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溫泉，男，字源春，號田畔居士，1939年6月11日生于福建省順昌縣，祖籍長汀縣。1965年7月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在學期間，曾主編詩刊《鳳凰木》。1958年開始創作，發表詩歌40余首、對聯20余副、文藝評論及新聞報道多篇，散文、小說在地方獲獎多次。現為閩北客家聯誼會常務副秘書長。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時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文學家和詩人。他雖然不是詞的專門家，然而也寫了一些詞，并且對當時及后來的詞壇有很大的影響。《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東軒筆錄》卷十一）可是，關于寫邊塞生活的詞，“今只存‘衡陽雁去’一調。”（《疆邨叢書》）在《疆邨叢書》中，有《范文正公詩余》一卷，其中除【漁家傲】外，還有【憶王孫】、【蘇幕遮】、【御街行】、【剔銀燈】和【定風波】。【剔銀燈】一首，是否真是范仲淹所作，筆者頗有懷疑，特留待后面論述。【憶王孫】一首，今人唐圭璋先生和龍榆生先生均考定乃李重元所作。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詞》卷二十一中寫道：“《疆邨叢書》本《范文正公詩余》系用曹君直校補歲寒堂刊《范文正公集補編》本，但第一首【憶王孫】‘颼颼風冷荻花秋’一首乃李重元詞，見《花庵詞選》。”《花庵詞選》卷七有李重元【憶王孫】四首，名曰：“春詞”、“夏詞”、“秋詞”、“冬詞”。其第三首“秋詞”（“颼颼風冷獲花秋”），與疑作范詞“秋思”的那首完全相同。《花庵詞選》是最早記載范詞的詞集之一，成書時間與范、李二氏所處的時代是比較接近的。因此，唐龍二先生的論斷是可信的。

一、范仲淹的詞的主題思想及其風格的多樣性

　　依據主題思想性及風格的不同，我把現存的范詞歸為三類（【剔銀燈】因存疑，另外論述）。【蘇幕遮】和【御街行】是一類；【漁家傲】是一類；【定風波】是一類。今分別論述如下。

　　　　【蘇幕遮】（別恨）（注一）

　　　　碧云天，
　　　　紅葉地。（注二）
　　　　秋色連波，
　　　　波上寒煙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
　　　　芳草無情，
　　　　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
　　　　追旅思；
　　　　夜夜除非，
　　　　好夢留人睡。
　　　　明月樓高休獨倚。
　　　　酒入愁腸，
　　　　化作相思淚。

　　（注一）題曰“別恨”，有的版本作“秋思”，此從《花庵詞選》。

　　（注二）《詞綜》與《疆邨叢書》均作“黃葉地”，此從《花庵詞選》。

　　　　【御街行】（秋日懷舊）

　　　　紛紛墜葉飄香砌。
　　　　夜寂靜，
　　　　寒聲碎。
　　　　真珠廉卷玉樓空，
　　　　天淡銀河垂地。
　　　　年年今夜，
　　　　月華如練
　　　　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
　　　　酒未到，
　　　　先成淚。
　　　　殘燈明滅枕頭欹，
　　　　諳盡孤眠滋味。
　　　　都來此事，
　　　　眉向心上，
　　　　無計相回避。

　　【蘇幕遮】和【御街行】寫的都是傳統題材，寫的景色都是深秋的景色。

　　關于【蘇幕遮】的主題思想，黃蓼園云：“按文正一生，并非懷土之士，所謂鄉魂旅思以及愁腸思淚等語，似沾沾作兒女想，何也？觀前闋可以想其寄托。開首四句，不過借秋色蒼茫以隱抒其憂國之意；‘山映斜陽’三句，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闋因心之憂愁，不自聊賴，始動其鄉魂旅思而夢不安枕，酒皆化淚矣。其實，憂愁非為思家也。文正當宋仁宗之時，敭歷中外，身肩一國之安危，雖其時不無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憂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蓼園詞選》）這種解說，確實是穿鑿附會，正如胡云翼所說：“黃蓼園所賦予這首詞的思想意義，完全是外加的。”

　　【蘇幕遮】，許多人都認為它是寫戀人之思的。楊慎在《詞品》中說：“二公（韓魏公、范文正公—筆者）一時勳德重望，而辭亦情致如此，……”《詞苑》云：“范文正公【蘇幕遮】‘碧云天’云云，公之正氣塞天地，而情語入妙至此。”（《歷代詩余》引）夏承燾、懷霜在《范仲淹多樣風格的詞》中寫道：“這兩首詞（指【蘇幕遮】和【御街行】——筆者）都是描寫兒女離情的，……”（見1962年6月8日文匯報）

　　我不同意以上說法。我們不應該因為屈原和唐人用“芳草”喻小人，就認為范詞中“芳草”亦喻小人；不應該因古人多用“芳草”喻離別，就認為范詞中“芳草”亦喻離別（夏承燾和懷霜的文章中有“芳草無情，只是暗點離別”等語）；也不應該因為看見【蘇幕遮】中有“相思”二字，就認為它是寫兒女情事的，因為“相思”也是有多種多樣的。我們應該從通篇來分析它。

　　既不是“憂天下”，又不是“懷情人”。這首詞到底寫的是什么樣的主題？張惠言《詞選》說：“此去國之情。”這說得比較近似。但這“國”是什么“國”呢？范仲淹沒有離開過祖國，不可能有懷念祖國之情，因此，這“國”并不是“祖國”。范仲淹由于黨爭，佞人的排擠、謗議，受貶幾次，在朝庭站不住腳，自己也曾好幾次請命外出作地方官，因此，不至于有懷京都之情，這“國”也不大可能是“國都”。從上所言，再從該詞的通篇來看，我認為【蘇幕遮】所寫的是懷故鄉（古人有稱“故鄉”為“故國”者，張惠言所謂“國”，應指此），念親友（包括志同道合的同僚）之情。下段就這方面試作分析一下。

　　【蘇幕遮】上片著重寫景，下片著重抒情，同時，上片亦是情語，下片亦有寫景，可以說是情景交融的。上片寫的是深秋傍晚，下片寫的是入夜后的事。在深秋的一個傍晚，登高樓而遠眺，看到的是“碧云天，紅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在這開闊的境界中，看到“天接水”的遠方及逐漸伸延到斜陽外的芳草，作為旅人的、政治上屢遭挫折的、有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的范仲淹，自然會引起懷念故鄉和故鄉親友（包括志同道合的同僚）的感情。下片的“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正道出了他憂思之源。范仲淹也是有鄉土觀念的，不象黃蓼園所說的“文正一生并非懷土之士”。他在顯貴以后，常把“恩例奉賜”拿到家鄉去散給族人。且買田于蘇州，號曰“義莊”，再以“義莊”的出息贍養族人。雖然，一首詞不一定就是寫作者自己的事，但總是灌注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我想這首詞，正寫出了范仲淹因為久離家鄉和親族、羈旅在外、感到寂寞孤單，所引起的懷念家鄉和親友的思想感情。

　　【御街行】的主題比較不好理解。從字面上和詞的意境上來看，它是通過在深夜里所見所聞所為所感的描寫，表現了一個人的愛情失意、戀人之思，自然也體現了作者的以孤寂感和其他種種積郁。但也許作者另有寄托。前人常以寫懷情人來表達懷念國君的感情。范仲淹是個忠君愛國者，曾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屢次進諫而不顧利害。他雖然屢次遭貶，但他認為是皇帝左右的呂夷簡等人排擠他的結果，因此他不至于怨恨皇帝（他參加黨爭時，斗爭矛頭是指向呂夷簡等人的）。相反地，他還提出許多維護皇帝統治的主張（雖然代表了當時較進步的中、小地主的利益，客觀上也符合了當時人民的一些愿望，但本質上是為封建王朝服務的）。因此，他遭貶或事邊時懷念國君也是有可能的。如果這詞的主題真是這樣，那么，根據上面所言，這個主題的兩面性——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有值得否定的地方——是很顯然的，這里就不多說了。但其是否真有這樣的主題，大家還可以研究，這里僅是把問題提出來而已。

　　現在，就以前一種解釋來分析一下這首詞。

　　【御街行】所寫的景致，全是深秋夜晚的，比起【蘇幕遮】來，這秋意還要更深。【蘇幕遮】中，秋，只深到葉紅的地步，而【御街行】所寫的秋，則已到了“紛紛墜葉”、“寒　聲碎”的程度了，已接近冬天了。在靜寂的夜晚“真珠廉卷玉樓空”，不見所愛，只見“天淡銀河垂地”，顯得非常孤寂、空虛。“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這就是他孤寂、空虛和憂郁的原因。這里，有對所歡的懷念，也對有家不能團聚的現實所發出的不滿和憤慨。下片寫了愁悶無法解脫的情景，以酒解愁更相思，愁苦真是太深了，通篇是哽咽，句句是哭訴。然而與前首一樣，是低泣，是抽噎，而不是大哭，這就寫出了愁深的不可測。

　　我們怎樣評價【蘇幕遮】和【御街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呢？

　　【蘇幕遮】里所反映的愛家鄉、愛親友的思想感情是封建社會中進步知識分子的常情。這種思想感情，與范仲淹的忠君愛國思想并不矛盾。他愛國，自然愛家鄉和家鄉的親友，也是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一部分。我們知道歷史上的范仲淹是個正直的士大夫，他的政治主張雖在本質上是維護封建統治，但在某種意義上或多或少表現了他對當時人民的體恤，即對人民處在大官僚大地主的盤剝之下，處在天災的威脅之下，或多或少有些同情，這在他做地方官時開倉濟災民和興修水利使沿海人民少受海潮威脅就可以表明，他對于故鄉的好親友大概是抱著這種心情的，他自然是把故鄉親友當成必須體恤的對象。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故鄉，也自然是他這“天下”的一部分。那么對于長期羈旅在外的范仲淹來說，家鄉親友的喜怒哀樂也就是他的喜怒哀樂。這就是說，對家鄉和家鄉親友的懷念所引起的“憂”也是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的一部分。對大的方面——國家——的憂，和對小的方面，具體的方面——家鄉、親友——的憂，構成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的具體內容。這“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口號，在北宋初的范仲淹能夠提出來，不能不說他具有進步的世界觀（因此，【蘇幕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意義）。然而，他這種世界觀，并不象有些當代人引用時所體會的那樣單純，那樣進步，而是有局限的（我指的是范仲淹提出這種口號時所呈現的本來含義）。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所謂“天下”，是包括中、小地區在內的帝王的天下，跟人民的天下是有距離的。因此，這種懷念家鄉和親友的思想感情實質上乃是封建士大夫的。我們再來看看他所謂的宗族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他說：“自祖宗來積德百余年，而始發于圣，得至大官，如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何以入家廟乎？”（《范文正公集、年譜》）他不肯“獨享富貴”是對自己宗族而言的。他這段話中，顯而易見，他把自己得大官當作為本族人謀利的途徑；他把恤族人當成自己的責任，可是仍舊從“我”這個角度出發——以恤人樂己，是為了對得起祖宗，不至于在祖宗面前處于尷尬地位。在今天看來，他恤族人的做法，實際上是剝削他地之人，以富本鄉之親之戚之友。這是值得批評的地方。

　　【御街行】與【蘇幕遮】一樣，使人讀之感到壓抑，心情沉重，而且更甚。在封建社會里，妻離子散是常有的事，而在宦海中浮沉的范仲淹，也存在著有家不能團聚的悲哀；就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一首詞與【蘇幕遮】一樣，具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蘇幕遮】反映了封建社會里的士大夫離鄉背井而懷念家鄉和家鄉親人的苦悶）。換句話說，這兩首詞都揭露了當時背井離鄉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從側面表達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御街行】所寫的兒女之情也是干凈的，是真情實感的流露，雖然纏綿悱惻，卻沒有花間派那樣不堪入目的東西。

　　【蘇幕遮】那種懷家鄉、念親友到憂思沖沖積郁化淚的思想感情，是與我們為了改革開放和世界和平事業、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而志在四方、以四海為家在外工作或學習的人不融洽的。如果誰再有象【蘇幕遮】那們的思想感情，就與當今時代精神和我們的志向意愿脫離了。而【御街行】那種思想感情，在今天自然也是不該存在或不復存在了。

　　【蘇幕遮】和【御街行】，一寫對家鄉和家鄉親友的懷念，一寫對遠方情人的相思，寫的都是憂愁和苦悶，都以“柔情”“麗語”見長，風格基本上是婉約的。正如胡云翼在《宋詞選》中所言：“還沒有擺脫‘花間’派綺靡的風格，但骨力則較為遒勁。”必須指出，這兩首詞已沒有“花間”派的脂粉了。夏、懷二先生在《范仲淹多樣風格的詞》中寫道：“這兩首詞的風格，雖然與豪放的【漁家傲】不同，但氣象在‘花間’溫、韋之外。”這話是不錯的。但他們又說：“這兩首詞……表面上雖然婉約，而骨子里卻仍然是豪放的”這句評語只適用于【蘇幕遮】。起句“碧云天”譚獻評之為“大筆振迅”（見《復堂詞話》）是恰當的，其上片雖含憂思，寫的秋景卻是開闊、豪爽和有氣魄的。而【御街行】雖有“天談銀河垂地”這樣“空靈”的句子，卻不能減少其通篇的蕭煞凄涼甚至陰暗（尤其是下片）的氣氛；其表達的感情也比較纏綿悱惻，不似【蘇幕遮】那樣干脆利落，因此說【御街行】“遒動”尚有，卻不“豪放”。

　　【漁家傲】是范仲淹討西夏的產物，是現存范詞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最高的一首，最能體現他的人格、雄心壯志和平定邊患的政治主張的一首。它通過對西北邊疆生活的描寫，表達了“燕然未勒”、壯志未酬的感慨，同時也寫出了自己念家的情緒和對鎮邊士卒生活艱苦表示同情的思想感情，有著當時極可貴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這首詞寫了邊塞悲壯的景色，在悲壯的景色中想到家，可是，他沒有沉緬于思家，而是同時想到“燕然未勒”，這就難能可貴了。其全詞是這樣的：

　　　　寒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里，
　　　　長煙落日孤城閑。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發征夫淚。

　　關于這首詞的起句——“塞下秋來風景異”，譚獻評之為“沈雄似張巡五言”（見《復堂詞話》），我認為，就通篇講，也可以說是“沈雄”的，一面是沈郁蒼涼，一面是雄壯慷慨；二者是統一的，屬于豪放派，如彭孫遹所言：“蒼涼悲壯，慷慨生哀。”（《金粟詞話》）但這種豪放不同于今天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豪放——昂揚奮發，因為它“慷慨生哀”，情緒是惆悵的，基調是低沉的，這是范仲淹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在封建社會中的士大夫不可能有我們今天的雄偉氣魄，作為當時政治上，經濟上勢力較薄弱的中、小地主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代表范仲淹，當然更不會有我們今天的革命樂觀主義——對革命勝利的自信，即使古代豪放派的代表詞人辛棄疾的代表作【破陳子】也不免有感傷，“可憐白發生！”表現了對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失去了自信（這是個人的理想沒有融入大眾的、歷史潮流的結果）。范仲淹看到要實現自己“勒銘燕然”的理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怎么能不會有感傷呢！

　　關于【漁家傲】的豪放之中為什么有著兩面性的問題，馬茂元在《范仲淹的詞》（1962年2月24日文匯報）一文中說得很清楚，我完全贊同。他在詳細地論述了【漁家傲】的主題思想與藝術效果和矛盾、詞的藝術效果與范仲淹為人的矛盾之后，找出了其矛盾的根源，最后他概括起來說：“表現在詞里的，由于他關懷現實，有著深廣的義憤的主導的一面，所以排奡，所以沉郁；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所以哽咽，所以悲涼，所以情調低沉。兩種互相排斥的因素對立的統一，也是詞風和人的統一。”關于這個問題馬氏在文章中說得很詳盡，不須我多說了。

　　這首詞使范仲淹在詞史上有特殊地位。在這首詞產生之前，還沒有一個文人以這樣豪放的風格去寫邊塞生活來表達愛國主義思想感情。這首詞是愛國詞。決定范仲淹是個愛國詞人的當然不是以這一首詞作為唯一標志，因為范仲淹在政治上本來就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這首詞的確也是他被稱為愛國詞人的標志之一。

　　范仲淹是個忠君愛國者，他愛的國是封建帝王的國，是他希望能為自己階級——中、小地主——謀利益的國，因此，范仲淹的愛國主義，與當時人民的愛國主義是有一定距離的。但是在內憂外患的條件下，希望平定邊疆，體恤戍卒的艱苦，是與當時人民利益相通的。他在這首詞中所表現的憂，固然有他因時代和階級局限所造成的思想感情的弱點，但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思想的表現。他體恤戍卒的艱苦，能體會他們的感情（“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把自己思想感情與戍卒的思想感情等觀了；事實上，這首詞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在當時戍邊士卒中的確也是有的）。跟他在江淮一帶做地方官對開倉濟災民和為人民興修水利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他一向很強調做事要“合民心”。要平定邊疆，減少人民和士卒的痛苦，自然也是他要合民心的一種表現。我們今天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人民在反侵略者的斗爭中是昂揚慷慨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對于【漁家傲】那種抑郁情緒自然不能相通；但對范仲淹在當時有這種思想感情，我們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值得敬佩的。這首詞，對于今天的我們，不僅有認識價值，而且，只要能正確地對待，那種強烈的愛國主義仍然對我們有教育作用。

　　關于這首詞，人們論述了很多，此處不再詳細分析，只是對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唐圭璋在《范仲淹》（見1961年6月號《雨花》）一文中寫道：

　　“他曾經以出征日久無功，請貶官處罰，正說明他當時的處境。歐陽修稱這首詞為‘窮塞主’之詞，也是實錄。不過，防止敵人的侵略是正義戰爭，范仲淹為三軍統帥，保衛祖國邊疆，應該具有‘終剛強兮不可陵’的英雄樂觀主義，鼓勵士卒，積極進取，消滅敵人，收復失地，不應該流露這種傷離念遠，懷鄉懷家的心情，以致士氣消沉，日久無功，這是他對戰爭性質認識不清，同時也說明他的軟弱性。因此，他只筑城、修寨、練兵，做到暫時的、消極的防御，卻不能勒銘燕然，奏凱歸來，這就有愧于漢代的‘龍城飛將’了。”

　　唐氏這段話，我有不同意的地方。

　　“防止敵人的侵略是正義戰爭，范仲淹為三軍統帥，保衛祖國邊疆，應該具有‘終剛強兮不可陵’的英雄樂觀主義，鼓勵士卒，積極進取，消滅敵人，收復失地……”這種主張倒是不錯的，但針對這首【漁家傲】來發這種議論就不是知人論事了。在積貧積弱的北宋初期，有政治眼光的范仲淹在一度強大的西夏面前，怎么可以、怎么能夠對這次討西夏戰爭的前途抱盲目樂觀的態度呢？我看，他在這首詞里所表現的憂愁之因不僅是因為自己未勒銘燕然而又年老所以嘆息，而且是因為他看到趙宋王朝一味采取妥協政策和積貧積弱，根本不可能取得對西夏戰爭的徹底勝利，——這是使這位愛國者最悲哀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盲日樂觀，不是自欺欺人嗎？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漁家傲】所表現的抑郁感情，還是比較合于歷史現實的。“戰勝歸來飛捷報，玉階遙獻南山壽”的情況雖然也是有的，但不是時代主流，不是典型的情況，只是歐陽修虛張聲勢，粉飾現實罷了。（在這里，我不是要贊揚范仲淹的那種抑郁感情，而只是指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的產生是有必然性的，不能過分責怪范仲淹，當然，他那種抑郁感情與今天的革命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我們只能這樣批評范仲淹：對于因為北宋政權的腐敗而不能在對西夏戰爭中取得徹底勝利這一點，不該僅停留在哀傷這一步，還應該更進一步，激憤地或辛辣地揭露朝庭的腐敗。按他在黨爭中的言行來看，這一要求不會過分，他是可以辦得到的。范仲淹自己鎮邊過程中，是有“積極進取，消滅敵人，收復失地的，只是消滅的敵人不多，收復的失地不多而已，但這不能完全歸罪于他，歸根到底是整個北宋王朝國防力量薄弱所造成，他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扭轉整個局勢的。

　　“……不應該流露這種傷離念遠、懷鄉懷家的心情，以致士氣消沉，日久無功，這是對戰爭性質認識不清，同時也說明他的軟弱性。”這話也有可商榷的地方。這首詞的基調低沉，沒有老當益壯的情懷和在邊疆傷離念遠、懷家懷鄉，除了時代和環境的原因以外，的確也表現了他的軟弱性——政治、經濟上地位不鞏固的、軟弱的中小地主的軟弱性。但也應該看到，他在傷離念遠、懷鄉懷家的同時，不是有“燕然未勒歸無計”的感慨么？換言之，在傷離念遠、懷鄉懷家的同時，還想到對敵斗爭未勝利不能隨便回家這點，而且還選取后者為上，在兩種思想感情矛盾的情況下，他已經讓前者服從后者。我認為這正是他“積極進取”精神的表現。說范仲淹在【漁家傲】中流露了“傷離念遠、懷鄉懷家”的心情，就“以致士氣消沉，日久無功”，不僅夸大了這種情緒、這首詞的影響程度，而且模糊了北宋士氣消沉的根本原因。北宋邊防士卒士氣消沉不能歸罪于范仲淹。這是北宋當局一向屈辱投降的結果。北宋的士兵，原是積極反抗侵略的，譬如北宋對遼作戰時，在主戰派寇準的堅決要求下，真宗不得已而親征，真宗渡河時，宋軍踴躍歡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可是，真宗卻急于求和，情愿每年按量給遼以貢賦，遣使往議歲幣時，無恥地說：“必不和已，雖百萬亦可。”這怎么能不叫士兵將領們失望呢！反過來看，范仲淹是有“勒銘燕然”的雄心壯志的，在日常軍務中，他大概也不會不注意鼓勵士氣的，并不會不注意檢點自己對部下的影響。他實際上，已經做到“號令明白，愛撫士卒”（《宋史·列傳七十三范仲淹傳》）。唐氏說范仲淹守邊“日久無功”也是失實的。如果說北宋征西夏“日久無功”是可以的，說范仲淹鎮邊“日久無功”是不可以的。他筑城防守，使“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宋史·范仲淹傳》），敵人說他“胸中自有數萬甲兵”。在北宋積貧積極弱的條件下，在西夏強盛的條件下，能夠使敵人不敢犯境，是不簡單的事了。這是很大的功勞，當時民歌就把他描繪成“西賊聞之驚破膽”的英雄。那么他為什么還屢次請罪受罰泥？我認為有兩種原因。他在鎮邊時是做陜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權力是不大的，他的行動還要聽別人指揮，這就使他不能很好地實現他的許多好主張；他請貶，在這種意義上說是對朝庭不能重用他的一種消極的反抗。他是想“勒銘燕然”的人，即有徹底擊潰敵人、永久安定邊疆的理想的人，他是不滿足于僅能防守的，請貶受罰，在這種意義上說是他自慚自責的一種表現。唐氏說他“只能筑城，修寨、墾田、練兵，做到暫時的、消極的防御，卻不能勒銘燕然，奏凱歸來，這就有愧于漢代的‘龍城飛將’了。”這也不很妥當。范仲淹不能勒銘燕然，奏凱歸來，這不是范仲淹的過失。北宋不是出“龍城飛將”的盛漢。他“筑城，修寨、墾田、練兵”是不能視為消極的，相反，這正是他積極的軍事策略。北宋建立以來，為消除唐的藩鎮割據流弊，極力加強中央集權，罷功臣典禁兵，萃集精兵于中央，邊城則更番戍守，造成兵不識官、官不識兵，不能應付邊防之急——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北宋兵多而雜散，軍費開支大，疲兵不知戰——積弱不振。在這樣的條件下，范氏采取“筑城，修寨、墾田、練兵”的辦法，以整頓軍容，減輕人民負擔，積蓄力量，以待來日“勒銘于燕然”，不是很明智的做法么？我認為范仲淹的這種做法不僅只是為了暫時的防御，而且是百年大計。如果象韓琦那樣采取冒險主義態度“置勝敗于度外”輕易出擊，就非象韓琦那樣慘敗不可。說范仲淹對戰爭性質不該認識不清，也要具體分析。如果這種說法是指他沒有馬克思主義戰爭觀，自然是正確的，因為它指出了范仲淹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但唐氏的論點說的不是這個，而是以此論點作為原因，推論出范仲淹抗敵不積極的結論，這就錯了。范仲淹的思想主導面是正統的儒家思想，其核心除了忠孝仁愛之外還有超越當時水平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那么，他為了維護漢民族的政權（在當時符合漢族人民的愿望），常常憂慮國家的外患是必然的（他在一次十項諫議中就有“修武備”一項）。因此，他雖然不能正確地認識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性（關于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中國古代是有傳統概念的，各家有不同說法，按儒家正統觀念看，外族的侵略和臣民的反叛等引起的戰爭都是不義的，反之，討外侵、壓內亂的戰爭是義的，我想范仲淹也是有這種觀念的：但這種觀念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因此我這里說“他……不能正確地認識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性。”）但他對這次討西復的戰爭是會積極的，因為這次戰爭是合乎他的政治理想的。

　　以上說了許多，似乎是題外話，但實際上，弄清這些問題，對理解【漁家傲】來說，是很必要的。

　　　　【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

　　　　羅綺滿城春欲暮，
　　　　百花洲上尋芳去。
　　　　浦映□花花映浦。（□內為缺字。下同。——引者注）
　　　　無盡處，
　　　　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
　　　　功名得喪歸時數。
　　　　鶯解新聲蝶解舞。
　　　　天賦與，
　　　　爭教我輩無歡緒！？

　　【定風波】初見于元人李治（仁卿）《敬齋古今黈》卷之三，前人皆無論述，本文試論之。

　　題為“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白花洲”。穰，即穰縣，故城在河南鄧縣外城東南隅。“百花洲”在河南鄧縣城東南隅，范仲淹營為游詠之所，大概是穰城（即穰縣縣城）的郊區。范仲淹五十七歲知鄧洲，五十八歲時曾寫《中元夜百花洲作》一詩，其中有“百花洲里夜忘歸”句，故【定風波】定是五十七歲之后的作品，是記常游百花洲之事而抒己之志的作品。

　　【定風波】的開頭是“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是說穰城里雖然“羅綺滿城”花花綠綠，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尋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樣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極了。“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這種美好境界無邊無際，走進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將逝去，沒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詠之地尋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確實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換句話說，對城市的生活已沒什么興趣，必須離開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間去，那里遠比這表面繁華的城市生活來得好。這表明了范仲淹對官場生活已經厭倦，對表面穩固的朝庭存在著反感，想離開朝庭，離開官場，尋找他途，退隱歸田去，希望過陶淵明式的生活。（我想，這可能就是他屢次請貶的原因之一。）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實質。所以，下片緊接著說：“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替自己的這種思想進行辯解，認為他想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說，“鶯解新聲蜨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歡緒。”在詞的意境上是寫對景色的欣賞，實際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隱歸田是很愉快的、很樂觀的、很自然的。

　　這首詞，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見受挫之時，其本階級（中、小地主）軟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隱的念頭，乍看起來，這種念頭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實際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奮不顧身”（宋史），“公少有大節，其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趍捨，其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圣賢不能必，吾豈茍哉？’”。（《范文正公集》《褒賢集：神道碑銘》）可是我認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導一面）。范仲淹消極低沉的時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嚴重而已。這是因為他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階級——中、小地主——在當時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地位都是不鞏固的，雖然有上升的積極要求，卻是很軟弱的；他所處的時代是沉悶的時代。（關于范仲淹有積極一面和消極一面，從以上分析的三首詞中亦可看出來，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說明，讀者要更進一步了解這種兩面性的具體情況，實質和根源，可參閱馬茂元的《范仲淹的詞》一文，我完全贊同馬氏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也許有人會說，他既然在五十七歲左右有這種消極退隱思想，可是他在58歲時怎么能寫出《岳陽樓記》這樣積極的散文呢？不錯，《岳陽樓記》是篇積極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為旁證，說明范仲淹在知鄧州時（五十七、八歲）思想上消極面積極極面有著激烈的斗爭，而斗爭的結果是積極面占了上風。《岳陽樓記》寫了兩種人在洞庭湖兩景色面前所表現的兩種不同情緒，實際上與他自己的思想有關。他年輕時，生氣勃勃，積極進取。后來三遭貶職（知鄧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鄧州前充邊任），知鄧州時，年紀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極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陽樓記》最后強調“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正是他自己的矛盾著的兩種思想傾向對立斗爭的結果，積極一面占了上風了，他過去一貫的積極處世的思想復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否定了消極一面，希望、鼓勵自己向古仁人看齊，希望、鼓勵自己比古仁人更進一步。他在這時思想斗爭的結果是積極一面占了上風，但當時的消極一面卻在【定風波】中記錄下來了。

　　【定風波】揭露和抨擊了北宋王朝表面繁華實為軟弱腐敗、政治黑暗的現狀，希求一個清明世界，這是應該肯定的。然而，作者尋求的道路是不正確的，他未主張積極斗爭，而是回避斗爭，退隱避世，想到山林之間尋求個人清靜，他這種對朝庭不合作態度采取了消極方法來表現，這是應該批評的。他在仕途受挫政見受折、階級斗爭激烈的情況下，退隱避世，這是他消極的一面。我們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在振興中華、建設民主文明富強祖國的過程中，也一定會遇到許多矛盾和困苦，但我們不能有范氏那種消極退隱、鉆到個人小天地里求安逸的思想感情，走到辜負人民希望、與時代背道而馳的路上去。“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啊！

　　歷史上的范仲淹是位正直的正面人物，但他確實也有消極的東西。他的每一首詞都有積極一面和消極一面，雖然各首中這兩個方面比例不一樣。我們在肯定其積極一面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消極一面，特別是他愛在詞中寫秋景來宣染感傷情緒，在詞中吟唱低沉調子等方面，我們應該認真對待；因為它跟今天的時代精神是不能調和的；可是，范仲淹有很高的藝術技藝，這些詞所宣染的消極感情，比較容易影響今天人的思想感情，特別能影響比較脆弱的人。

　　關于范詞的風格，可以這樣總述：他的詞有兩種風格——豪放的和婉約的。【蘇幕遮】和【御街行】是婉約的，但【蘇幕遮】有豪放的成分，【漁家傲】是豪放的。【定風波】的風格是飄逸；它有婉約的一面，但偏于豪放。

二、范仲淹的詞在詞史上的地位

　　北宋初期，整個文壇都是繼承唐末五代余風的，在詞方面也是“花間”、“尊前”詞風占優勢。但在北宋初，范仲淹在詞方面，除了繼承前代詞風之外，還進行了一些革新。范詞無論在題材和主題方面還是詞的風格方面，都表現出承前啟后的特點。范仲淹的詞寫了邊塞生活，游宦懷鄉念家之情，愛情失意和歸田退隱之思。這些詞的題材和主題有的前人寫過，但范仲淹對其有所發展；有的前人沒寫過，是范仲淹開拓的。范詞好的風格除了繼承前代的婉約以外，還創立了豪放風格，這是詞史上文人詞的一個重大變革。現在就范詞的題材主題方面和風格方面的繼承和發展情況略談一下。

　　先談繼承方面：

　　“花間”、“尊前”以來，文人詞多寫男女之情，游子懷家念親友的題材和主題也是常見的，其風格是婉約的；范仲淹的【御街行】和【蘇幕遮】顯然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范仲淹【漁家傲】通過邊疆生活的描寫，表達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和對戍邊士卒生活艱苦的同情。這種題材和主題在敦煌曲子詞的民間詞作中早已有之。敦煌曲子詞的寫作年代，最早的在七世紀中葉，大都是民間作品，比起文人創作的詞來，要早得多。其中寫邊疆生活的詞中，有的詞對外族侵略者表現了強烈的憎恨和愛國主義（與忠君聯系在一起）思想感情。例如：

　　　　【菩薩蠻】
　　　　
　　　　敦煌古往出神將，
　　　　感得諸蕃遙欽仰。
　　　　效節望龍庭，
　　　　麟臺早有名。

　　　　只恨隔蕃部，
　　　　情恨難申吐。
　　　　早晚滅狼蕃，
　　　　一齊拜圣顏。

　　這里，雖然有忠君思想，但“滅狼蕃”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比范仲淹【漁家傲】所表現的更加昂揚。至于邊塞士兵的勞苦，在敦煌曲子詞中也有反映，只是通過閨婦征人來表現而已。寫邊塞景象凄涼的也有，甚至直接說“邊塞苦”，希望為國出策定邦的也有，如說“何時獻得安邦計”【菩薩蠻】即是。敦煌曲子詞中還有很多寫戰爭場面的，很是壯烈。象【劍氣詞】“第一”中“聞賊勇勇勇，擬欲向前湯。心手五三箇，萬人誰敢當。”“第二”中的“丈夫氣力合，□箇擬當千。猛氣沖心出，旹死亦如眠。”則寫出了邊防士卒對敵人勇猛作戰的英雄氣慨，這遠比范仲淹的【漁家傲】來得有氣魄。我想以上談到的這些，對范仲淹的【漁家傲】的題材（邊塞生活），主題（愛國主義，戊卒生活艱苦的同情和定邊壯志）和風格（豪放感慨）都有影響。

　　在唐代早期詞中，就有一些描寫邊塞生活的文人詞，如韋應物的【調笑令】：

　　　　胡馬，胡馬，
　　　　遠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
　　　　邊草無窮日暮。

　　戴叔倫的【調笑令】（“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都是筆調高曠，意境開闊之作。這些詞對范仲淹的【漁家傲】也會有影響的。

　　以上談的是范詞的繼承關系，下面談談范詞的發展和開拓方面。

　　敦煌曲子詞中雖然已有許多詞寫了邊塞生活，且通過它表達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寫了戰爭場面，反映了戌邊士卒的勞苦；而且這些詞多數具有豪放、昂揚慷慨的風格，但這些都是或幾乎都是民間創作。在文人詞中，范仲淹的【漁家傲】顯然是個創舉。過去的文人詞，還沒有象【漁家傲】這樣，通過悲壯的邊塞生活的描寫來表達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和定邊的雄心壯志，以及對戌卒生活的艱苦表示同情。【漁家傲】的風格，在文人詞中更有劃時代意義。前代文人詞中雖然也有寫邊塞生活的，但沒有范詞【漁家傲】這樣豪放，這樣強烈的愛國主義，韋、戴的邊塞詞雖然開闊，卻比【漁家傲】悲涼得多，藝術性也比【漁家傲】差。

　　范仲淹的【定風波】寫了對宦游生活的煩膩，這方面，與他同時的柳永也有類似的作品，如【鶴沖天】（“黃金榜上”）表現了宦途失意的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飽含激憤，卻是玩世不恭的。而范仲淹的【定風波】則對官場不滿的同時，對自己想離開官場另尋他途抱著樂觀態度，詞里的表現的內容也比柳永的【鶴沖天】來得高潔。這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對擴大詞的題材和主題方面有些貢獻。

　　范仲淹以豪放的風格把邊塞題材帶入詞壇，并通過這種題材來抒發愛國主義思想感情，這對文人詞來說，是個創舉。【漁家傲】的出現，擴大了詞的題材和主題，使詞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內容和豪放的風格，起著扭轉唐五代以來糜麗詞風的作用，成為使詞由“花間”、“尊前”糜麗婉約詞風過渡到蘇軾、辛棄疾粗獷、清新和豪放詞風的媒介和橋梁，成了蘇、辛豪放派詞和邊塞詞的先驅。

　　總之，范詞的題材和主題有傳統的也有新發展的；范詞兼有兩種風格，甚至兩種風格統一于一首詞中。因此，我們說，范仲淹的詞處于詞史上一個大變革的過渡時期中。

三、【剔銀鐙】（與歐陽公席上分題）是范仲淹作的嗎？

　　【剔銀鐙】（與歐陽公席上分題）的全詞是：

　　　　昨夜因看蜀志，
　　　　笑曹操孫權劉備，
　　　　用盡機關，
　　　　徒勞心力，
　　　　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細尋思，
　　　　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世都無百歲。
　　　　少癡騃，
　　　　老成尫悴。
　　　　只有中間些子少年，
　　　　忍把浮名牽繫。
　　　　一品與千金，
　　　　問白發如何回避！

　　這首詞的思想內容是非常消極的。這里不是退隱歸山的問題，而是厭世的問題。“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心機，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借三國分立，曹孫劉不能統一中國來否定人生的意義，否定了一切人們的一切斗爭和努力，否定了求上進的必要，所以作者“屈指細尋思”的結果是，與其艱苦地參加社會斗爭，倒不如象劉伶一樣一醉來得好。“爭如共劉伶一醉”，貶說那些積極參加社會斗爭的人根本不能跟醉生夢死的劉伶相比。而下片所言，也不是什么否定追求功名，而是人生如夢，一切皆空的悲觀主義論調，充滿著人生短促的感嘆。如果是揭示曹、孫、劉爭奪天下的階級實質與歷史本質，正確地批判他們的爭權奪利荼毒百姓，那當然是有意義的。可是，這首詞不是這樣，相反地，而是借三國分立的事實籠統地否定一切斗爭（即連積極的、能推動社會進步的斗爭也被否定了），鼓吹人生如夢，得過且過的頹廢思想，充斥著極端的虛無主義，集老莊思想消極部分之大成。《中吳紀聞》說它“寓勸世之意”，范仲淹會這樣勸世嗎？我們雖然也承認他有消極的一面（如前面所述的），但他那種“每感激天下事，奮不顧身”、“以天下為已任”、“進亦憂，退亦憂”、“以天下為已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的精神，與這首詞的主題思想是絕不相容的。換句話說，盡管范仲淹的思想性也有消極一面，但不至于象這首詞的思想那樣頹廢沒落。

　　這首【踢銀鐙】幾乎都是赤裸的說教，沒有形象之句，更沒有一個動人的藝術意境。它不僅是以散文入詞，而且幾乎通篇是悲觀哲學的論說文字。這與前面分析的四首范詞的風格是大不相同的。前面分析的四首范詞，盡管它們藝術水平不平衡，卻是有很大的藝術魅力的。

　　這首【剔銀鐙】，初見于《中吳紀聞》卷五：“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鐙】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問白發如何回避！’”既然是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鐙，皆寓勸世之意，那么歐陽修也一定有一首與此主題相似的【剔銀鐙】，可是，為什么《中吳紀聞》沒有記載，而《六一詞》中也不見呢？

　　這首詞初見于《中吳紀聞》卷五。《中吳紀聞》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呢？《中吳紀聞》是宋·龔明之撰，成書于1174年，相距范仲淹在世122年，相距時間不太長也不太短。這是一部筆記小說，效范忠文東齋紀事體，效蘇文忠公志林體寫成的。作者在序中談到，作者祖宗很有名望，“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同舍亦多文人”，可是，“厥后世異事變，利門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跡亦晦，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念焉”。作者對他這幾輩的無聞于世，很是惋惜，再加自己“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更是悲嘆。于是要寫一本書，記載“有俾王化關士風者”和所謂“新舊圖經及夫地志所不載者”，以便算人聽聞，留名于世。這是作者的寫作動機。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是在他“西山之日已薄”的九十二歲之時，“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而成。這本書寫些什么呢？“鬼神夢中雜置其間”，“談諧嘲謔，亦錄而弗棄”。就以有關范仲淹的材料來說，就有所謂“范文正為閻羅王”一條——這真是無稽之談！由此可見，所謂“可以稽考往跡”的話，其可信程度就不難測出了。事實上，雖然有的東西可作研究歷史的參考，但大部分是不大可靠的傳說性的東西，作者自己也承認是為“資助談柄”的。關于【剔銀鐙】的來源，可以這樣設想：作者身處偏安的南宋，寫“有戒于人”的《中吳紀聞》，也就有可能寫一些“寓勸世之意”的詞，以假托當時很有名望的范仲淹所作，更便于起“勸世”作用；也可以這樣假設：這本書記載的事多是街談巷議，范仲淹在當時是很有名望的人，關于他的傳說也一定很多（《中吳紀聞》有記載一些），那么，偽托為范仲淹所作的詞被龔明之記下來也就不足為怪，這正如“范文正公為閻王”那則一樣。

　　從上所述來看，這首【剔銀鐙】很可能不是范仲淹作的，據其語句的議論化來看倒象是南宋人的作品。偏安的南宋，也的確使許多人滋長了茍且偷安的思想情緒，而【剔銀鐙】正是充斥著這種思想情緒的。

　　不過【剔銀鐙】是否為范仲淹所作的問題，此處只提出幾點疑議，并未作最后肯定，還待大家研究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