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清歷》是傅璇琮先生的自選集，內容主要是作者自著或主編之書的序跋，還有對現當代著名學者的學術成就、治學方法的研述。該書所收文章最早寫于1958年，最晚寫于2009年，大致記錄了傅先生50余年的治學歷程，雪泥鴻跡，彌足珍貴。聯系傅先生的其它著述，引發我許多思考和感慨。

　　我以為，《治學清歷》展示的不僅是一個人的清歷，也是這一代學人的清歷。我所說的“一代學人”，特指新中國50年代培養的學者。他們在戰亂中度過少年時代，在新中國受到高等教育，走上學術之路時，又遭遇數不清的政治運動，長期處于動蕩嚴酷的生存環境和缺乏獨立與自由的學術氛圍。直至上世紀80年代，這一代學者始獲新生，并為中國學術界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古典文學與文獻領域，傅璇琮先生堪稱這一代學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51年夏天，傅璇琮高中還未畢業，就考上了清華大學。不久隨院校調整，他就讀的清華大學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學。1955年，23歲的傅璇琮因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牽聯而受到審查。1957年又因為參加樂黛云、裴斐為首的文人團體而成為“反黨小集團”成員，被打成右派，并從北京大學調動到中華書局。直到文革結束，他才真正迎來學術的春天。

　　1980年傅先生出版了第一部專著《唐代詩人叢考》，這在百廢待興、充滿期待的學術界引起不小的轟動。這時他已近50歲了，經過二十年的沉潛，他的學術研究真正進入佳境。

　　看了《治學清歷》，我想用三句話來總結傅先生和這一代優秀學者的學術貢獻：發千古之覆，筑百世之基，開一代之風。

傅璇琮：《治學清歷》，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版

　　“發千古之覆”，是借用了錢鍾書先生的話。他在贈傅先生《管錐編》上的題辭有“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一語。這當然含有對后輩勉勵之意，但也是確評。錢先生對于傅先生《黃庭堅與江西詩派資料匯編》、《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諸書確是頗為欣賞的，他在《談藝錄》中只提到兩個現代人的書，一個是呂思勉，另一個就是傅璇琮。傅先生的考據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像文史方面的福爾摩斯，擅長澄清舊說，了斷疑案。其《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唐才子傳校箋》等著作總是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經過精確的考證，在唐代的作家生平與文獻方面，糾正了不少原先流行多年的錯誤，還原歷史面貌，對于唐代詩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奠百世之基”，是指傅先生等一大批學者為后來研究者打下了可靠的文獻基礎。上世紀90年代以來，傅先生憑借著他的學術聲望和廣泛人脈，廣聚海內外學人之力，出色地主編了一系列中國古籍的基本文獻，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大型書籍。比如傅先生等人率領一大批學者，積12年之功，編纂成迄今中國最大的一部斷代詩歌總集——《全宋詩》。又如傅先生與顧廷龍先生主編《續修四庫全書》，是一項里程碑式的工程，所收書的總量遠超《四庫全書》。正如傅先生說，“《續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配套，將構筑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齊備。”《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能站在學術發展的時代高度，反映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成為了解我國古代特別是18、19世紀近二百年間文化學術發展的基本參考”。現在走進大中型文科圖書館，就能看到這部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用綠、紅、藍、赭四色精裝的1800冊《續修四庫全書》。它是文史學者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而隨著電子化與數據庫的普及，又將成為文史學者使用率最高的叢書之一。又如傅先生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由20多名學者合作完成，是唐代作家史料集成與考證力作，為唐代文學研究奠定相當堅實的學術基礎。

　　“開一代之風”，是說傅先生等優秀學者在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上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學人。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古代文學學術界為了從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大致出現兩種努力的方向：一種是從西方引進大量的新理論、新方法、新名詞；一種是回歸本土的傳統治學方法又有所創辟。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里，傅先生繼蕭滌非、程千帆先生之后，成為唐代文學研究新一代的領軍人物。他們倡導摒棄浮華、崇尚實學的風氣，主張考據與義理并重，文獻學與文藝學相融的方法。傅先生多次提出事實是研究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所謂宏觀研究“只不過是侈談”。但他的理想并不是單純的實證與考據，而是于其中貫穿著歷史文化意識。他在繼承陳寅恪先生的基礎上，運用文史互證、文史溝通的方式，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近二三十年來，這已經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學風。

　　傅先生在治唐代文史方面，精于考據與文獻，原本治學的路數較近于岑仲勉，但他一直更為推崇和向往陳寅恪、聞一多。這種現象頗耐人尋味。以我的推想，這也許正反映出他在當代學術背景下對治學理念和方法的獨特追求。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固然代表古代學術的高峰，但僅回歸這種傳統仍不足以代表當代中國的學術理論水平。傅先生認為，考據是陳寅恪學術中“極為次要的部分”，是可以超越的；陳寅恪“難以超越之處，是他的通識，他的遠見卓識”。“在唐史的范圍內，具體史事的考證，眾多材料的掌握，超過陳寅恪不是沒有，陳寅恪卻在總體上優越于他們，就因為他有涵蓋面廣得多的理論體系。他的文化史批評，雖然在某些材料考證上還不夠精細，甚至或有疏失，但并不妨礙它作為一種歷史理論，在近現代歷史學和文化學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又說：“我非常欽佩聞一多先生對于唐代詩歌所做的藝術分析，希望在繼承乾嘉學派考據傳統的同時，能夠具有陳寅恪、聞一多先生等的通識，把考證與作家思想、創作道路、作品分析、時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傅先生對陳寅恪的推崇，目的是在治學理念和學術方法上為學界指出向上一路。

　　學者有不同境界與格局，有的是“庭間之回驟”，有的是“萬里之逸步”（《文心雕龍·通變》）。傅先生之所以成為領軍人物，是因為他具有卓識遠見和開闊恢弘的理論氣度，他在治學上從不恃己之長，輕人所短，相反，他意識到所長有可能存在所短，故在理論方法上兼容眾長，不斷地完善與自我超越。他有很強的全局觀與學科遠見。比如他“一直呼吁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要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強調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建構文學史”。他非常強調從文學的整體出發來研究唐代詩歌，提倡用編年體的形式研究和敘述文學史，提供“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從地域和群體的角度來理清唐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他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就是這方面的典范。又如《李德裕年譜》與《李德裕文集校箋》雖然是文獻學著作，但實際上是以中唐時代李德裕為核心，圍繞“牛李黨爭”這條主線展開，“讓讀者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矛盾、政局變動，并折射出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的基本風貌”。在具體的文獻研究中，由個案的精深進入文史博通的境界。

　　傅先生這一代學者年輕時曾生活在惡劣的學術環境中，重壓之下，有的人零落，有的人枯萎，也有的人像沙漠中的胡楊樹，特別頑強地生長著。這些出類拔萃者，除了特別的天賦與機遇之外，都有一種傳承文化學術的使命感，這也是他們堅守的精神支柱。他們對“利祿”往往看得很輕，對學術史上的“名聲”卻看得很重。傅先生在為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所寫的序中也說：“人生總是有壓力的，就我個人來說，二十幾歲時就承受過難以想象的政治重壓，現在也還不時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謂世態炎涼之壓，根據我早年的經驗，這就需要有一種‘傲世’的氣骨。我總是以為，一個學者的生活意義，就在于他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時的社會名聲或過眼煙云的房產金錢。”這大概是從司馬遷以來中國文人對“名山事業”所認同的一種價值觀傳統。正因為如此，他的學術著作往往滲透著歷史滄桑、人生感悟與人文關懷。

　　讀傅先生的《治學清歷》，還產生一些感慨。傅先生他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學者，我們則是文革后產生的第一代學者。這兩代學者都經歷過文化的浩劫，都有強烈的學術使命感與理想主義色彩。傅先生說：“文革結束后最初幾年，我們這些學者都有一種興奮的心情，覺得一場噩夢已成過去，我們已經失去得太多，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們又相信，只要靠勤奮，我們肯定會重新獲得。那時國家的前途與個人的追求看來是那樣地吻合，人們真純地相信，我們應當盡自己的一點微力來奉獻給這個重新給大家帶來希望的美好的社會。”每讀這段話，我都不禁怦然心動。這何嘗不是我們這一代學人那時的心聲！作為有著直接師承和學緣關系的兩代學人，上一代的成果以及他們那種以學術為生命、堅忍不拔的優秀品德，一直是下一代效法的典范。當然，相比之下我們這一代學者受到政治壓力與思想束縛畢竟要短暫得多，又得益于改革開放，知識結構、研究方法與眼界都有所不同，研究環境、文獻資料等條件更為優越。我們的困擾恐怕不是直接來自政治的重壓，而是在名韁利鎖的誘惑下如何保持獨立的精神與自由的思想。這讓我又想起傅先生的話：“我們這樣的讀書人或學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應該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時間歷程上站得住，在學術行程中得到認可。”傅先生積50年的體悟之言，值得做學問的人好好回味，并深深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