起，外國人還繼續沿襲“契丹”和“支那”這種謬誤的譯名稱呼我國，不知不覺又延續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

　　如今，除了與我國緊鄰的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少數幾個語種例外，“契丹”和“支那”兩大譯系，幾乎統占了全世界所有語種的“中華”譯名，“中華”譯名至今仍陰差陽錯處在謬誤之中。

三、盛世和平發展的今天，是肅正“中華”譯名的恰當時刻

　　“中華”譯名至今謬誤，是當前和平發展盛世中的中華民族尚且遺留下的歷史隱辱，十分有損民族尊嚴。治理歷史遺留隱患，肅正“中華”譯名，是“中華民族”在世界范圍莊嚴正名的大事；同時也將對進一步喚起中華民族自愛的熱情、凝聚全民族團結發揮積極作用。其意義更比韓國“漢城”糾正為“首爾”深遠。而此時著手料理中華譯名，十分必要，十分恰當。

　　 肅正“中華”譯名，是一件重大而艱巨的工作：影響面巨大，涉及中外各個部門和領域；歷史淵源深長，需追溯數千年的文化演變；國內社會根基深厚：“China”、“Китай”兩個外文詞匯是大多數中國人最熟悉的熱門詞，無人對此兩詞的譯意有所懷疑。

　　撰寫此文的目的，只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特別是期望語言學和歷史學專家拿出更為深入的專業意見。同時也期望政府有關部門、尤其是身負重托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引起關注，提出專門報告或專項議案，促進“中華”正名工作健康有序開展。

　　“中華”譯名究竟以什么標準肅正？是問題的核心。筆者個人認為，應以“中華”的漢語拼音“Zhonghua”作為標準譯名最合適。

　　“中國人名地名以漢語拼音代替韋氏拼音”是在1979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并于1982年取得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認同。例如，從那時起，北京譯名“Beijing”替代了“Peking”。

　　按理，從那時起我們即可名正言順地宣稱：“中華的標準譯名是Zhonghua”，但當時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輕重緩急的事情中尚不宜突出“中華譯名”這件事；而且那時的學術界，還很少論及“中華譯名”話題。但如今，我國已經處在和平發展的盛世時期；學術研究對“中華譯名”專題已經初見端倪。所以，此時乃是肅正中華譯名的恰好時機。

　　作為示范，在此試以英語、俄語兩語種為例，表述一下“中華”譯名肅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Zhonghua Чжунхуа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其他語種翻譯“中華”或“中國”可參照漢語拼音“Zhonghua”，應用各自語種相應的字符拼寫。

　　“中華”是海峽兩岸同胞共同尊愛的名號。為“中華”譯名正名，將會激起兩岸同胞的一致的自愛熱情并踴躍參與。至于臺灣同胞可能還習慣采用韋氏拼音“Chunghwa”拼寫“中華”，這只是技術上的差異，無須強求一律。不過，因為漢語拼音的“Zhonghua”的讀音比韋氏拼音的“Chunghwa”更標準，我們提議臺灣同胞采用漢語拼音。

　　如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召開在即。呼吁肩負重托的“兩會”代表、委員莊嚴隆重此機會提出議案，認真審視“中華”譯名這件歷史遺留的大事。

　　本文所言不足以至謬誤，歡迎大家批評指正。（南鋼老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