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胡正良，中國作協會員、中國國學院研究員。

一

　　夜讀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對其中的“一別貞江六十春，問江可認再來人，智山慧海傳真火，愿隨前薪作后薪”四句詩感慨最深。浸著夜色，就著詩意，我沉醉于馮先生波瀾壯闊的精神世界。世界旖旎，轟然清秀的是我與馮先生的緣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個夏日，我在魯迅文學院參加青年詩人論壇之余，與文學評論家田秉鍔一起游北大未名湖。在湖畔的一個林蔭小道上，一位須發皆白的老人，戴著一副超厚眼鏡，手里拿著一根淺黃色的拐杖，坐在一個中年婦人推的小車上慢慢向我們走來。田先生告訴我，車上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馮友蘭。田先生迎上去和馮先生及推車人——著名作家宗璞問候寒暄，我則有幸零距離感受大師的風采。雖然只是一剎那的邂逅，但這位文化昆侖的平民形象卻聳立心頭，默默呼喚我向他構建的哲學山峰凝望。

　　作為中國二十世紀享譽世界的哲學家，讀他的自序，看到作為普通人的他很容易，但走近他的學術世界其實真的很困難。好在那時，我對哲學尤其是對德國古典哲學和康德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曾一度為將來報考北大哲學系或是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生而展望著努力著。當時，在文學創作之余，大部分時間都是浸泡在康德筆下哥特斯堡的小橋流水里，浸泡在康德設計的充滿玄妙的純粹理性里。雖然那時還很少有李秋零、鄧小芒等從德文直譯的康德著作譯本，但藍公武等諸先生的英文轉譯本已足讓我如癡如醉。當我用“三判垂哲史，和平耀星空”（“三判”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辨證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和平”指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星空”指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說）兩句詩來概括對康德的閱讀感受時，我感覺和馮先生總結自己的“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有了某些心靈上的默契。就是這個詩意上的偶然巧合，讓我對馮先生的哲學充滿了神秘和向往，于不知不覺間沉在《三松堂全集》這片汪洋大海里。

二

　　在“三松堂”里游了五年多，一直是站在學界之外。那樣最好，一個局外人，一個普通讀者，他可以越過那道虛幻的門檻，可以不受條條框框的阻攔，可以不受學派師承的禁錮，敞開心扉，談談閱讀后的心靈感應，談談思索后的一吐為快，談談真火面前的酣暢淋漓。客觀地說，馮先生的哲學山峰，是在民族的土壤上，借鑒西方的建筑方式，用諸子作梁，用先賢作柱，外加智慧的黏合劑，一點一滴架構起來的，那里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景，一石一草，無不閃爍著智者的光輝，無不散發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典哲學的芳香。

　　傳統的往往是最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往往是最具世界性的。這在馮先生的“三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里得到了很好體現。馮先生的“三史”，瀟瀟灑灑200萬言，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兩個數字記錄，即使放眼古今中外的哲學史家也不鮮見。就是這“三史”，讓一個在先秦名學的論辯余韻和“程朱”（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理學的思索延續里輾轉行進了兩千多年的東方古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地清晰地劃下了屬于哲學的發展軌跡。

　　歷史是時間的風景，哲學是歷史風景里五彩斑斕的顏色。歷史也好，哲學也好，似乎都跟嚴冬千絲萬縷，似乎都要在嚴冬里徹骨一番，才能锃出它的光艷。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一天，正是北京最冷的時候。清華園的標志性景點——荷塘，早在刺骨的寒風里抖成一彎班駁的冰，朱自清先生筆下的盎然綠意和蓬勃韻致，只能到書本里去找尋了。就是這個冬天，中國學界的兩大名著誕生了。一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老在洋洋幾十萬言里，引經據典，縱橫馳騁，以浪漫主義詩人的奇麗想象，把沉積在歷史深處的“西周社會奴隸制”說，拂去塵埃，露出其猙獰可怖的本來面目。一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殺青后的《中國哲學史》上卷，馮先生并沒有急著出版。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他選擇的是印成小冊子，送給他的師長、同事和學生審讀。

　　當一八三頁的這本冊子遠涉重洋，寄贈到一個響當當的人物胡適面前時，已是春天。那時，馮先生所居的清華園，在春陽的撫慰下，慢慢復蘇，但仍是料峭襲人。千里萬里之外的胡適，慢慢翻動著書頁，最大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如同掀開新的歷史。對于有歷史癖、考據癖的胡適而言，這本冊子是他希望看到的。在馮先生的筆下，無須他再鉆進歷史的斷層里找尋什么，與先秦諸子短暫會晤后，沿一條拋物線，循“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段坐標，千年重重疊疊的思想光陰，萬卷蜿蜒曲折的心路歷程，便昭然現于面前。當他用“稍稍翻閱，已可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作為《致馮友蘭書》的開篇時，他關于本書的六點技術性細節問題已被讀者一眼掠過。

　　胡適之后，歷史學家陳寅恪，邏輯學家金岳霖應清華大學之托，負責審查馮著。回眸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殿堂，此二公皆為一流大學者，都在各自研究領域風光無限。但對馮著都給予了很多溢美之詞。再以后，雖有牟宗三等諸公的不同聲音，但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作為名著的地位已基本確立。1931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這本書。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上下卷完整的《中國哲學史》。

　　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出版后，在學界引起了爭鳴，在讀者群引起了共鳴。對于馮先生來說，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擁者視其為中國哲學史的集大成之作，貶者認為是一家之言、不足為據。但不論是褒貶與爭議，有一點卻不能忽視，那就是基本一致地認為馮先生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邁出了歷史性步伐，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時光悄悄地流著，七十多年過去了，這種聲音似乎就沒有停歇過。就是在爭議聲里，馮先生《中國哲學史》的名著地位得以穩固確立。爭議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一部學術著作不朽的生命。

　　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我系統地讀過兩遍。期間曾多次嘗試著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以及馮先生之前之后的哲學史家的作品作一比較。或許是愛屋及烏吧，總覺得馮先生的著作高其一籌。原因有三：一是通俗易懂。百家玄妙之思，千家精深之想，經馮先生的匠心獨運，輕松躍然于白話文間而依次閃過，易熟于心，記于腦，便于用；二是脈絡清晰。皇皇幾千年春秋，漫漫上萬里灘涂，經馮先生的疏浚清理，眼前呈現的是一條滾動思想波瀾的源源哲河，哪是上游，哪是中游，哪是下游，一目了然；三是論斷鮮明。子學百花齊放之勢，經學義理綿長之實，結晶了萬千智慧之花、思維之果，馮先生遨游其間，把奇花慧果一并采擷，并以詩情畫意賦予其靈魂與生命，讓欣賞者在明理釋義之時，不再迷茫和混沌。

三

　　從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里抬起頭來，窗外的秦淮秋色正日益漸濃。間或飄過眼前的片片黃頁，連同夏的喧囂，一同落進槳聲燈影的秦淮河里。在這樣近乎厚重的季節里，讓稍稍有些寒意的風吹動心弦，不知怎的，思緒悠忽飛到了六十年前，飛到了馮先生流布最廣的世界性名著《中國哲學簡史》里。

　　1946年9月，馮先生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邀請，任該校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為了授課，馮先生用英文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的講稿，并命名為《中國哲學小史》。由于馮先生此前用中文也寫過同樣書名的一本書，故該書在39年后的1985年由涂又光先生譯成中文時改為《中國哲學簡史》。

　　我是1990年夏天讀到這部北大版的《簡史》的，就其閱讀后的快感而言，它并非馮先生自序的“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它大大超過《中國哲學史》對我的吸引力。如果把《中國哲學史》看作一條中國文化的長河，那么《中國哲學簡史》就是一篇簡潔明快、意境高遠的史詩了。在這部《簡史》里，馮先生最大的詩意就是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完成了從古典向現代化的轉變，馮先生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哲學的精髓超越國度地展示到了世界的舞臺上，讓中國傳統哲學秀于世界哲學之林。在這部《簡史》面前，即使像我這樣游走于學界邊緣的人也能看出諸多玄妙奇思。其一，《簡史》的邏輯分期法較之《中國哲學史》的歷史分期法，使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思辨更加嚴密，與傳統的西方哲學史名著慣用的邏輯演繹手法可以比肩。其二，《簡史》在體現《中國哲學史》要義的同時，增加了諸如“中國哲學與宗教、超道德價值、儒道互補”等許多鮮活元素，這就把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體的樸素思想內核，升華為中國哲學精神的大寫意——一幅充分蘊涵東方文化的理性主義與人文精神交相輝映的潑墨山水。在這樣的山水意境里，那些常常以為中國的歷史是靠刀槍開路、中國的文化是用鮮血浸潤的外國人，第一次真切看到和感到了東方古國的曠世神韻——中國哲學的精神。其三，在《簡史》中，馮先生明確提出了新儒家的三個主要思想淵源，即，儒家本身、佛家和道教。從中國哲學史的前進軌跡來看，這樣的綜合代表著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這樣的開拓完成了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超越性詮釋。歷史選擇了馮友蘭，馮友蘭沒有辜負歷史地把中國哲學的聲音、中國文化的音符借助英、法、意、西等十余種語言介質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讓它在世界哲學的宏大交響樂里，有了屬于中國的經典篇章。

四

　　有人說，造物主播種春天，只要一粒蓄滿生機的種子，朽木永遠催生不出葳蕤的激情。而我則認為，歷史老人激揚文字，只要一根支撐軀體的柱子，忘卻永遠尋找不到詩意的支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馮先生已經85歲高齡。先生在經歷了過多過多的政治運動后漸漸趨于平淡。以前，先生在教書、寫作之余，甚至無法把握驚濤之外、夢里故鄉的壯美；現在，此起彼伏的浪頭隱去了，曾經的起落沉浮都如過眼云煙消散在藍茵茵的空中。站在春天的湛藍里，作為一個單純而又可愛的學者，馮先生的情愫與晴空麗日融為一體。用淡泊的心來看淡泊的事，用遲暮的筆來寫新生的文，他的生花之筆給我們帶來的將是更加蔥蘢的生命。

　　“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是馮先生晚年的一大心愿。這部《中國哲學史》就是“三史之一”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瀟瀟七大冊，灑灑一百五十余萬言。《中國哲學史新編》從1980年開始動筆，1990年殺青，寫作期長達十年，一直陪著馮先生走到生命的終點。

　　《中國哲學史新編》自1982年出版第1冊后，一直就是評論界矚目的焦點，且批評詰問之聲不在少數。有學者曾公開指出如果馮先生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用自己獨特的思維視角去寫作，其成就要高得多；有學者認為《新編》是以史學的語言而抒寫的政治贊美詩，馮先生沒能走出歷史和時代的雙重局限，急功近利的痕跡若隱若現。但這些一家之言放在大眾的目光里，卻顯得很蒼白很乏味很無聊。歷史容不得假設，容不得虛構，批評更要植根于作者成長的環境，生存的土壤，植根于作品蘊涵的主題，包容的情思。否則，批評就是不負責任的泄私憤和夸夸其談、空洞無物的紙上談兵了。

　　我是要為馮先生振臂一呼，說說《中國哲學史新編》與我的情結的。在我拋妻離女一個人在外地漂泊，精神時感孤寂時，是《新編》的鮮活意象和縝密哲思陪著我度過慢慢長夜，是先生遠在天國的靈魂時時來到我的夢里讓我枕著大師的笑容入眠。在我一步步走近《新編》時，忽然感覺如海的思潮正涌動著跨歲月的波濤，如煙的思緒悠然在心頭明亮一座精神的圣殿。推開那道東西兼容的紅色殿門，我看見“階級分析”的方法如同一根紅飄帶，高高維系在宮殿的大梁上，那梁蜿蜒曲折，堅固挺拔，無限綿長；我看見“唯物主義”的思想閃耀成一道絢麗的彩虹，那虹橫亙千年，綿延萬里，如此璀璨的光焰，足以讓新實在論的華彩黯然失色；我看見“辨證思維”的視點充盈殿內外的每一寸原野，雕花、椽檐、庭臺抑或綠樹、田疇，不再是個體、不再是局部，它們構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真際世界、有機統一的思辨時空。

　　《新編》的一至三冊，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審視中國古典哲學，中國哲學特有的精神風貌，青春無限，活力迸射。四至五冊，要言不繁，玄學、佛學、道學的辨名析理、形神關系、窮理盡性諸玄機得到了酣暢淋漓的破解，和諧思想、和諧理念不呼自彰。六至七冊，是馮先生進入化境的峰巔之作，他的精神境界達到了他一生的最大高度，他在“海闊天空我自飛”的自由王國里，遨游中國近現代史的紛繁時空，興致勃勃地在重要歷史人物、重要歷史事件之間逡巡，他的詩人靈性、哲人氣質在天地的懷抱里得到了迸發，他的秉筆直書留下了許多驚世駭俗的真知灼見。走進《新編》，就是到一條源遠流長的思想之河里中流擊水，就是到一座高聳云天的智慧之巔上傲視群峰，大中華思想的傳承真諦，大中華精神的千古神韻盡收眼底。

五

　　“三史”奠定了馮先生哲學史家的崇高地位，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學家”（賀麟語），馮先生主要是靠“六書”的浩瀚體系，成為青史留名的一代大家。

　　馮先生的“六書”，分別是指1939年的《新理學》，1940年的《新事論》、《新世訓》，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和1946年的《新知言》。寫于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是用近乎十年顛沛流離的生活作為代價，用愛國知識分子的一腔熱血作為筆墨完成的鴻篇巨制。

　　走近“六書”，有三個問題你躲也躲不過。一是先生為什么把“六書”稱之為“貞元六書”，二是“六書”藏著哪些哲學家的影子，三是“六書”閃爍著什么樣的不滅光輪。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馮先生把其稱之為“貞元六書”，源于一則掌故。抗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被迫遷徙到西南邊陲。歷史上的類似情況曾在晉、宋、明三朝有過，最后這些南遷的人都成為他鄉游魂，回到故土只能是夢里的永遠期盼。馮先生堅信，不破不立，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的復興時期，中國人民一定能憑借頑強意志打敗日本侵略者，收復河山耀國威。馮先生把這一過程稱為“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叫做“貞元之際”。先生在貞元之際所著述并以此命名之，一志今朝艱危，二鳴將來盛世。

　　解析第二個問題，需要掃描先生的求學背景。馮先生年輕時長期游學歐美，尤其是在美期間，一度師從實用主義大師——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杜威的哲學思想對馮先生哲學世界觀的形成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馮先生廣泛涉獵世界哲學名著和著名哲學派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茲、斯賓諾莎、康德等哲學大師的著作都作過精深研讀。洛克、休謨的經驗派哲學、中世紀哲學家的原子論、維也納學派的玄學觀、黑格爾學派的融貫說等都在馮先生的思想深處留下烙印。加之馮先生成長于中國的書香門第之家，古文功底深厚，舊學淵源廣博。這些因素加減乘除，就牽引馮先生的思想主潮必是東西合壁，著作方法必是博采眾長、兼容并蓄。

　　捕捉“六書”的原韻，必須潛入第三個問題的底層。“六書”以完整的體系雄踞哲學名著，其不滅光輪是“兩個世界”與“四個境界”的交相輝映，那光輪高高閃耀在馮先生的人生坐標上，高高閃耀在中國哲學史的坐標上，它是先生精神不朽的最美麗動人的象征。“六書”以《新理學》開篇，提綱挈領地架構“新理學”的自然觀、社會觀、歷史觀，有形有聲地呼出“真際世界”、“實際世界”兩個世界，諸多伏筆由此生發，萬千風情由此成景。緊接著，《新事論》融貫唯物史觀之說以討論文化問題；《新世訓》分析解釋道德問題以示青年修養；《新原人》極高明而道中庸，人的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盡情彰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先生的新理學創制達到頂峰；此后，峰回路轉，《新原道》以中國哲學之基本精神的繼續闡釋而漸趨平和；到了《新知言》，新理學合著成熟的哲學方法論，劃上了輝煌的句號。

　　在“六書”里走一遭，耗去了我半年時光。半年之于十年，算作短暫，但生命中有此一段真心投入、真情碰撞的日子，那是值得把玩回味、永久珍藏的。

六

　　人與人終究是要分手的，就像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高興得散，悲傷也得散。1990年11月26日，95歲仙壽的馮友蘭先生從容而安詳地走了。從此，地球上少了一個憂郁的背影，天國里多了一個欣慰的靈魂。這位幾乎與二十世紀同齡的老人，用“三史、六書”的雄渾格律，為我們構建了屬于哲學的詩意風景。剝開詩意的內核，那里深深藏著的竟是先生一生都揮之不去的孤獨。他在孤獨中等待，在孤獨中反思，在孤獨中著述，又在孤獨中迎接新的孤獨，孤獨成為先生終生不離不棄的伴侶。值得慶幸的是，先生在孤獨里悟出了大智慧，悟出了大境界，悟出了大文章。可以這樣說，是這份孤獨，使先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界卓然而立；是這份孤獨，使先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界一支獨秀；也是這份孤獨，讓我們看清了、認識了、了解了一個真實的真摯的可愛老頭兒。有時，真正的學術需要這樣的孤獨。孤獨可以讓一個人在相對獨立、相對靜謐的空間里盡情地釋放自己，孤獨可以讓一個人拋棄塵世的繁雜，扎下身子、靜下心來，一門心思地與先哲交流，與先賢對話，使孤獨后迸發的思想火花照亮艱辛的探索之旅，讓后來者站在孤獨者的磨難面前產生靈魂的頓悟，進而使自己不再孤獨。

　　書與書終究是要取舍的，只是取舍的方式不同而已。馮先生的書伴著歲月而喜而悲，伴著歲月或思或想，它是能感動和留住歲月的。讀他的書，你更多感懷的不是文字本身的美麗，而是一個純真哲學家的火熱良心與赤子情懷。由此，我想到了那些以艱澀求奇、以考據求異、以標榜求卓的所謂學院派哲學家們。在他們面前，馮先生更像一個平民學者。也許就是先生的平民化，使其著作在作古多年以后，仍能沒有障礙地來到人民中間，走進人民的心坎，并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海激起回瀾。

　　在馮先生的詩意風景里逗留得久了，心中忽生這樣的疑問，馮友蘭是什么？在我一些膚淺的或許能代表廣大普通讀者的一點真實體會里，他是一泓蘸著綿綿思緒的清冽甘泉，在洗盡浩如煙海的文字鉛華后，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他是一盞暗夜里啟明引路的不熄燈火，在照亮長約幾千年的封建隧道后，讓探索者找到先輩的足跡，走進那多姿多彩的精神家園；他是一座思想演進漫漫征程的醒目基石，在詮釋了什么是中國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史之后，挺拔了一個時代的高度，還原了一批哲人的本色。進而把零星的碎石堆成了高聳的智山，把涓涓溪流匯成了寬闊的慧海。閱讀這個用生命傳遞哲學真火、用詩意營造風景的老人，我的守望縮短了與諸子的距離，我的反思沸騰了連接先賢的時空。

　　就要離開馮先生的詩意風景了，我突然想起了卞之林先生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