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學術界，傅璇琮先生是為人熟知和敬重的學者。他在數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取得的累累碩果，久為海內外學者所矚目。從上世紀60、70年代的《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到80年代的《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從與友人合作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到組織國內數十位學者編纂的《唐才子傳校箋》，不夸張地說，已經成為唐宋文學以及唐宋歷史研究者案頭常備的工具書與參考書。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將來有誰像梁啟超做《清代學術概論》那樣，做一本當代中國的學術史，里面如果不出現傅璇琮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說是不完整的。

　　同大多數學者不同的是，傅先生不是在高?；蜓芯克锕ぷ?。他本來可以成為一所名牌大學里的名教授，或者研究所的研究員，像那些大學者們一樣，有大量的時間供自己支配，有成群的弟子為自己傳名。他也確曾有過短期的在母校北京大學任教的經歷。但歷史老人那股不受人控縱的力量將他拋在出版社編輯這一人生坐標上，一下就是40年。

　　只要是對出版社有所了解的人，都能體會那種捆綁人的坐班制、喧鬧的工作環境以及瑣碎繁雜的編輯事務對編輯自己的研究帶來的困難。對于近十數年尤其是近幾年來一直承擔著越來越重的行政責任的傅先生來說，其工作之繁忙雜亂，又自較常人為更甚。

　　雖然他說：“有人說編輯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種說法我并不大同意。因為一個好的有心的編輯，在工作中所學到的有時比在學?；蜓芯繖C構中要實際得多，有用得多?！保ǜ佃短圃娬搶W叢稿·后記》，《唐詩論學叢稿》，京華出版社1999版）但這實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辭。另一面他又說：“出版社工作的繁雜是學校和研究機構無法想象的，在上班時幾乎恨不得一人生就三頭六臂以應付各方面紛至沓來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的事情，有時真像杜甫所寫的那樣，‘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白天忙得頭昏腦脹，只有到晚間，待妻兒安頓好后才能稍稍有安靜的時光，以求得一點‘時還讀我書’的余興?！保ā度螄w〈盧照鄰集編年箋注〉序》，同上書）
但讓人欽佩的地方正在這里。如同50年代那場政治災難不能阻止他，70年代云夢大澤里的下放勞動不能阻止他一樣，這種“簿書何急來相仍”的工作環境當然更不會阻止他須臾放棄自己作為學者的責任。大的計劃缺少足夠的精力去思索，沒有完整的時間去完成，那就像從海綿中擠水一樣，將零碎的時間從原本應該留給休息的份額中擠出來。這樣，在為學術界奉獻出上舉那些大部頭的同時，我們便不間斷地讀到了他數量不少的單篇著述。

一

　　我們知道，對于治文學史的人而言，文史結合是被奉為不二法門的一條學術傳統。上世紀4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為林庚《中國文學史》所作的序中說：“文學史的研究得有別的許多學科做根據，主要的是史學，廣義的史學?！保ㄖ熳郧濉妒裁词侵袊膶W的主潮》，《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今天來看朱先生半個世紀之前的這幾句話，既是對前輩及同輩學者學術道路的總結，也不啻是對后輩學者的預言。幾十年后，傅先生的這本書里，同樣是在為旁人作的一篇序中有這樣一句話：“治史對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保ǜ佃洞鱾トA〈唐代方鎮文職僚佐考〉序》，《唐詩論學叢稿》，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的理解中，文史的結合固然是要求用史學研究的成果來為文學研究服務，也就是說將對諸如史料的爬梳與辨析、對史實的清理與復原等工作作為文學研究工作的先期投入。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究其實質，毋寧說是對實證學風的一種呼喚。

　　回溯明清之際，學者有感于明代學風空疏，轉趨務實。有清一代，風會雖有遷播，總起來看，確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概括的，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這一由黃宗羲、顧炎武等首開其端的求實之風，至爾后的乾嘉學派乃造其極。乾嘉學派發揚漢學傳統，用考據學的方法整理古籍，不僅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在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上澤惠后人?？疾於兰o以降的學術史，不難看到這種治學精神在諸如王國維、陳寅恪、胡適、傅斯年、聞一多、顧頡剛、錢鍾書等身上的一脈相沿。

　　但它在始于丙午的非常歲月中隨著文化的被革命而受到冷落。非常的歲月也許容易過去，學術風氣的復原就遠比政策的調整來得慢而且難。加之改革開放帶來的文化熱和市場經濟伴隨著的浮躁之風，一時間空疏又儼成學術界的氣候。明乎此，可以更清楚傅先生久為學界所稱道的幾部著作在當代學術史上的作用與功績。尤其是《唐代詩人叢考》出版于80年代頭一春，親身經歷了剛剛過去那段歷史的人不會不知道那時的古典文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

　　那幾部著作是以具體的實學形態展現在研究者面前的，而《唐詩論學叢稿》中的許多文字使我們得以直接了解藏匿在它們背后的作者的治學思想。寫于1986年的《〈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序》說：

　　我希望研究者能潛下心力，踏踏實實地做一些基礎工作。在自然科學內，用嚴格的實驗方法來確定事實有時會導向規律的發現，社會科學研究是否也由此得到一些啟發呢？規律是要談的，新方法的運用也是值得討論的，但科學研究必須有大量的事實作基礎。脫離大量的事實而侈談規律和方法，就會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誡子書中所說的那樣，是非常危險的：“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傅璇琮《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序》，《學林清話》，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同年的《〈唐代詩人叢考〉余論》又說：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古典文學研究中也存有一種假、大、空的學風，再加上后來“四人幫”所推行的文化專制主義，強使學術研究為他們的篡權陰謀服務，使人們對一些空論產生反感，對某些所謂實學感到興趣?！短拼娙藚部肌肥且徊靠急嫘缘闹?，雖然所用的方法還是舊的，卻使人產生某種新鮮感，就因為正是在那一時際出版的緣故。（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余論》，《唐詩論學叢稿》，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

　　這兩段說明三點：一， 傅先生將實學視作學術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種方法；二， 很早就將這種方法用于自己的學術實踐；三， 而且在意識中希望能夠用它來起到反撥一時學風的作用。

　　作為有學術責任心的學者，傅先生從來沒有放棄一貫的主張。他寫于989年的《點校本〈五代詩話〉序》仍然不忘在對歷史的批判中重申自己的觀點：

　　文學史研究，如同歷史研究一樣，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過于強調研究規律，似乎在一部書中，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只有能提出或發現什么規律性的東西，才是高水平的研究。當然，如果作為整體的要求，我們研究歷史和文學史，以求達到揭示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是可以的，但那是何等的不易，恐怕要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積累相當的成果，才能逐步有所收獲。而歷史研究的任務，有一點卻被許多人所忽略，那就是要把歷史事實搞清楚。歷史上的一個個事件，一次次潮流，歷史人物的種種活動，其真相究竟如何，它的來龍去脈，它的矛盾的各個側面，真實情況是怎樣的，這不但對于近現代史是重要的，對于古代史也是重要的，對于政治史是重要的，對于文學史、思想史以及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歷史，也是重要的?？梢院敛豢鋸埖卣f，不理清基本事實，而議論什么規律或所謂宏觀研究，只不過是侈談。

　　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如果到現在還不重視歷史過程的周密而客觀的研究，那只能是原地踏步，即使寫出多少大的論著或編出多少大的工具書，都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如果離開文學史的事實，我們能作出多少宏觀的理論研究來呢？（傅璇琮《學林清話》，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這的確是傅先生學術思想的基礎。這一學術思想指導他早在70年代中期便形成了一套關于唐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設想，并在之后的十數年間一步步加以實現。換句話說，這十數年間的每一部著作都體現了他講求實學的學術思想。如同他很自謙地說的，“這些書對于研究唐代文學和唐代歷史，還是切實有用的，不是一些鑿空之言和浮泛之辭。它們可以是學術進程中的一個新的序列，提供給研究者作為繼續探討的材料，而尚不致成為如顧炎武譏笑過的輾轉販賣的舊銅?！保ā丁刺拼娙藚部肌涤嗾摗罚?br /> 可以這么說，傅先生的研究雖以古典文學為最著名，發表的著作也以古典文學范圍內的為多，卻大都是建立在史學的實證精神和嚴密的史料考證的基礎上的。他擺在世人面前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是他講求實學的治學思想的有力證明。

二

　　雖然如此，如果僅僅看到傅先生學術思想與前代實學傳統的相似，尤其是將其治學方法完全視作乾嘉學派的余緒，那不僅是不全面的，更是不正確的。

　　就乾嘉學派而言，在其鼎盛的當時，便隱約顯示出與其所矯正的空疏之風相對立的另一種弊端，用同處于乾嘉盛世的章學誠的話說，就是“風氣證實過多，發揮過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學誠《與江龍莊書》，《章氏遺書》卷九，《豫恕堂叢書》本）。章氏在《文史通義·原學下》對義理、辭章、考據家的偏于一隅提出批評，謂：“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循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于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懸虛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又總之曰：“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葉瑛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

　　識見通明而宏遠的學者的確不會自畫于一隅。在對待考據與義理的問題上，他們往往有很正確的見解。那就是以考據為前提，以義理為目標，在考據提供的基礎上進行義理的闡說。不同時代的學者注重的義理或者說心中所懸義理的內容當然各不相同，但作為一種治學路徑，他們往往是這樣走過來的。

　　比如被胡適譽為“稀有天才”的傅斯年本來十分推重乾嘉之學，不無偏激地認為：“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那個主義?！保ǜ邓鼓辍妒穼W方法導論》，《傅斯年全集》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但他同時也有與這迥異的理論主張。他在談及中國文學史的編纂時提出過出入漢宋、奄有兩長的問題：“宋人談古代，每每于事實未彰之先，即動感情，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漢學家，把事實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對付文學的手段，因為文學畢竟是藝術?！蹦敲磻撊绾稳プ瞿?？“寫文學史應當無異于寫音樂史或繪畫史者，所要寫的題目是藝術，藝術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東西。而寫一種史，應當有一個客觀的設施和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談的人和物有個客觀的真實，然后可得真知識。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識上，然后是有著落的感情?！保ǜ邓鼓辍堕e談歷史教科書》，《傅斯年全集》第五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更重要的是他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完全證明他在實踐上突破了原先偏狹的見解。

　　再往近看，當代學者中程千帆先生是一個典型。關于程先生的治學特色，不少文章談得很好，但比較起來，尚不能越出他自己的幾句話。他的《閑堂自述》中說：“大體說來，在詩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夠做到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并重；背景探索與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詩人或某篇作品的獨特個性與他或它在某一時代或某一流派的總體中的位置，及其與其他詩人或作品的關系并重。我寧可從某些具體對象入手，然后從中概括出某項可能成立的規律來，而不愿從已有的概念出發，將研究對象套入現成的模式。寧可從具體到抽象，從微觀到宏觀，而不是反過來?！保ǔ糖Х堕e堂自述》，《程千帆選集·下》，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這幾句話精辟、凝煉、完整地概括出了他自己考據與義理并重、微觀與宏觀兼融，由考據進而義理、由微觀臻于宏觀的治學方法。

　　傅先生也屬于這一類學者。雖然如上所說，實學是他治學思想的基礎，他的文章也大都以實證的形態出現，但我們讀那些文章，包括那些純考證的文章，總會產生一種不同于傳統考據學的感受。他考證的范圍有時很小，考證的步驟往往也很細，但我們并不感覺著饾饤與支離，相反，我們能感覺瑣細其表下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意識，一種文化意識。這種文化意識不僅將他所有的著作綰合成一個整體，也終將使他的著作以這種整體的方式顯示自身學術史的價值。

　　傅先生的基本學術思想體現于他的具體研究成果中，同樣也反映在他對現當代學者的評價里。

　　在已故學者中，傅先生本來是十分推重岑仲勉先生的。因為“在近代治唐史學者中，傾其主要精力用于人物與史事考證的，創獲最多，可資利用的成果也最豐碩的，要算岑仲勉先生”（傅璇琮《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序》，《唐詩論學叢稿》，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學工作者并未繼續岑仲勉的工作，無論研究歷史還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人，著重研討的差不多都是大問題。近幾年雖有較多的考證專著與論文涉足文史兩個領域，并不純粹是文學研究，但從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學研究者，幾乎沒有專業的史學研究（見《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序》）。但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是，雖然這本《唐詩論學叢稿》中提到岑先生的地方確實不少，能讓傅先生不惜筆墨發為專論的兩位學者中卻沒有岑，一個是聞一多先生，另一個是陳寅恪先生。當我們了解了他的學術思想，對于這一點就不感到奇怪了。

　　認真讀過《聞一多與唐詩研究》一文，我們可以知道傅先生所關注于聞一多的，是他先做文字校訂、字義訓釋的工作，然后再進行綜合研究的研究格局，以及以歷史的眼光把握唐詩發展大的方面，著力探討唐詩與唐代社會及整個思想文化的關系，注意于文化史的總體探討的學術思想體系。至于陳寅恪先生更是如此。在《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序》中，他雖然將之與岑仲勉并稱為“奠定唐代人物考證基礎”的“近現代兩位大學者”，隨即又轉道：“但總的說來，他是以一定的理論體系來統攝全局見長的，有些史學著作把他歸之于史料學派，并不確切?！彼ù髿饬懗梢黄愐〉膶Ｕ?，即《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單從文章的題目便可知道他的用心所在。他承認“陳寅恪當然是強調原始資料的重要性，強調對資料和史事進行嚴密的考證的”，但不滿于人們僅僅將陳先生看成一個考據家，認為“把陳寅恪的學問歸結為考據，那只是看到它的極為次要的部分”，甚至認為“從考據和資料上超過陳寅恪，應當說并不十分困難”，“陳寅恪難于超越之處，是他的通識，或用他的話來說，是學術上的一種‘理性’，這就是經過他的引征和考析，各個看來零散的部分綜合到一個新的整體中，達到一種完全嶄新的整體的認識”。他所看重于陳寅恪的，是他總結出的所謂陳寅恪“對歷史演進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評”的學術體系。具體說來，就是“既把以往人類的創造作為自然的歷史進程，加以科學的認識，而又要求對這種進程應該具備超越于狹隘功利是非的胸懷，而加以了解，以最終達到人類對其自身創造的文明能有一種充滿理性光輝的同情”。

　　在文章中，傅先生十分希望今天的學術界在研究陳寅恪各種具體成就之余，對他的學術思想作一個總的把握，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索一下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對學術文化有一種什么樣的思考，而這種思考又能給我們今天以什么。

　　其實，從傅先生的治學道路中，我們已經得到了他給我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