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1）為什么選擇閻若璩
閻若璩（1636～1704）在“疑古派”學術傳統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偽”對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經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稱《疏證》）“定案”為“偽書”。這是“疑古派”傳統中頭等大事，是最成功的“證偽案例”。他被公認為清代考據學主要奠基人之一。
黃宗羲評價《疏證》：“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謂之窮經。……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1〕。紀昀說他“博極群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2〕“反復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3〕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將其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梁啟超說《疏證》“委實是不朽之作”〔4〕，說他對《古文尚書》的“證偽”是“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6〕。胡適說《疏證》“遂定了偽古文《尚書》的鐵案”〔7〕。顧頡剛認為閻氏的辨偽精神“注定了我畢生的治學的命運”〔8〕。
如果讓內行人舉出新舊“疑古派”兩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十有八九會說：閻若璩，顧頡剛。在“疑古成果”中，《疏證》打下半壁江山。因此，“走出疑古”繞不開他，繞開了走不出去。《疏證》將此前（從朱熹到梅鷟）與之相關的主要論述囊括其中，被認為是“《尚書》學史上集辨偽之大成的著作”。此后（從惠棟到崔述）的相關著述，至少十有七八是對該書論證的變相重復。所以對《疏證》的分析實際上就是對宋元明清四代學人《古文尚書》“定案”依據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時也是對清代考據學是否存在問題以及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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