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一些社科著作與論文中得知，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也有一定的影響。您作為研究中國哲學思想的專家，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樓宇烈：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兩度被重視。一是在西方向近代社會轉變的啟蒙運動時期，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等都十分推崇中國儒家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并借此來批判西方中世紀以來的神本主義文化。同時，不少西方學者也都肯定，由東方傳入的中國四大發明，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物質基礎創造了重要的技術條件。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的“歷史的東西——發明”一節中列舉的一部分對歷史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科學發明，其中有好幾項是與中國有關的。二是在本世紀初，海德格爾等一些西方思想家發現西方文明在擺脫神本主義以后，又過分地被技術、知性、物欲所統治，因此他們積極提倡新人本主義，而且明確提出要到東方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人文文化資源。我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充分注意和發揚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這是中國的特色。

　　記者：有些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科學的思維方式，不注重實證，是實現現代化的障礙。然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模糊學說、混沌學說等卻得到了許多現代科學家的關注，一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坦言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過極大的啟示。應如何看待這個矛盾？

　　樓宇烈：啟蒙運動時期開始的實證科學概念至今對我們影響很大。實證科學的概念要求普適性、可重復性、可實證性，以便在實驗室操作后推廣到社會上。這種研究方法事先在實驗室范圍內界定了許多變數。然而，在實踐中，科學家們發現，宇宙現象紛紜復雜、千變萬化，除了普適性現象外，也有許多個別性現象；除了可重復性現象外，也有不少現象是不可重復的。一些現象通過分析的方法可以描述得很清楚，但也有許多現象不能描述得那么清楚。甚至有些看似清楚的東西，細究起來反而不清楚；有些看似準確的東西，細究起來反而不準確。相反，倒是在某種相對模糊的狀態中卻可以達到相對的準確。因此，原先那種靜態的、線性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方法，遇到了動態的、非線性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挑戰。進入本世紀以來，古典物理學的結構分析方法也遇到了挑戰，從分子到原子，到質子、量子……如此分下去，何時是盡頭？是不是永遠可以這樣分下去？于是，現代物理學開始注目于一個模糊的場的概念，乃至進一步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道”的概念、“混沌”的概念，來描述原始物質物理現象。相對論、量子力學率先沖破了實證科學的框架，西方的科學概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本世紀模糊數學、模糊邏輯蓬勃發展起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中的那些整體性、模糊性、個體性的思維方式為現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本世紀不少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都曾說過他們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了啟迪。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說他深受莊子混沌思想啟發。現代物理學家卡普勒所著的《物理學之道》，80年代初在美國暢銷一時，其中專門探討了現代物理學與中國的道和禪宗思想的關系。著名的量子力學家玻爾提出的互補性概念也深受陰陽學說啟發，以至采用太極圖作為其學說的標志。著名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普里高津則特別講到李約瑟撰著的《中國科技史》對他的影響。他說：“中國的思想對于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的范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

　　記者：有些人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太講究團體精神，只講共性不講個性，使中國人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既然“以人為本”，就不能脫離和泯滅個人價值。那么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看待個人的價值呢？

　　樓宇烈：長期以來，一些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對個人的尊重與個性的發展，即缺乏民主。事實絕非完全如此。民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更是過程；民主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階段是不同的。自由和民主都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和民主為前提，而不是像某些人腦子里想象的那種單一的個人為所欲為的概念。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完美無瑕，在西方，民主也是講價錢的，你沒有錢，談何民主？康有為當年就清楚地指出了西方民主中的弊病，現在大家更明白了。其實，民主和自由要求每個人更嚴格地約束自己，達到自覺的約束。

　　現在，一些年輕人最關心的是如何以自我為中心，進行自我設計，實現自我價值。然而，對于如何來實現自我價值，如何才算實現了自我價值等問題，則并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其實，個人價值的實現是要以得到他人和社會的普遍認同為前提條件的，如果得不到社會和他人的承認，那只可能是關起門來的自吹自擂、自我欣賞而已。因此，任何人想要實現自我價值，就必須努力為他人和社會作貢獻。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注重培養不盲從的獨立人格，并且告訴我們為大眾服務、為社會貢獻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好途徑。

　　記者：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是一項開創性的龐大系統工程，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的艱辛努力。您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注意那些問題？

　　樓宇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首先要調整好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重關系，要把人文文化放在一個重要的地位，科技發展應該受到人文文化的宏觀調控。人為天地萬物之靈。一切事都是為人做的事。為了人，我們改天換地，但是如果改天換地對人類造成了危害，我們就要自我反思：該不該、對不對、要不要。科技文化在人文文化的調控之下，才會考慮到哪些應該急速發展，哪些暫緩發展，而且考慮到生產過程及其消費結果所造成的問題，甚至在生產之前，就要千方百計地去避免惡果。每個人都有創造和成就的欲望，喜歡享受在創造和成就之后的滿足感，而對自己的創造和成就會給人類帶來什么消極的后果則往往考慮得很不夠。我們能不能在提倡消費促進生產的思路外，想出一些更好的發展生產和經濟的路子來，以避免浪費性消費所造成的生產垃圾、生活垃圾劇增，以及由此帶來的生存環境的嚴重破壞。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荀子講要開源節流，對自然的財富要節約使用，不能隨便消費，否則會導致社會爭亂。荀子在批評寡欲的同時，積極主張節欲、導欲和養欲，合理地調整人的欲望，否則不僅會給社會帶來危害，同時也會害了自己。只有科技沒有人文精神的社會是非常危險的。21世紀，人類應該懂得用人文文化來調節科技文化，用人文精神來自我節制，否則地球資源將難以為繼，人類也將深受其害。

　　其次，對東西文化關系進行調整。我們應花大力氣找回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底蘊，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吸收外來文化。事實上只有認清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吸收外來的東西；對自己認識得越深刻，吸收外來的東西才會切合需要。中國的人文精神傳統是薄拜神教、薄拜物教，強調人本位，注重每個人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注重整體社會的和諧發展和進步。我們要努力發揚其中的積極方面。積極的、正面的東西得到發揚，落后的、消極的東西就沒有市場了。西方在進入現代化過程中既沒有割斷歷史也沒有排斥外來文化，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要“和而不同”。周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也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要只喜歡相同的東西，而要看到事物的多樣性，要注意不同事物的不同特性，看到它們之間的相輔相成、相生相長，然后再決定繼承和吸收什么。只有同一，事物是不會發展的，只有提倡不同特性事物間的相互取長補短，事物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對不同的文化要相互理解，要善于吸取對方的優點。只有相互理解，各種文化之間才能相互交流，才能相互補充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