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2）孔安國蚤卒、家獻
前引孔安國《書大序》提到，他作傳既畢二次獻書，遇巫蠱事未能立于學官。閻氏《疏證》的基本思路是：《書大序》、《孔傳》和“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某人的偽作。如果《書大序》提到的情況屬實，就意味著不存在偽作。這是一個“要害問題”，他必須提出證據給予駁難。他提出“蚤卒”、“家獻”兩個著名“證據”。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疏證》（第十七）：“司馬遷親與安國游，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倪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后，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于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
《疏證》后文提到（第十七）：“向云安國為博士，年二十余。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閻氏關于孔安國年歲的兩個推算頗有心計，“五十七八”是盡量拉長，“不滿四十”是盡量縮短；由此造成鮮明反差，再以“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作為依據，進而確定縮短的年歲才符合“蚤卒”含義。實際上孔氏子孫在安國前連續四代都是五十七歲，“不過四十、五十”也有盡量縮短之嫌。
閻氏推算巧則巧矣，但并不能排除安國實際年歲在兩個數字之間。漢武帝用人不拘，超遷之事歷歷可數：“卜式試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33〕。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為儒家宗師，安國為孔子嫡孫。因此，漢武帝超遷安國（18～20歲）為博士的可能性極高。《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上述情況下，由于當時《尚書》博士所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又由于“孔壁本”出自孔子舊宅，是孔學之正宗，且其篇數多于前者，文字質量好于前者（后文具體說明），故漢武帝詔令安國“為五十九篇作傳”盡在情理之中。
張湯為廷尉的下限在元狩二年（前121）。上推5年（前 126），安國19歲為博士，次年（前 125）教倪寬。一年后（前 124）倪寬通過考試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又過三年（前 121）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這一年安國24歲。漢武帝征和元年（前92）巫蠱事起，安國“甫獻《書》而即死”，大約54到55歲。閻氏在《疏證》另一處地方（第一百四）為說明相反問題引《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這里剛好拿來以其矛攻其盾：既然“下壽六十”，那么五十四五歲（甚至按照閻氏所說五十七八歲）為什么不能說“蚤卒”？〔34〕
再者，《史記》述事稱漢武帝為“今皇帝”，僅見于上引《孔子世家》一處。《史記·孝武本紀》裴骃《集解》：“《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因此，《史記·孔子世家》安國“蚤卒”一條應是后人追記。從述事稱謂“今皇帝”僅見一次（褚少孫也沒有用過）的情況推測，追記的時間，很可能比宣元之間褚少孫補《史記》更晚一些。也就是說，安國“蚤卒”一條極有可能是后人誤記。
《疏證》（第十七）：“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游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后，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前漢紀·成帝紀》開篇615字（計標點）到《疏證》所引內容：“魯恭王壞孔子宅，……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再向后1070字（計標點）。通計此一千七百余字范圍內，除“孔安國家獻之”一處，“家”字凡26見，除兩處為人名（子家）外，其余24處“家”字含義均與學術有關；這是因為，這一大段文字專講學術源流，即五經、諸子以學名家者的師承傳授情況。比如，“孔子……后世諸子，各……成一家之說。……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又如，言五經師說，于《易》施、孟、梁丘之學曰“此三家者”，高氏、費氏曰“此二家者”，于《春秋》曰“公羊家”等。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后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35〕《漢書?儒林傳》所謂“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指安國為《古文尚書》作章句訓詁，也就是撰寫《孔傳》；所謂“因以起其家”，指“起”其孔氏“《尚書》古文學”的“師說”、“家法”。《前漢紀》“孔安國家獻之”，指安國完成以學名家的訓傳之后的第二次獻書。
針對閻若璩上述說法，毛奇齡《冤詞》已經指出：孔安國第二次獻書因“遭巫蠱，未立于學官”一事，并非安國《書大序》自家所云，而是《漢書》、《前漢紀》等史書多處提到的內容。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上引史料提到孔安國獻書由于“遭巫蠱”而未能列于學官。《漢書》也提到別的經傳家法未能列于學官的情況，如《藝文志》：“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儒林傳》：“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于學官”。兩種情況明顯不同：后者只說“未得立”、“未嘗立于學官”，而前者則強調了未立的原因。言外之意，如果沒有“遭巫蠱事”將“孔壁本”列于學官本在擬議之中。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講得更加明確：“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前面有決定“施行”，后面才能有“未及施行”。這些都是對安國《書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的史料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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