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1）晁錯傳本與承詔作傳
《詩》、《書》等典籍及百家語在秦火之余喪失幾盡，漢初廢挾書令，“廣開獻書之路”，于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其中《尚書》大約有三個本子，伏生本、孔壁本和河間獻王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漢代〔26〕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漢文字）《尚書》（《泰誓》后得），漢文帝時立為太常博士學官。《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晁）錯往受之。”孔壁本是出自孔壁〔27〕并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書》〔28〕。河間獻王本是河間獻王得自民間的古文《尚書》傳本〔29〕。
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其中，《書》即晁錯就學于伏生的今文《尚書》。大約在漢武帝即位后十余年之間，由于“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30〕孔壁本成為皇家“秘府”藏書（所謂“中秘本”），與此有直接關系。這是孔安國《書大序》提到的第一次獻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第二次在“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后：“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后代。”
閻氏《疏證》（第十七）對兩次獻書提出質疑：“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于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他由此得出結論：“蓋偽作此《書》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并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按閻氏《疏證》的前提是魏晉間某人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乃至“孔傳”的作偽，上文“偽作此《書》者”指的是魏晉間那個莫須有的作偽者。這里需要搞清兩個問題：即《今文尚書》立于學官的過程以及立于學官需要具備的條件。
《史記·晁錯傳》張守節“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征之，（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之。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文與此大同小異）。”伏生撰有《尚書大傳》，據后人輯本觀之，其格制內容與《韓詩外傳》有些相似，講了一些不一定可靠的小故事，并非章句類教材。也就是說，伏生傳授原本只有《尚書大傳》而沒有成文的章句類教材。所以晁錯奉詔“往讀”以及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者，實為草就一部“屬讀”章句的教材。“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說晁錯傳本“師說”解讀質量較差。因此，在今文《尚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錯的傳授就此被取代。
立五經博士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要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經文解讀“輔助教材”，所謂“訓傳”、“師說”、“家法”。由《漢書?藝文志》可知，“歐陽氏學”的“輔助教材”是《歐陽章句》和《歐陽說義》，“大小夏侯之學”是“大小《夏侯章句》”和“大小《夏侯解故》”。由于孔安國二次獻書未果，所以《漢書·藝文志》只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又如《春秋》鄒氏未立學官是因為“無師”，夾氏則“未有書”。《今文尚書》晁錯傳本雖然解讀質量較差，畢竟有書和“師說”，這是立于學官的起碼條件。按《史記·儒林列傳》提到“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張生是伏生弟子，但他和伏生的孫子并未改觀晁錯傳授的解讀質量。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歐陽生后人（歐陽高）才有必要另行撰寫《歐陽章句》。
《漢書·藝文志》提到，歐陽生（武帝時人）的曾孫歐陽高始為博士，始有“歐陽氏學”〔31〕。“曾孫”是歐陽生后第三代，時間最早也在武帝末昭帝初，武帝末數年間正值巫蠱事起，治獄極酷，殺人數萬，朝野震動，不太可能有立博士之事，故當在昭帝時。立大小夏侯更晚些（在宣帝甘露三年）〔32〕。也就是說，終武帝世太常博士《今文尚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
上述情況從多個方面呼應了孔安國《書大序》的內容：第一，他只知有晁錯傳本（不知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指出其解讀質量不高（口以傳授）。按孔氏初為五經博士所學即此。第二，孔氏獻書共有兩次，前次只有經文，后次有經有傳。第三，由于擁有“師說”是立博士的前提條件，所以“承詔作傳”與當時具體歷史情況完全吻合，同時也是“二次獻書”唯一合理的原因。第四，從“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到第二次獻書“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孔氏“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前后用了大約二十年時間。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傳解《書》質量之所以不遜色于馬、鄭諸儒的原因。
閻氏質疑的關鍵是：“初獻《書》時……何不即立于學官”。上面討論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由于初獻《書》時沒有“師說”，故未能立于學官。不僅如此，上面引證史料還提供了孔安國作傳的原因，也是《孔傳》不偽的依據。因此閻氏質疑毫無道理，不能作為魏晉間某人“偽作此《書》”的證據。他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是捕風捉影。這是從沒有問題的地方去找問題，是“有罪推定”尋找“罪證”的典型體現。關于衛宏（東漢初人）《詔定古文尚書序》的內容，閻氏在《疏證》中多次給予否定，但并未提出相對可靠的否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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