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由于在唐代諫官任職資格中，文學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因此，文學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為諫官隊伍中的主力。盡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納諫的意識，但在不同的時代，諫諍風氣還是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直接影響到了唐代文學家的人生軌跡，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命運。可以說，唐代文學家的政治命運折射著唐代的政治風氣和唐王朝的命運。

　　從理論上說，唐代君王都重諫，把勸諫與納諫作為為政之本，無論是開國之秋、大治之際，還是衰變之期、滅亡之時，統治者都將求言納諫作為安邦圖存的良藥，因而從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發布過勸諫求諫的詔令，“求直言”詔不絕于史，“從諫則圣，共理惟賢”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這些君王為政的共識。然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質的差異，特別是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這些有納諫意識的君王們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說不能真正勸諫納諫。概而言之，從開國到滅亡，唐代政治的諫諍之風呈波浪式發展。在唐代諫官的任職資格中，文學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參見拙文：《唐代諫官任職資格中的文學因素》，《人文雜志》2003年第6期。唐代許多有作為的文學家都曾任諫官，或者說，唐代許多著名的諫官都是杰出的文學家。因此，不同時代的政治因素與那些以文學見長的諫官們關系十分密切，它往往左右著那些任諫職的文人們的政治前途和人生命運。

一

　　唐高祖和唐太宗當唐代開國之初，常以秦隋之亡為鑒，“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反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詐。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良足深誡。”唐高祖：《頒示孫伏伽諫書詔》，《全唐文》卷1。因此，他們都將求言勸諫作為政治的頭等大事，這在上節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開國時期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識，使得唐太宗特別注重與臣下的關系，無論來自哪個陣營，也無論其官職的高低，只要有治國的才略，就委以重任，決無疑慮。王夫之評唐初之任官的情形云：“拔魏征于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于王世充、簡岑文本于蕭銑，凡唐初直諒多聞之士，皆自僭偽中拔濯而出者也。……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以為楨干，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訪于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讀通鑒論》卷20，唐高祖之五，中華書局排印本，1975年，第668頁。后世常引以為楷模。

　　文宗以杜胔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玨對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僚，豈可自保。”《舊唐書》卷173《李玨傳》。

　　不過，唐太宗還以重文學著名。他曾開文學館，“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咨議典簽蘇勖、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宇、軍咨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資治通鑒》卷189《唐紀》5。但從“十八學士”的身份和能力結構不能看出，所謂“文學館”并非“文詞館”，而是相對于武功而言的“文治”人才館，誠如太宗所云“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舊唐書》卷28《音樂一》。這十八學士在儒學、文學、史學、音樂、吏能等方面各有所長，但都勇于犯顏直諫，有諫臣風范，即使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之士虞世南亦如此

　　世南雖容貌?，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心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舊唐書》卷72《虞世南傳》。

　　盡管唐太宗持“文武之道，各隨其時”的文學觀，但在開國之初，他還是把興趣放在有補于政上，認為“《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資治通鑒》卷193《唐紀》9。，他需要虞世南那樣的“心存規諷，多所補益”的人才，更需要房玄齡那樣“明達政事，輔以文學”《資治通鑒》卷193《唐紀》9：“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有失；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以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式的治國安邦之才。因此唐太宗貞觀年間所活躍的諫官很多，而且在歷史上都非常有名，如魏征、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令狐德纈等，皆“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舊唐書》卷73《令狐德纈傳》。且都長于史或吏，而且要用之于政治實踐，無以文詞之學為主，坐而論道者。

　　經過唐太宗幾十年的勵精圖治，唐王朝根基穩定了，經濟文化出現了繁榮的氣象。從高宗武后到玄宗天寶時期（650-755）的一百余年間，雖然皇室內部有過政權之爭，但社會基本安寧，是繼貞觀之治后的大治時期。這一時期諫諍傳統猶存，但重文的政治風氣更濃，不僅進士試詞賦，而且皇帝以制舉的形式，提拔文學之士。如武則天開“辭標文苑科”、“蓄文藻思科”，唐玄宗開“文辭雅麗科”、“博學宏詞科”等制科。詞賦在仕進中的重要性，造就了一批以文詞之士見長的新貴。高宗武后朝以蘇味道、李嶠為代表，玄宗朝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舊唐書》卷94。他們都以進士出身“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李嶠，趙州贊皇人。……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累轉監察御史。”（《舊唐書》卷94《蘇味道李嶠傳》），且官至宰相，作為文學新進，他們周圍有一批以進士出身的文章之士，如崔融、杜審言、盧藏用、徐彥伯、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等，他們以文學相高，以文章顯示其參政能力。蘇味道、李嶠還與崔融、杜審言并稱“文章四友”。《新唐書》卷201《文藝上》。其中李嶠、徐彥伯曾任給事中，盧藏用、陳子昂曾為拾遺，這些人都極富有諫諍精神，有著極強的參政意識，其諫疏均已留存于史。隨著拾遺補闕之職的設置，新入仕的官員常常都要經歷諫職，如張說、嚴挺之、辛替否等，都是中宗睿宗朝極為活躍的諫官。

　　這種重文章之士的政治格局在張說和張九齡時得到了鞏固和發展。《舊唐書·張說傳》云：“（說）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術，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于碑文、墓志，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后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雎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謖朝列曰：‘此輩于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圣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舊唐書》卷97《張說傳》。引者按：“徐堅”當為“陸堅”。唐玄宗對文學之士的這種信任一直延續到了張九齡那里：“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為中書令，甚承恩顧。”《舊唐書》卷99《嚴挺之傳》。重文章之士的政治風氣，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文學家諫官的政治命運。如前所述，唐太宗朝的諫官很多，但多為功臣或碩儒，真正稱得上文學家的只有諫議大夫魏征，所以無法看出文學家諫官的政治前途。而在武后至玄宗朝，以詩人或散文家著稱的低級諫官卻很多，如陳子昂、盧藏用、李邕、嚴挺之、辛替否、薛登、許景先、張說、張九齡、孫逖、盧象、吳兢、王維等。在這些諫官中，只有陳子昂的命運較為悲慘，“子昂父在鄉，為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系獄中，憂憤而卒。”⑥⑦《舊唐書》卷190《文苑傳》中。其余的都從拾遺補闕得以升遷。張說、張九齡位置宰相，孫逖任中書舍人，盧藏用為尚書右丞、李邕為刺史、辛替否為右臺殿中侍御史、盧象為膳部員外郎、吳兢為諫議大夫，王維、嚴挺之、許景先、薛登等人為給事中。

　　百年太平造就了濃厚的尚文之風，真正實踐了唐太宗所期待的“以文德綏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這些偏重于“詞學”之才的文士們，在史家們的眼中都有“缺陷”，有些人甚至還有些“無行”，如由于李嶠、蘇味道等曾依于武韋集團，史家評曰：“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慚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甚高，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舊唐書》卷94。又謂：“開元一代，多士盈庭。（崔）日用無守，（張）嘉貞近名。嵩（蕭嵩）、齡（張九齡）、適（李適之）、挺（嚴挺之），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慚德馨。”《舊唐書》卷99。其他如陳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為當時所重。”⑥李邕“性豪侈，不拘細行。”⑦等等，等等，不絕于史。我們當然不能茍同“有言未必有德”之說，其實在武后至玄宗一時代里，這些似乎無德的“有言”之士，都有著積極的政治表現。特別是諫官們的諫諍活動在這相對寬松的政治風氣中，更呈現出一種相當活躍的狀態。參政精神及任性行為，構成了這個時代文人們的精神風貌。

二

　　安史之亂的烽火，驚醒了唐朝君臣的太平夢。唐肅宗“去華而就實”《舊唐書》卷10《肅宗本紀》：“（上元二年）制：‘朕獲守丕業，敢忘謙沖，欲垂范而自我，亦去華而就實。’”，著意改變唐玄宗時這種重文詞的政治風氣。所謂“華”，即狂誕虛浮，“實”即才實行篤。房盧的罷相是唐肅宗“去華就實”的標志。乾元元年（758）六月，肅宗下詔罷免房盧及其同黨，云：

　　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盧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階清貴，致位臺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為同人，溫讓謹令者捐于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弘。頃者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既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跡。曾未?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于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為政，曾不疾其迂回；亞夫事君，翻有懷于郁怏。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臺司，未忍致之于理。況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盧可?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盧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舊唐書》卷111《房盧傳》。)

　　這不啻是對前代人才觀念的討伐。詔書中所列出了房盧及其同黨“率情自任”、“虛浮簡傲”、“輕肆言談”、“同務虛求”等罪狀，歸結為兩個字，就是“浮薄”。玄宗時期張說把重用文章之士作為“粉飾盛世”的必要治國之策，而現在卻被認為是誤國之道。這也正是賀蘭進明能擊敗房盧的關鍵所在：“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肅宗）命盧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盧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盧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盧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資治通鑒》卷219。安史之亂后，天下板蕩，需要有一種道德約束人們的行為，更需要有吏能的干才收拾殘局，重拯河山。因此自肅宗時代開始，人才標準也由詞學轉向吏能和操守。《資治通鑒》卷226載：“上（德宗）問以為政之要，（關播）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所以，這個時代的諫官多具有重學、重行、重能之特點。如大歷時給事中韋夏卿“深于儒術”《舊唐書》卷115。，劉滋被楊炎薦為諫官，曾為左補闕，“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勛員外郎，判南曹。勤于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勛郎中，累拜給事中。”《舊唐書》卷136《劉滋傳》。

　　這個轉變，也影響到肅代宗時期文學家諫官的政治命運。肅、代時期的文學家大都是玄宗時代成長起來的，普遍具有重詞學輕實才的特點，而能否順應時代需要，改變“重文輕行”的特點，則成了這個時期文學家諫官窮達的分水嶺。高適、岑參、孔巢父、張鎬、楊綰是文學家諫官的達者。其所以能達，是因為他們身上潛在的實干之才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釋放出來了，能變詞學之士為實干之士。如高適在李林甫當政時期曾中“有道科”，但李林甫“薄于文雅，唯以舉子待之。”安史之亂中，高適卻能以“以安危為已任”，審度時勢，為平亂出謀劃策。盡管“言過其術，為大臣所輕”，但最后官至散騎常侍，成為“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參見《舊唐書》卷111《高適傳》。岑參兩度從軍，特別是第二次在北庭，領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吸累了許多實干經驗，因而回朝之后即任右補闕，轉起居郎、虞部郎中、庫部郎中等職。張鎬少師吳兢，“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安史之亂中，“自褐衣拜左拾遺”，“時方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后由諫議大夫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可是張鎬最后還是因為“不切事機”而被罷相《舊唐書》卷111《張鎬傳》。如果說高適岑參張鎬還帶有開元“詞學”之士的影子，那楊綰和孔巢父則完全脫離了“詞學”之士而成為實干之人。開元年間，楊綰“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舉進士后，應辭藻宏麗舉，超授左拾遺。肅宗時官至禮部侍郎，他上疏力陳貢舉之弊，請求停道舉明經及進士，“依古制”，由州縣舉薦那些“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者“送名于省”，試經義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他認為，這樣就能使“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畢知廉恥，浮競自止。”參見《舊唐書》卷119《楊綰傳》。孔巢父“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于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然這種習氣并未保持到他后來的政治實踐中，唐德宗時，他任諫議大夫、給事中，“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舊唐書》卷154《孔巢父傳》。成為德宗身邊得力的平亂之才。此外，作為大歷十才子之一的包佶雖有“詩家老斫輪”之稱，也是長于政能，“劉宴治財，奏為汴東兩稅使。及晏罷，以佶為諸道鹽鐵等使”，后拜諫議大夫。《唐才子傳》卷3。

　　與高適等“達”者形成鮮明對照，杜甫、司空曙、崔峒、皇甫冉、嚴維因未脫“詞學之士”而困厄于拾遺，別無升遷。杜甫天寶年間就被劃入“恃才浮誕”之列，《明皇雜錄·補遺》：“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盳、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舊唐書·文苑傳》亦稱：“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這些評價未必正確，但是杜甫在肅、代年間，是被當作“詞學”之士對待的，更由于疏救房綰，更被朝廷劃為“浮華”之輩而貶職。而司空曙、崔峒以及皇甫冉、嚴維等人，生長于開天年間，多“詞學”之才而乏政能之才，特別是德宗專制時，一度既不信宰相，亦不任諫臣，曾三年停授諫官《舊唐書》卷130《李泌傳》：“泌又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己。泌仍命收其署餐錢，令登等寓食于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三年。”又《資治通鑒》卷229：“（德宗建中四年——783）上乃遣中使諭之（指陸贄）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提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苩，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只是雷同，道聽途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只事只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于人，亦非倦于接納。”，他所授的諫議大夫如吉中孚、吳通玄，看重的不是因為他們能諫，而是因為身份的特殊德宗為太子時曾授道經，師從吳通玄之父吳道馞，通玄與德宗私交甚密（參見《舊唐書》卷190下），吉中孚“初為道士，山阿寂寥，后還俗。”（《唐才子傳》卷四），根本不需要他們進諫。所以，一方面自己乏于政能，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的昏憒自專，那些以“才子”著稱者，除了展示其詩才之外，別無所長，只得沉淪下僚，憂郁而終。對此史家亦深有同感，如評皇甫冉：“往以世道限虞，遂心江外，故多飄薄之嘆。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變色，當年才子悉愿締交，推為宗伯。至其造語玄微，端可平揖沈謝，雄視潘張。惜乎長轡未聘，芳蘭早凋，良可痛哉！”《唐才子傳》卷3。

　　唐憲宗至唐文宗時（806-840）是唐代文學家諫官的又一活動高峰期。肅、代時代儒學開始復興，至德宗和憲宗時期成了影響政治和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時代的諫官無論高級的還是低級的，大都精于儒學，以學問和政能見長。實際的情形是，具備此種素質仕途就較通達，若不全具備，即會遭遇坎坷。如德宗所依賴大臣陸贄便是“特立不群，頗勤儒學”之人《舊唐書》卷139《陸贄傳》。又同書《文苑傳》下“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權德輿在德宗時期曾任左補闕、中書舍人，元和五年（810）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史載：“德輿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響。于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為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舊唐書》卷148《權德輿傳》。在他這里，儒、文、學、行四者得到了完美的統一。受此風氣的影響，這個時期的許多諫官都是深于儒學、謹循禮法的重學守道之人。如德宗時的趙憬“志行修潔”，“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悅，拜給事中。”《舊唐書》卷138《趙憬傳》。憲宗時的諫議大夫殷侑“通經，以講習自娛。……（遷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后上八十四章。”《舊唐書》卷165《殷侑傳》。給事中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難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圣之書。”其弟柳公權文宗時曾任拾遺、諫議大夫，“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舊唐書》卷165《柳公綽傳》。因此，這一時期任諫官的文學家，不僅具有文學才能，而且都深受儒學的熏陶，且有極強的行政能力，具有揉文、儒、吏于一體的政治素質。他們較少像初盛唐時的文學家那樣“好談王霸之略”、《舊唐書》卷111《暢璀傳》。“好論天下大事”，他們注重“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用儒學來充實自己，用儒家的禮儀來約束自己，以解決現實社會和政治問題來實踐自我的能力。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就是儒家詩學理論的再實踐，而他們針對現實所寫的《策林》，議論深刻，見解卓越，極具政治家之風范。而他們在諫職上的政治實踐，更顯示出他們敏銳的目光和過人膽量。李紳“以文藝節操進用”《舊唐書》卷173《李紳傳》。，審于事理，敢于直諫，更深得憲宗器重。　　可見，在中唐求治圖強的政治實踐中，真正能體現一個諫官的政治能力和素質的東西已經不是文詞，而是經術和政能。中唐的新樂府詩歌運動和古文運動，就是文學使命的自覺調整，而白居易、元稹、李紳等人的政治前途，亦有賴于這種調整所煥發的參政精神和務實能力。

三

　　唐憲宗和唐文宗的發奮圖治，使得唐王朝一度有過“中興”和平靜，如文宗所云：“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舊唐書》卷173《李玨傳》。然而，這種短時的太平并未能挽回唐王朝衰亡的態勢。文宗之后，唐代社會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上都走向沒落，積弱難返的唐王朝進入了政治最黑暗也最衰微的時期。唐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這幾個皇帝，在宦官與大臣的爭斗中、在此起彼伏的藩鎮的叛亂中支撐著殘破的河山。這一時期，統治者與諫官的關系變得比較簡單。因為在君主政體下，諫官制度是為促使政治健康化而設置的，當朝廷政治徹底腐敗，君主無能而又專制之時，諫官制度便失去了意義。唐末幾個君王對諫官有兩種極端的態度：其一拒諫，甚至殺諫官。其二政治賭博，盲目超拔。

　　唐代君王拒諫并不少見，如武則天為鞏固政權，一度拒聽反對意見，致使多年無人敢言，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封泰山之后，“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宮于嵩山。監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資治通鑒》卷203。除了政權之爭外，唐僖宗以前皇帝雖然拒諫，但對諫官的處罰只是疏遠或貶謫，沒有因直言而殺諫官。因為法律賦予了諫官諷諫君王的權力和義務，即使觸怒龍顏，皇帝亦應理解。如元和十五年（820）“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忽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睲，賜與過厚。大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馀，愿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資治通鑒》卷241。

　　唐末政治極不正常，面對君王的荒淫無度及朝政的諸多弊端，有責任感的諫官想有所作為，結果有的被拒，有的招殺身之禍。如唐懿宗游宴無度，“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筑城，應接未決于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道途。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游，以待遠人又安，未晚。’弗聽。”⑤《資治通鑒》卷250。又懿宗咸通四年（863），“敕以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令已行，不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⑤到僖宗朝時，殺害諫官的事件屢屢發生。廣明元年（880），“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專務游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資治通鑒》卷253。同書卷254又載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之事。又中和元年（881）“上日夕專與宦者共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倘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于義安在！夫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田）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于頭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資治通鑒》卷254。又僖宗光啟元年（885），“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并足，至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常言于上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馬，尋賜死。”《資治通鑒》卷256。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也是亡國之氣象，史官議曰：“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以閹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資治通鑒》卷254。諫官的使命在唐僖宗這里結束了，唐王朝也隨著諫官使命的結束而滅亡了。

　　然而王朝覆滅的恐懼感，又使得唐末幾位君主用人方面產生了極強的賭博心理，他們希望任用奇異之才來挽回頹勢，“自乾寧之后，賊臣內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奇才以為相。”④《舊唐書》卷179《張?傳》。他們以這些“奇才”為相之前多先委以諫官，如張?“浚倜償不羈，好大言，為士友摒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為人。浚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于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僖宗避亂漢中時，聞其名，“異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④又：“朱樸者，乾寧中為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樸為奸利，從容上前薦樸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舊唐書》卷179《朱樸傳》。又：柳璨，少孤貧好學，尤精《漢史》，進士及第，歷史館直學士，遷左拾遺。“公卿朝野，纏為蕂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錫?頗厚。洎?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者。或薦璨才高，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能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圣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人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舊唐書》卷179《柳璨傳》。鄭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后體。”僖宗朝由給事中為左散騎常侍，“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于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于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纐，俾天下人并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后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恢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舊唐書》卷179《鄭綮傳》。此類例子還有很多，茲不贅舉。上引四人，或以縱橫術、或以經術、或以史學、或以文學被視為奇才，出任宰相，擔當歷史重任。然而在這種超常規的任命中，諫官之職只是個符號，帝王需要的不是諫臣，而是力挽狂瀾的奇才。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諫官職能的消失。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文學家諫官是無所作為的。所以，除了莫名其妙地當宰相的鄭綮之外，唐末幾乎沒有見到文學家諫官的活動，雖然有鄭谷、鄭良士、吳融、牛嶠等人見諸歷史，但他們只是有個諫官的職位而己，未有過什么諫議活動。如鄭谷由補闕任都官郎中，后“退隱仰山書堂”《唐才子傳》卷9。；鄭良士“自獻詩五百余篇，敕授補闕而終。”《唐才子傳》卷10。

　　綜上所述，唐代諫官的結構是隨著唐代歷史的發展而變化的，初盛唐時期唐王朝處于向上發展的階段，社會相對安定，政治重文，故文學家多以詞學之士入諫官；中唐時期，唐王朝由盛轉衰，矛盾突出，政治重儒和吏，因此，文學家習儒，以節操和儒術入諫官。唐末時期，政治黑暗，帝王昏憒，諫官無能為力，文學家諫官沒有作為。可見，文學家諫官不僅隨著唐代社會的變化而改變其知識結構，而且他們在作為與作為的效果與唐王朝的盛衰亦密切相連。唐代政治文化蘊育了唐代的文學家諫官，而唐代的文學家諫官也見證了唐代社會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