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新一輪的“國學熱”已經以各種形式興起，但究竟什么是國學，它的概念源流、內容是什么，新的“國學熱”究竟產生于何種思潮與背景，還值得探究和深思。

　　早在清末，段玉裁先生已有“二十一經”的文化構想；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輪“國學熱”對民族傳統文化有了理性的回歸與認同；近日，季羨林先生則進一步提出了“大國學”的概念。這些觀點應該分別是“探索與創始”、“反思”、“尋根”等不同階段的標志。

　　【關鍵詞】國學；國學熱；段玉裁；二十一經；季羨林；大國學

　　【作者簡介】宋興昌（1983.4-），男，漢族，甘肅張掖人，文學碩士，重慶市秀山高級中學教師。

　　從《儒藏》的編纂、祭孔大典的舉行、世界各地孔子學院的建立以及方興未艾的少兒讀經活動等可以看到，無論是學界、政界還是民間,都對復興國學、弘揚傳統文化寄予厚望,并積極付諸于行動。接著，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從二零零六年起招收“國學”學生，包括博士；武漢大學近日對外宣布，國學博士點也將于2009年正式招生。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光明日報》刊發的題為《季羨林再次重申應提倡“大國學”? 普及中國史》的文章，季老明確指出，“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傳統文化就是國學”；季老更強調，“國學應該是大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季老還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有“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也應屬于國學范圍”的“國學視野”。

　　筆者認為，雖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目錄中還沒有“國學”科目，中國人民大學招收的“國學”專業學生畢業時取得的也還只是歷史、哲學等專業的學位，但是，我國公立重點大學設立國學學位課程，將是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國學熱”升級換代的標志。

一、國學概念的由來及內涵

　　雖然當前國際、國內對“國學”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和討論。

　　中國的學術文化，大體可以20世紀為界：20世紀以前，傳統文化沒有轉型，習慣的被稱為“舊學”，也可以簡稱為“中學”（中國之學）；20世紀以后傳統文化逐漸轉型為近代文化，它是吸收了“西方文化學術”并以西方文化、學術為主體，習慣的被稱為“新學”，也可簡稱為“西學”，以前中國沒有“國學”一說，只有跟“西學”相對的“中學”，跟“新學”相對的“舊學”。[1]具體來源是：作為保守主義者的張之洞敏銳地感受到西方學術的壓力，作為一種反撥，他撰寫《勸學篇》，告誡士人和政府，應以“舊學為體，西學為用”; 后來梁啟超將其改寫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廣為流傳。

　　“國學”作為詞匯，出現的較早，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早已有之,它雖然也經歷了從“國學”到“國子學”的演變,但始終不具有近代以來所謂“國學”的概念與內涵，從它在近代中國文化學術上的演變發展看,它大致經歷了從“中學”到“國粹”,再到“國故”,再到“國學”這一過程。從學術術語與思想概念的角度來講，“國學”和“國粹”來自日本，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日本移植來的。日本17-18世紀發展出所謂的“國學”學派，從事其王朝時代的歷史、制度、文學等研究，特別強調古典的語言學研究。一九零二年被清廷內定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綸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把在日本三個月聽過的演說、會見的人物后的許多“筆談”記錄，整理成《東游叢錄》，書中記有日本教育家古城貞吉勸告中國人不要放棄經史百家學問，因為歐西諸國學堂都非常重視自己的“國學” 的贈言[2]。這是中國公開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國學”一詞，指各國本國之學，是個泛稱，不是專指中國的。“國粹”名稱與概念在中國的出現，是章太炎一九零三年在《癸卯獄中自記》有言“上天以國粹付余”；之后還有開辦于一九零五至一九一二年間的、著名的《國粹學報》，國學大師劉師培、鄧實等均在此刊物上發表過有關“國學”、“國粹”的文章。

　　其實，“國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 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礎，但國學卻并不僅限于儒學。目前對什么是國學,人們見仁見智,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朱維諍先生認為，“如果講 ‘國學’，就必須先確定兩個前提，第一，我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包括臺灣在內，這是我們國的空間范圍;第二，要承認中華民族是個復合體，‘國學’一定要包括各個民族群體。”而近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文章則表明，季羨林先生的意見比之朱維諍先生又有一個更新、更進一步，季老已經把“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也應屬于國學范圍”的提法上升到“國學視野”的層面。當然，這種看法的不同本身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學”內容的豐富性和界定的復雜性。

　　國學本身是動態的,不斷豐富發展的，因此必須對“國學”內容作辯證理解。筆者認為,如果非要給“國學”下一個定義的話，它應該是中國學說和文化的總稱,是中華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它不僅“應該包括中華各個民族的文化,與“中華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相近。”[3]還應該包涵國內各地域文化、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尤其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我們自己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學問。其所涵蓋的內容,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或在中國的地理環境、語言環境,乃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特定條件下所形成的中國文化母體以及由母體孕育、產生、演變、發展的學問的總稱。

　　因此，應該有一個名稱來包容所有各民族的經典，《辭海》“國學”條曰：“猶言國故，指本國故有的學術文化”[4]，筆者認為，從這個標準來講，季老的“大國學”的概念與名稱完全可以擔當。

二、“國學熱”的原因探尋及反思

　　“國學”思潮的再次升溫，又被稱為“國學熱”。但是， 近20年人們所熱談的國學，是傳統文化的別稱，包括古代和近現代，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而非本國文化、民族文化的代稱的近現代意義的國學。因而筆者認為，在討論“國學熱”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國學熱”形成的時代背景。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自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個中心問題。自“五四”以來，中國學術與文化不斷在提倡國學和廢除國學間搖擺反復（受文化學術繼承的影響，國學的核心被定義成孔學和儒教，因此時而尊孔、時而反孔）。其實，這正是自近代開始的“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反映。圍繞這個問題,有過許多不同意見和爭論,而在一個長時期內,否定和批判傳統文化的思潮曾經占著上風,并且在文革的十年動亂中達到頂點；但“物極必反”，十年動亂對傳統文化的“橫掃”及其所帶來的破壞,也在促使人們反思，人們從反思中認識到近代以來批判和否定傳統文化的錯誤,進而從幾十年來的、占主導地位的批判與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潮中解放出來，重新認識傳統文化。這一認識與轉變的歷程，反映了時代發展的需要,標志著這個民族漸漸告別過去的“批判、否定傳統文化思潮”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標志著這個民族的文化覺醒。隨著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取得偉大勝利,而尚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迎接民族偉大復興，但再反觀現代社會發展中顯現出的種種弊病,也促使人們對文化問題有了更多地關注和思考,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應對現實種種問題的資源——這些就是“國學熱”形成的時代背景。

　　?“國學”為什么會在當代又熱起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縱覽國學研究者已有的觀點，代表性的主要有：

　　“國學熱”表達了中國人在改革開放取得了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之后,開始自覺地關注精神文明的建設；是國學本身的特點和價值以及社會對國學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結果；[5]

　　“國學熱” 是當代中國在物質與精神、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全球化)三者之間存在著的內在張力造成的，是對20多年來改革開放及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同步出現的負面效應的一種全球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乃至文化的全面反應，這種反應所反映出的對傳統文化的熱情,其實與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和精神困擾密切相關；[6]

　　“國學熱”體現了一種社會的需求,說明了傳統國學當中的確蘊含著對現代社會人生具有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內容,也為中華文化在多元背景下的世界創立良性典范,承擔全球責任提供了良好契機；[7]

　　“國學熱”是市場經濟對文化商品需求的回應；[8]

　　上述1、3、4等觀點的綜合，認為“國學熱”是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的反映，是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強的表現；[9]

　　儒學本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也影響到日本、朝鮮、越南乃至海外華人社會,能否進一步在歐美也發揮一定的作用?這和儒學是否能夠為全球倫理提供精神資源有密切關系；[10]

　　從世界范圍內看,西方面臨種種社會問題以及西方對東方文化的關注對“國學熱”的興起也有很大的影響。[11]

　　然而筆者認為，以上這些分析，僅僅停留在了表象，而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文化學術上落后的根本原因，不能如電視劇所演繹的那樣全部歸咎于慈禧為首的晚清統治集團，落后的隱患早在明朝末期時就已經埋下；所以，“國學熱”原因的分析就應當從學術與文化思潮的角度入手，當然，還要沿著歷史的軌跡，采取回溯的形式進行。

　　清王朝尊奉創始于宋、鼎盛于元明的宋明理學為官方的文化學術思想。但實際上，當時被稱為“理學”、“道學”、“新儒學”的宋明理學早在明末就已經進入了衰弊期，當時興起的陽明心學與實學思潮就是反證。在清一代，有關理學學術的研究更是江河日下，除康熙以外別無他人：奉為廟堂之學的理學被高高掛起，不允許人們研究、創新和發展。如此就損害了文化學術的新陳代謝，不利于它的推陳出新。可見，文化學術的危機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經出現并一直延續著——而這樣，必然導致中國文化學術的全面危機。當然，在康熙、乾隆之際，由于政治、經濟的巨大成功，士大夫們對文化危機的注意力轉移或者緩解了。但從乾隆末年開始，國家機器的腐化、人口的膨脹、土地兼并的加劇、農民起義的風起，而西方殖民者在東南沿海的挑戰更是預示著古老的中國將經歷一場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最終太平天國起義與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得中國的士大夫產生了文化危機感，文化學術開始反思。

　　緊接著，因為甲午戰敗，中國的士大夫對文化學術的體認由文化危機轉變為文化存亡思索。在接受了傳入的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后，中國誕生了近代以來的第一批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為強調民族性, 回應“西學”的挑戰，“國學”之名應運而生，實際上,“國學”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別稱。因此,這個時代所謂的“國學”，即是“中學”的別稱而已；這個時代圍繞“國學”所展開的爭鳴和辯論正反映出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乃至文化前途等問題的深切關懷。譬如，清末段玉裁就曾想在“十三經”之外再加“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經”[12]概念，欲圖通過擴大儒家經典的領域，來化解陷入沒落的清王朝的危機。

　　從此時起，中國的文化學術開始進入了痛苦的被迫轉型階段。然而，文化轉型時期絕不會是一個短的時期，“春秋戰國到西漢儒家成為正統，定于一尊，是經過了三四百年；魏晉到隋唐也經過了三四百年；從19世紀末到現在不過一百多年，因此可能還得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國文化才可以走出轉型期，形成新的文化傳統”[13]現在“大國學”的提出，較之上世紀80年代末的“國學思潮”而言，已經是兩個境界:前次僅僅是失落之后的重新找尋與試探，本次已經是解析之后的批判、補充、繼承和肯定；前此是激進的否定與改造，不改造不足以圖存，本次是全面的審視、理智的揚棄，是變革歷程中的轉型標志。

三、段玉裁的“二十一經”概念與季羨林“大國學”視野

　　段玉裁的“二十一經”概念雖然不能挽救清王朝，也沒有能夠帶給文化學術以變革，但是他的“二十一經”概念所包涵思想，確是很值得挖掘的。段玉裁想要加入的經典是《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說文解字》、《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段玉裁“十三經”到“二十一經”概念的變化，與歷史上“五經”到“七經”、“九經”、“十三經”的“升格運動”不同，歷次升格運動僅僅是經學內部今古文經學之間的妥協與調整，但是這次卻加入了《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歷史典籍與《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算學典籍——以前，這些典籍雖也可勉強列入儒家文獻，但都只還是邊緣化的學問，與“經典”毫不沾邊。筆者認為，子學、史學與算學的“經典化”，正是段玉裁以將經世致用、實用性的典籍加入儒學的方式來達到文化學術變革與轉型的嘗試。

　　從文化思潮的發展軌跡來看，要想挽救中華文化只能是繼承創新、推陳出新，段玉裁的做法并沒有什么不妥。然而，從挽救時局、救亡圖存的政治角度來講，似乎只有大破才有新立——而一旦這種破立成為成為必然的實施，段玉裁的做法只能是使傳統文化學術被顛覆的更快了一些而已。

　　其后，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講授國學,其內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國學概論》出版。該書認為國學的本體是經史、諸子、歷史,國學的派(類)別是經學、哲學、文學。章氏在其創立的國學振起社的“廣告”中說,國學振起社將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分別是:諸子學、文史學、制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中國歷史。

　　如果要對文化學術的轉型做階段劃分，它應該包括探索與創始、反思、尋根、鼎盛等幾個階段。如此來看，20世紀初期的文化思潮，無論是“二十一經”的概念、“國學”與“國粹”思潮還是“新文化”運動，都還是以救亡圖存為出發點，還僅僅處在對中華傳統文化學術徹底批判和對西方思想文化全盤接受的“探索與創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第一輪“國學熱”則是經過近百年批判與改造后的中華文化學術進入了反思階段。這兩個階段，明顯的還帶有時代的、被迫轉型的痕跡。

　　近年新一輪的“國學熱”，雖有很強的“反思”意味，但已經充滿強烈的蛻變的氣息。而季老包涵“傳統文化”、“ 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和“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的“大國學” 概念，則就應該是中華學術思想進入“尋根”階段的標志；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

　　筆者認為，季老“大國學”概念的提出，標志著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中華文化與學術被迫接受的轉型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如果說這之前有關的文化討論多少還帶有強迫與不情愿的色彩， “大國學”概念的提出則已經說明中華文化與學術已經擺脫了被動接受的地位，進入文化與學術自覺重建的新時期。這是以一個新的角色參與的新的工作，不同于此前的“批判”與“接受”，而是“審視”、“發掘”、“創新” 和“影響”。（這里順便談一下對章太炎在“大國學”視野提出過程中的影響與貢獻：通過與段玉裁、季羨林兩位先生的對比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文化學術意識，確實是承前啟后的，應該說，章太炎繼承了段玉裁的“子、史、集部分”“經典化”的思想，但同時又對季老“中國史”、“大國學”視野有深刻的啟發。章太炎是“探索與創始”階段“創始期”的一面旗幟。）

?　　“大國學”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義，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進主義,應該是既繼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創建符合時代精神的新文化體系。因此， 所謂“國學熱” 就是應該“熱”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不應是排他主義，尤其不可排除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要注意的是，無原則地復古或打壓都不是正確化解傳統文化、現代化與全球化之間張力的應有的態度；只有如實客觀地認識到新舊無法截然分開的事實，才能在此基礎上透過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現代社會發展和現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闡釋和創造性轉換，在發展民族文化的同時有全球化的視域。一方面，中國文化應以何種姿態融入世界文化，為世界的和平與和諧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世界文化也對中國文化參與解決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矛盾和沖突寄予著厚望。只有擺正姿態、準確定位，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大國學”。?

　　清末民初關于“國學”的爭鳴，近20年文化熱和“國學熱”中的國學理念，都是一定的時代精神的反映。百年來的國學發展，其明顯的思想軌跡和時代特征，是時代精神與國學的雙向互動。“國學”反映著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推動著“國學”、引領著“國學”。當前，“國學熱”處于初起階段,在發展中也有許多困難和問題，總的說來，活動還帶有較大的自發性，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指導。如兒童讀經，讀什么、怎么讀？怎樣與現行教育體制相結合相協調?傳統美德教育目前基本上還是在體制外進行，怎樣與現行德育體制相融合？都需要研究，都需要加緊研究和解決。當然，“國學熱”發展初期也免不了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中也存在著全盤肯定傳統文化、主張以傳統文化為指導思想的思想傾向，對這種傾向需要注意，同時也要分析：有明確政治意圖,借傳統文化的旗幟行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之實的，只是極少數，也并不代表“國學熱”的方向,也不影響“國學熱”的大局。因為，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相互的比較、借鑒、吸納和融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傳統。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工作，是通過“國學熱”，更加自覺地在充分吸收先進文化成果的基礎上，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輕賤本民族的文化智慧，既不能動輒“子曰”，也不可“言必稱希臘”，而是要強化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西學”的適用性考量，同時展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調適并加速有關“西學本土化”的思考和研究，使“大國學”成為新時代的文化學術思想資源，從而使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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