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先生的自選論文集——《道家思想與佛教》中文版即將出版了。蜂屋教授是日本學術界研究中國儒釋道三教思想方面卓有成就和影響的代表學者，也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為這部論文集寫一篇序，我理當從命。

　　我與蜂屋邦夫教授相識是在1985年10月間，那是我第一次訪問日本。

　　當時，在參加完于京都舉行的第一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后，我應東京大學文學院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室戶川芳郎教授的邀請到東京大學作一次學術演講，并作數日短暫訪問。記得就在到達東京大學當天的歡迎晚宴上，我有幸結識了蜂屋邦夫教授。那時，他任職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是一位在研究中國六朝時期思想和儒釋道三教思想方面，已有相當的成績的青年學者。那晚，我們談得非常投機和愉快。晚宴結束后，蜂屋教授親自開車把我送到住宿地。而幾天后當我回國時，也還是蜂屋教授開車送我到成田機場的。最初的相識，他那真摯、熱情、爽朗的性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無論是我去東京還是他來北京，我們總要找時間見面暢敘一通。他每有新作發表也總是立即寄我一份。這樣也就使我有機會拜讀他的不少很有見地、很有價值的研究著作，從中獲益良多。

　　在他的專著中，《儀禮士冠疏譯注》和《儀禮士昏疏譯注》二書，是對唐賈公彥《儀禮疏》的研究成果。誠如蜂屋教授所言，《士冠》、《士昏》兩篇在某些方面確實可說“涉及到了中國傳統思想的中樞”。正因如此，蜂屋教授當年選它作為研究會研讀的對象。在儒家經典中，三《禮》素稱難治，而其中尤以《儀禮》為甚。蜂屋教授主持研究的這兩部成果，給賈公彥的疏又作了十分詳細的考訂和注釋，是今日治《儀禮》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中國道教的現狀—道士·道協·道觀—》和《中國的道教—其活動與道觀的現狀—》二書，則是蜂屋教授帶領他的研究組，化了近十年時間，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道教現狀實地調查的重要成果，是迄今為止收集最詳備的有關中國道教現狀資料的匯集，其學術價值之高自不待言。

　　收在這部論文集中的13篇論文，按內容分為三組，大致反映了蜂屋教授多年來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和成績。閱讀這些論文，我們不僅可以充分感受到蜂屋教授治學“力圖客觀”的態度和“實證性研究”的方法。同時，也可以看到蜂屋教授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深刻的學術見地。他在這些論文中提出的許多觀點是相當深刻和富有啟發的。

　　例如，學術界不少人都喜歡莊、禪相提并論，以莊喻禪，以禪論莊，很少論及莊、禪之間的本質不同。然蜂屋教授在《老莊思想與空》一文中則深刻地指出說：“有很多人認為，禪的思想與莊子的思想有相通之處。如上所述，活潑潑活動的‘無位真人’的境界，的確與莊子有相通之處。但是，在禪宗成立之前，已有僧肇所依據的羅什的譯經活動，以及三論教學、天臺、華嚴等體系的教義和唯識的精密哲學，禪吸收了這些思想并重在確立個人絕對主體性。這一點顯然與放棄自我意識，游于現實世界的莊子是有所不同的。”

　　又如，蜂屋教授在《論六朝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文中分析說：“一般認為，中國思想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即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但是我以為，若就六朝時代而言，則未必如此。……這一時代的具體表現就是知識分子無心參與社會。他們或熱衷于抽象論題的清談，或為了求得安身立命而傾向于佛教，或沉醉于山水之美和詩作，以尋求精神之自由。簡言之，六朝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明顯的逃避現實（如果‘逃避’一詞太極端的話，也可以稱之為‘游離’）的傾向。”論文接著又說：“然而，思想與現實相游離這一點本身對其思想價值并不意味著負面的意義。正是因為思想與現實之間拉開了距離，才有可能構筑了一個并不隸屬于政治的、獨立的精神世界。這一精神世界不僅是當時人們的精神支柱，并且還以其深度和廣度對后人也給予了很深的影響。在這一意義上又可以說，與現實完全無關的思想本來是不可能存在的。”蜂屋教授的這一番分析，相當深刻和辯證，甚有啟發。

　　再如，在《從民間信仰看東亞的思維與佛教》一文中，蜂屋教授從對中國民間信仰的調查、研究入手來揭示中國一般宗教信仰和佛教傳入中國后所發生的變化，論文的視角和分析都給人以啟迪。如在分析了流傳于民間信眾中的信仰活動和傳唱的《拜佛歌》、《拾朵蓮花》等唱詞后說：“這些信仰的的特異之處在于，無論是為生者還是為死者的祈禱，與其說是為了拯救抽象的靈魂，不如說是為了祈求具體生活的安寧。”而在論文的結語處，作者更指出說：“佛教的特色本來是出世思想及出世生活，可是對中國一般民眾來說，自佛教傳入的時候開始，對佛教的信仰就一直是出于某種利益上的考慮，即對現世利益的追求。具體地說，無非是對福祿壽的追求。……借佛教以實現自己的福祿壽愿望，這種貌似矛盾的關系，可以說，正反映了普通百姓水平的中國佛教的特色。”

　　以上只是從我個人感性趣的問題和視角，摘出了幾點讀后的心得，我相信每一位讀者都能從這些論文中解讀到更多的對自己有啟發的觀點和方法。

　　蜂屋教授這部中文版論文集的出版，我想對中國學人了解日本中國學研究的成果和方法都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