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上說：黃帝的史官倉頡，仰觀天象，俯察鳥獸蟲魚之跡，創造出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我認為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這種道理不在于黃帝的雄才偉略和倉頡的睿智；而在于這表明了，文字是在有了政權之后才產生的。

　　 就一個族群來說，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必定有了比較成熟和完善的語言。對于他們來說，有語言就足夠了。因為一個小群體的交流，語言是最好的，而文字沒有什么優勢。語言的交流時直接的，而文字的交流是間接的。其次，一個族群也不具備創造文字的基礎，即大量的符號。因為一種語言的創立，必須借鑒大量的符號，而一個部落的符號是有限的，它必須借鑒很多部落的符號。

　　 只有當出現了部落聯盟，或者出現了一個部落統治了其他部落時；也就是出現了政權時，文字才有了產生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就人而言，你用聲色拳腳，只能控制三五人；你用語言，可以統治幾十幾百人；而你用文字可以統治千，萬，億人。因為人與人的交流性，決定你政權的深度。文字是語言在時空的延伸，有了它，語言可以傳千里，傳萬世。文字還具有超越方言的力量。

　　 政權是文字產生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有政權不一定會產生文字，但文字的產生一定在政權出現之后。首先，政權代表大范圍的統一，只有在大統一下，才具備創制文字所需的大量符號。其次，文字的產生，是有組織的創造，它是一次性地完成了差不多全部的文字，而不是一點點積累而成的創造。縱觀后世很多國家或民族創造文字，都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基本上就創制了他們的文字。如蒙古文，西夏文，日文，韓文。

　　 在中國的遠古時代，一個部落聯盟的首領（也許就是黃帝），他迫切地感覺到，他的旨意無以行千里，他的恩威無以施眾人。他于是就命他身邊的大智者（也許就是倉頡），創造文字。這個大智者，廣泛搜集了已存的各種紋飾，刻畫，符號，圖案；又按照某種思維創造了許多符號和圖案，使這些與語音一一對應，就制成了文字。有了文字的應用，這個首領的旨意就變成了政令，他的恩威就變成了的德與法。

　　 盡管受文字創造者本民族，現實，習慣和思維的影響，每一種文字都呈現一定的風格，但其每個文字具體形態的產生，都是偶然性的，隨意性的。

　　 文字的本質是用刻畫符號，代表語言中的一個個讀音。只要這種符號能夠明確無誤地表達語言中的語音，至于這個符號是什么形式，只要這個民族不認為有什么不妥，都是可以的。不論它是圖畫，或是記號，或是紋飾，或是根本沒有什么意義的筆畫組合。因為在政權下創造的文字，就使文字具有了一種類似”法”的東西。甚至文字本身就可以被看做一種法。只要這個文字被確定，人們就可以依此來遵循。

　　 中國的文字有兩個源頭，不過這兩個源頭都不能稱之為文字。一是先民受自然事物的啟發創造的各種紋飾和符號，二是先民對現實各種事物的刻畫圖案。這些符號和圖案，都表達了一定的意義，甚至有些可能被用來記事，記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些符號圖案與語言平行發展或偶有交叉。一些符號，可能在生活中表現一種意義，而沒有讀音；而另一些符號，可能被經常使用，不僅表現一種意義，也具有了一個讀音。這就是符號和語言在平行中的交叉。但他們都不能稱之為文字，因為這些符號無論怎樣使用，或記事，或記物；它們只是表現世界的，而文字是用來表達語言，表達思想的。

　　文字的基本形態是，用一連串的符號去表達語言和意義；而不是用單個的符號去表現世界。這就是文字和史前符號的區別。

　　 既然符號只能表現世界，怎樣才能讓符號變成可以表達語言和思想的文字呢？必須形成一個文字系統，這個系統按照，語音對應的需要和語言自身內在的邏輯，去重新定義每一個符號，使一個個符號成為文字。

　　 首先，一些符號在應用中，具有了發音的特點；這只是符號向語言的靠近，要想使符號變為文字，必須反過來，用語音重新定義符號。按照語音的需要，搜集整理原有的符號圖案，再創造一些新的符號圖案，使每個語音對應一個符號或圖案，這就形成了一個符號系統。而這個系統的每個符號，就都具有了發音。其次，這些符號獲得語音的同時，又獲得了語言法則和思維邏輯的雙重定義。因為只要你用這些符號去表達語言，這些符號就具有了語言所具有的，語言法則和思維邏輯。符號就變成了文字，文字系統就形成了。

　　 創立文字系統，不是人們自發地，自下而上就能完成的；它必須由一個機構，自覺地，由上而下地完成。而這個機構就是政權的機構。因此文字是由統治階級創造的，而文字的源頭是人民創造的。

　　 中國古代，特別是上古中古時期，文字就是統治上層的專利。這也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字是由統治上層創制的，而非人民大眾創制的。否則那些黎民黔首們，為何對它不識又不用？

　　 中國的“文字”二字。其中“文”的甲骨文金文，象紋飾交錯的樣子;即原始的各種紋飾。而“字”的甲骨文金文，上面象一個房子，下面是一個小孩;代表產生，派生的意思。“文字”二字代表了，原始的紋飾符號和由他們派生出來的各種圖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