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論爭綜述（一）
由于國學在20世紀20、3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紀初，分別出現過研究熱潮，很值得認真分析和對待。所以擬從頭說起，先行綜述關于國學的詞源、國學內涵的論說。
“國學”原義是很清楚的，就是國家設立的學校及制度。教育內容為禮、樂、射、御、書、數，合稱“六藝”。《周禮·春官宗伯·樂師》：“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漢代稱太學，晉代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代稱國子監，唐宋時則以國子監總管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也叫國子監，明、清兩代僅設國子監，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開始設學部，國子監遂廢止。
正是在清朝末年，“國學”這個概念轉化為引申義：國學是指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但是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它卻含有著國故學、國粹學、國家固有文化學的三重意義。何炳松：《論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20卷第1號，1929年1月）和汪震、王正己合編《國學大綱》（北平人文書店，1933年）則是較早提出“國學”一詞源于外國的。
據我國學術界的考證，國學這一概念引申義的最初使用情況是：
1902年秋天，梁啟超在日本謀劃創辦《國學報》，遂寫信與黃遵憲商量，希望他們倆和馬鳴，三人合力此事。梁啟超寫道：“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它留學歐美之學童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22號，1902年12月14日）梁啟超打算辦的《國學報》，其目的在于批判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要振興“國學”。梁啟超在信中所用的國學一詞，其主要指向應該是“國家固有的學術文化”，即“國故”。黃遵憲不贊成當時就辦《國學報》，主張略遲數年再說，認為中國學界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這可能是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國學”一詞者之一。
1902年，羅振玉在日本撰寫的《扶桑二月記》中，使用 “國學”概念，也是在“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的意義上使用的。
這時候一些以“國學”命名的學術性組織，也是在“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的意義上使用的國學這個詞語的。如出版過《三十三年落花夢》的“國學社”，在1903年就成立了。王均卿、沈知方、劉師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創立“國學扶輪社”。其出版活動則多在1905年以后。
這樣看來，其出現的歷史背景就再清楚不過了：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師夷長技”而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承認西學的先進，進而對中學產生動搖，成為舊有學問的代名詞。這一變化在知識界激發了文化危機感，遂成為倡導國學的動因。為抵御西學的沖擊，反對清廷取法歐美、列強推行其教育制度、青年中的西化傾向。“國學”概念就在這種情形下轉化引申成為：“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包含著國故、國粹、國學的三重內容。清朝統治者中，如張之洞等也主張保存國粹，倡議在各省設存古學堂及古學院，還有奏請設立國學專門學堂的。（趙炳麟：《諫院奏事錄·請立國學專門疏》，《趙柏巖集》卷一，第30-31頁）曾國藩也曾對國學書局的創建有所期望。（《國學書局本末》，《江蘇省立圖書館第三年刊》，南京國學圖書館1930年）
清末民初倡導國學者的言論，非常重視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的辨別，并發揮為“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則國之亡遂終古矣。”（許守微：《論國粹無阻于歐化》，《國粹學報》第１年第７期）
為抵御西學沖擊、捍衛本國固有學術文化的思潮，促使這一時期的民間國學研習組織，更是遍地林立。章太炎在東京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東京國學講習會宣稱：“真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挈合者也。”（《國學講習會序》，《民報》第７號）章太炎在1906年提倡“以國粹激動種性”，其在1908年的《規新世紀》一文中，就是將國粹、國學、國故三詞作為互換同義詞并用的。
章太炎的弟子馬裕藻等發起北京、杭州國學會；
謝無量、廖平、劉師培、宋育仁等創建的成都國學館（后改名國學學校、國學專門學校）；
唐文治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
1908年，北京吳仲、沈宗畸等人創辦的《國學萃編》；
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羅振玉、王國維創辦的《國學叢刊》。1911年2月，王國維為《國學叢刊》做《序》，他對西方政治倫理乃至科學論是有保留的，對“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為新說所統一矣”，也表示不滿。但同時他在吸收康德、尼采、叔本華的思想時明顯傾向西學，“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慮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集林·別集》）王國維是我國較早提出學問學科分類的學問家。
1914年在東京、北京由陳爾錫、呂學沅等人創辦的國學扶危社及《國學》雜志；
1915年在上海，倪羲抱等人創建的國學昌明社與《國學雜志》；
南社姚光等人創辦的《國學叢選》等。
這些組織的建立，足以表明國學一詞已經為學界所認同，只是對其內涵的理解尚不完全相同。
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學文科編輯出版的《國故月刊》，劉師培在為此刊《發刊詞》中公開聲明該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此后，劉師培撰寫《國學發微》出版，“國學”一詞成為國人對中國傳統學術的通稱。鄧實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2年第7號，1906年8月9日）
章太炎在上海講授國學的記錄稿，由曹聚仁整理成書。系統介紹了傳統經學、哲學（諸子學）、文學的流變、對各時期學術發展的特點、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獨到的評價。1922年出版的《國學概論》中說：“國學的名稱起于近代，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為了區別于西學，于是稱中國本有的學術為國學。清代學者論學術，將學分為三類：一為義理為學，二為考據之學，三為詞章之學。”（章太炎：《國學概論》1922年）《國學概論》可視為論述國學專著之始。
1922年1月，南京東南大學的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創辦《學衡》雜志。
1923年 1月，北京大學胡適等創辦《國學季刊》雜志，胡適任編委會主任。他在《發刊宣言》中指出：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適總結毛子水、張煊、傅斯年等人1919年曾在《新潮》雜志上論說的“國故”與“科學”觀念，進一步明確提出：“‘國學’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 1924年1月胡適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班演講時強調：“‘國故’這兩個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從前用的‘國粹’好多了；其意義，即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史，包括一切。”胡適提出要從學術的角度來談“整理國故”，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一開始便將全文的四大綱要標舉出來，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提出要從三方面來推進國學研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他還說：“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24年，卷一）
胡適說：“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途的時期。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采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 1921年底，在北大開學典禮上，他說：“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國固有文明輸出。”1922年，在北大成立25周年紀念會上，蔡元培總結北大宗旨，他說：“課程一方面，也是謀貫通中西，如西洋發明的科學，固然用西洋方法來試驗；中國的材料，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他。”
此時，歐洲漢學研究對中國的影響并不顯著，盡管19世紀起，德、法、英、荷蘭等國都設立了漢學研究機構。倒是俄、英、德國、法、瑞典、美等來華進行考古發掘，發現敦煌文書、西域簡牘等大批文獻器物和遺址，中國學令全世界學界刮目相看。看到中國固有文化的國際價值，更感國內必須扭轉國學研究的困境。
國學保存會刊登文章說，準備開設的國粹學堂，學制三年，學習科目為：經學、文字學、倫理學、心性學、哲學、宗教學、政法學、實業學、社會學、史學、典制學、考古學、地輿學、歷數學、博物學、文章學、音樂、圖畫、書法、翻譯、武事等。（《國粹學報》第3年第1期）。
國內一些學校受此影響，也紛紛開設“國學概論”的課程，錢穆的《國學概論》，就是他1926年至1928年在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蘇州（江蘇省立蘇州中學）的“國學概論”課程講稿整理所成。錢穆認為：“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錢穆：《國學概論·弁言》，1926年）錢穆指出：“一、當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為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之歷史應略有所知；二、所謂對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發展之希望。”
20世紀的20、30年代，是國學研究的鼎盛期。胡適等人提倡的“整理國故”，使國學研究成為時尚，表現為：教育和研究機構競相設立、青年后學踴躍投考、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雜志和叢書紛紛出版、報刊上開辟國學專欄等等，發表大量國學研究論說。京、滬之外，擴展到西北、東北、閩粵、香港。
自 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文科研究所國學門之后，清華、廈門、燕京、齊魯和東南大學等校相繼組建國學研究所或國學院，輔仁、東北、西北、大夏、中國、齊魯、正風等院校成立國學系或國學專修科。
192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上，甘肅教育廳提出《融合并發揚中華民族文化案》，要求從融合五族文化入手，鞏固共和。其八項辦法中的兩條，一是大學院設立國學研究所，以整理國故；一是全國各大學均設國學專科（中華民國大學院編：《全國教育會議報告》，第182-184頁）
傅斯年說過：“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1日）后來，傅斯年在1940年時說:“‘國學'一詞，本與國醫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謂存古學堂，本是呫嗶咿唔之化身，不待論矣。以后章太炎談國故，似勝于前矣。然國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大無謂也。清末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故；自國學專修館之勢力膨脹，此名詞更通行，然此館者，私塾之放大也。”（ 傅斯年致朱家驊 (1940年7月8日)，存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表明他始終認為國學就是國故。
陳獨秀認為：“國學是什么，我們實在不太明白。當今所謂國學大家，胡適之所長是哲學史，章太炎所長是歷史和文字音韻學，羅叔蘊所長是金石考古學，王靜庵所長是文學。除這些學問外，我們實在不明白什么是國學？” “國學”這一名詞，“就是再審訂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學’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個名詞”（ 《寸鐵·國學》，1923年7月1日，《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516—517頁）
鄭伯奇認為：“本來‘國學’二字是很籠統的名辭，而國學運動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種勸人研究古籍的運動呢?還是勸人研究一切中國的-----不論古今新陳，只要是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文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乃至中國的國民性、各地方的風俗習慣的一種運動呢?前者頂好不過勸人用新眼光讀古書罷了。”（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下)》,《創造周報》35號，1924年1月6日。）朱自清也認為：“我想‘國學’這個名字，實在太含混，絕不便于實際的應用。”（《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1926年4月11日）
吳宓是清華大學研究院主要設計者和開辦前期的主持者， 他明確宣布，“本校研究院在中國實屬創舉，他校如北京大學亦設國學研究所，然組織辦法頗有不同”。吳氏更具體指出，清華的國學“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374-375頁。）則是要求以西方學術觀點來研究和整理中國的經籍、典章。
成仿吾認為從事國學運動的人，有三類：“1、學者名人而所學有限，乃不得不據國學為孤城者；2、老儒宿學及除國學外別無能事乃乘機倡和者；3、盲從派，這是一切運動所必需之物。這三種人性質雖稍不同，然而他們純襲古人的非科學的舊法，思用以顯耀一時，卻是一樣的。要想取科學的方法為真切的研究，他們都缺少科學的素養。他們的方法與態度，不外是承襲清時的考據家。所以他們縱然碰命研究，充其量不過增加一些從前那無益的考據。”（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創造周報》第28號，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成了創造社的主力。
曹聚仁認為：“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征”。“各科學之命名，當合論理之規范。如天文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天文；地質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地質”。“國學定名之初，非經長期之考慮，但見陳吾前者為隆然之遺產，漫名之曰'國學'而已(夸大狂白熱時，則名之曰國粹，以傲四夷) ”。“但有一名足矣，實之存否不計也”。“不但不足代表其對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誤會”。曹聚仁提出“轟國學”以安頓“國故學”，“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國學將為國故學之致命傷。國學一日不去，國故學一日不安”。“以整理國故'一事而論”，就有北京大學之國學研究所、無錫之國學專修館和上海同善社之國學專修館，三者皆“以'國學'為幟”。惟三者“雖同標一幟”，其實“必不能并立”。故“國學之為物，名雖為一，實則為三”，北大的是“賽先生之國學”，無錫的是“冬烘先生之國學”，而上海的則是“神怪先生之國學”，三者“決無合作之余地”。（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1925年12月)
梁實秋則可以接受“國學”這一名詞。他在論“國學的性質”中說：“國學便是一國獨自形成的學問，國學便是所以別于舶來的學問的一個名詞。”這樣的“國學，”實際就是晚清人所說的“中學”。梁實秋也認為：“學問這個東西，是不分國界的”。“中國在未開海禁以前，所有經天緯地的圣經賢傳、禍國殃民的邪說異端，大半是些本國的土產”。現在雖然“杜威、羅素的影響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們暫且撇開古今中外的學問的是非善惡的問題不論，為命名清晰起見，把本國土產的學問叫做國學，這卻沒有什么不可以的。”（梁實秋:《灰色的書目》,《晨報副刊》）
1923年，顧實為東大《國學叢刊》寫《發刊辭》。《發刊辭》中是以小學、經學、史學、諸子、佛典六類“統名曰國學”；在《計劃書》中則說：“國學之范圍，造端于周季六藝、百家”，今日則不僅是國內的“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凡他邦人如近則日本朝鮮、遠則歐美諸國，有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列”。（顧實：《發刊辭》,《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到1926年4月，丁福保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國學研究會”，并出版《國學輯林》學刊，顧實再撰《發刊詞》時，他自稱這是接續自己前為東大《國學叢刊》所寫《發刊辭》的繼續，前者僅為一校而撰，今則意義更為廣泛。顧實最早地提出了國學的整理范圍世界化的問題。
蔡尚思將國學界定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既然叫做中國的學術，那就無所不包了。既然無所不包，那就無所偏畸了。乃今之學者，或以國學為單指中華民族之結晶思想(如曹聚仁)，或以國學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如吳文祺)，還有以史學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如章學誠、章太炎等)，以及誤認國學為單指國文(其人甚多不易枚舉)與中國文學的(海上一般大學多以中國文學系為國學系)。這些人皆僅得其一體，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卻始終以為，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范圍外。”（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第5頁，上海啟智書局，1931年)
張東蓀在1934年時強調指出“‘整理國故’所負的使命實在很大”，“整理國故不能望之于只了解舊學的人，因為我們必須以民族國家主義為標準來估量一切，當然要屬望于新學有根本的了”；“一班整理國故的人們完全見不及此，他們把國故當作歐洲學者研究埃及文字與巴比倫宗教一樣看待。簡直把中國文化當作已亡了數千年的骨董來看，所謂國學直是考古學”。“我愿說一句過激的話：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國故的態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謂國故，不然全是骨董。”（ 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原載《正風半月刊》）
依據本文所引用的20世紀20、30年代，諸學者所論說的關于國學詞源和引申義內涵，可總結為如下要點：
一、國學，原是我國固有的一個詞語，早在周朝就使用了，是用來表示國家學校和教育制度的專用名詞。
二、當我國國門被西方列強闖開，西學東漸，相對之下，我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思想被稱為中學，始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國學開始轉化為中學的代稱，國學就成了和國故學、國粹學很難分清關系的一門學問。
三、隨著對國學的研究，在西學的影響下，必然提出學科分類的問題，提出對國學研究方法論問題，也就必然出現守舊派和西化派的分化。守舊派視國學如珍寶，必欲弘揚光大；西化派則視之如垃圾，誓要全盤西化。這場思想論爭必然要在思想界和學術界持久地開展下去。
本綜述主要引用資料：
許嘯天 編：《國故學討論集》群學社1927年。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版。
張岱年：《國學叢書·序》（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年12月第一版）
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
樓宇烈：《中國國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學語文教學資源網，2005年）
盧 毅 ：《“國學”、“國故”、“國故學”——試析三詞在清季民初的語義變遷和相互關聯》，《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