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伴隨每一個王朝的建立，都會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飾制度。香港文匯報今日刊文稱，這種制度不但為禮教所維護，而且植根于人們的內心深處，不敢輕易逾越。然而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尤其是當一個王朝的控制力日漸減弱的時候，人們對服飾求新求異就會成為一種必然，從而引起正統人士的不滿，謂之“服妖”，甚至以為是亡國之兆。明清兩代就是顯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舊制是其要務，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洪武初，朱元璋主要從面料、樣式、尺寸、顏色四個方面，確立了明代服飾制度。這套服飾制度的中心內容是貴賤有別，服飾有等，不同階級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級的服飾，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規定，只有王公貴族、官員，才能使用錦繡、綾史等服飾面料，庶民則只能用綢、素紗，至于商人，因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對象，更是連綢、紗都不準使用，只能用絹和布了。服飾等級制度可不是說說好玩的。整個洪武年間，朱元璋屢次申述服飾禁例，一旦有人違犯，就會受到嚴厲制裁。當時有百姓不許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為違反了這條禁令都被充軍了。

　　這樣嚴格的服飾等級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農經濟觀念，也部分寄托著“崇儉去奢”、端正風俗的理想。但服飾的單調呆板，畢竟遮蔽了服飾原本具有的審美功能，尤其是社會總在不斷發展，人們在穿著打扮上的個性化、美學化追求很難被一紙禁令所嚇倒。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發展很快，城市更加繁榮，王陽明的心學等所謂“異端邪說”也漸入人心，這些都為人們的物質生活改善，特別是在服飾上沖破傳統等級鎖鏈打下了基礎。一時間，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種服飾爭奇斗艷，而發展到極端，就是“服妖”的出現。曾有一位閑居的官員進了一趟城，發現滿街的生員秀才其裝束全是紅絲束發，嘴唇涂著紅色的脂膏，臉上抹著白粉，還點綴著胭脂，身穿紅紫顏色的衣服，外披內衣，一身盛妝，宛如麗人，這位滿腦子正統思想的官員不禁感慨萬千，改宋詩一首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其實這位官員的慨嘆是多余的。“服妖”的出現，與其說是對傳統的反叛，毋寧凸顯了城市繁榮之后的商業社會的一種特質。

　　如果說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麗斗艷，其推動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則恰好相反，變成以“寒乞”為時尚，而其推動者則是貴胄子弟。近人李孟符著《春冰室野乘》記載，自光緒中葉以來，京城的王公貴族“皆好作乞丐裝”。他親眼見到一個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僅著一犢鼻褲，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腳躡草履，破舊亦如之”，可是其侍從竟有“戴三品冠者”，后來洗了一把臉，又顯出“白如冠玉”，原來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貝勒，著的是煤灰涂面的“時世妝”。李孟符向朋友打聽，這才知道這種以寒乞為時髦的“時世妝”已在京城貴人中廣為流行。后來身經庚子之亂的李孟符不禁感嘆，這種“服妖”實為神州陸沉之預兆。

　　明清兩代“服妖”風尚各異，實質則一，均為人們對服裝求新求異心理的一種反映。按照中國傳統觀念，衣冠關系人倫風俗，所以要設置種種條條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謂物極必反，限制得越厲害，反彈得越激烈，“服妖”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將服飾的功能看得簡單一些，對下民的穿著打扮輕易不去干預，又哪里會有“服妖”的市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