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5月間，86歲高齡的郭沫若在病危之中對夫人于立群和
身邊的幾個子女鄭重交代后事安排：“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
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6月12日，這位文壇泰斗走完了86個春秋的
人生歷程。在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大會之后，郭沫若的骨灰于6月下旬
撒到大寨的層層梯田之中。從此，虎頭山上聳立起一座“郭沫若同志
紀念碑”。5年之后，陳永貴在北京病逝。陳永貴作出魂歸故里的后事
安排是不難理解的。于是，虎頭山上出現了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觀：文
壇泰斗的紀念碑與農業勞模的墓碑并峙相映。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樂山沙灣鎮，雖鄰近農村，但一生行狀甚少與
農村和農民相涉。他之選擇大寨作為自己的歸宿，確出乎人意料。不
保留骨灰，有周恩來的榜樣在前，郭沫若是樂于追隨這位先去的故友
的。而將骨灰撒到大寨，似乎也不能完全從趨時的角度來看待。
親訪過大寨的郭沫若確有某種情愫。
1964年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并
配發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這年年底，周恩來總理
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談到“我們這幾年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是堅決執行自力更生方針的結果”時，分別列舉大寨大
隊、大慶油田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成功。作為大會執行主席之
一的郭沫若，對周恩來的褒揚留下很深的印象。
首次出現大寨的詩篇，是郭沫若1965年春節前十天所作《題傅抱
石〈延安畫卷〉八首》“其七”：
傳統作風雪里梅，大寨精神從此來。
已見黃河清澈底，要教宇宙共春回。
在詩人的心目中，大寨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承傳，是改造大自然的
偉力的象征。這年11月下旬，郭沫若以73歲高齡，冒著朔方的嚴寒，
赴山西運城地區參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慰問由中國科學院組成
的與當地農民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工作隊。12月初，返程途中，在
太原參觀大寨展覽館，在題寫館名之后以七律一首詠懷：
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爭效此雄風。
百年基業防澇旱，千米山頭待柏松。
勤奮力將全國學，虛心贏得普天同。
為防自滿尋差距，絕不因循步自封。
在當時，這個展覽所突出的是反映大寨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以
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壯志及見賢思齊不斷進取的精神風貌。郭沫若的即
興題詩雖說不上有多少詩意，但以“大寨人人是愚公”開篇，以“絕
不因循步自封”結尾來歌詠和揄揚，還是能見出詩人的著眼點。
在太原參觀之后，郭沫若對大寨有了更具體的了解，同時激發起
實地參觀的興致。第二天清晨，郭沫若一行居然在七時由陽泉而至昔
陽而到大寨。此時的北國自然已不復春華秋實的景象了，但經由大寨
人發揚愚公精神，連續奮斗12年所營造的一塊塊人造小平原層層展現
在郭沫若眼前時，詩人的心靈震撼了。當聽到大寨人在大災三年“三
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和“三不減”（不
減向國家的銷售糧、不減集體的公積糧、不減社員的分配糧）的事跡
介紹之后，詩人由衷欽敬這群膚色黑、衣著簡樸，手掌滿是老繭的
莊稼人有著何等軒昂的氣宇和博大的胸襟。臨別之際，郭沫若題五言
古體一首以示敬意：
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里人，樂以天下樂。
狼窩變良田，兇歲奪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
詩人對此詩似頗自賞，屢屢書為條幅以應友人求索。山西之行，
本意是“參觀農村社教工作”，而對大寨的實地參觀考察則留下了深
刻印象。詩人將此行所作18首舊體詩冠以《大寨行》之名，刊登于
1966年元旦的《光明日報》上，算是回報大寨人的一支“迎春曲”吧。
接踵而來的是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眾所周知，文革中的
“學大寨”已歸結為“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的“路線斗爭”
了。放到歷史大背景下來考察，這自然不能歸咎于大寨人。在這10年
中，郭沫若寫過不少應景之作，無法擺脫歷史的局限。但值得注意的
是，詩人的筆端未再出現大寨。是對大寨“新經驗”的保留，抑或缺
乏頌大寨的機緣？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罷。
“文革”剛剛結束，1976年12月下旬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
會議，雖然重申了周恩來生前總結的“三原則”（即政治掛帥、思想
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
風格），同時又夾雜著不少“新經驗”。次年2月，郭沫若作《望海潮
·農業學大寨》：
四兇粉碎，春回大地，凱歌聲入云端。天樣紅旗，迎風招展，虎
頭山上蹁躚。談笑拓田園，使昆侖俯首，渤海生煙。大寨之花，神州
各縣，遍地燃。
農業衣食攸關，輕工業原料，多賴支援。積累資金，繁榮經濟，
重工基礎牢堅。基礎愈牢堅，主導愈開展，無限螺旋。正幸東風力飽，
快馬再加鞭。
詩意當然說不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描繪的是“談笑拓田園”，
議論的是“農業衣食攸關”，這與當時仍然流行的“堵不住資本主義
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已是相去甚遠了。這年年底，正在病療
中的郭沫若為老友關良所畫魯智深勉力題詩一首：
神佛都是假，誰能相信它！打破山門后，提杖走天涯。見佛我就
打，見神我就罵。罵倒十萬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看來禪杖
用處大，可以促進現代化，開遍大寨花。
此詩結句頗出人意外，就字面看，至少可以表明，在郭沫若的心
目中，學大寨始終是和發展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按于立群編寫的
《東風第一枝》對此詩末三句的解釋是：指泥巴可以肥田利農。一年
后，郭沫若交代身后以自己的骨灰為大寨肥田，恐非純然的巧合罷。
以今天的眼光看，郭沫若是否值得將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固然是
個問題。然而，“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郭沫若作出此后事安
排，除了歷史局限所致外，更毋寧理解為詩人對“大寨人人是愚公”
的愚公精神的禮贊，對“樂以天下樂”的先憂后樂的古仁人之風的禮
贊，對“談笑拓田園”的創造精神的禮贊，對千百萬胼手胝足的勞動
農民的禮贊。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鳳凰涅》名滿文壇的郭沫若，
赴杭州游覽，在雷峰塔下見一鋤地的老農，在描繪了“他那慈和的眼
光”、“健康的黃臉”、“斑白的須髯”之后，出人意料地以這樣的
詩句作結：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聲：“我的爹！”
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干凈。
有人會要說這是詩人的矯情，但聯系到1957年后撒手人寰時的后
事安排，不也可以從中察見詩人心靈深處的某種情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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