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詞曲話

68、《碧雞漫志》

　　南宋王灼所著的詞曲評論筆記。共五卷。王灼，生卒年未詳。字晦叔，號頤堂。四川遂寧人。博學多聞，嫻于音律。紹興十五年（1145）冬，寄居成都碧雞坊妙勝院，常至友人家飲宴聽歌，歸則“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累既多，于十九年編次成書，分為5卷，題為《碧雞漫志》。

　　為王灼晚年之作。五卷。內容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次列涼州、伊州等28曲，追述其得名之由來，與漸變宋詞之沿革過程。論詞推崇豪放，認為蘇軾的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但也不排斥婉約派詞作，但特別批評李清照和柳永，體現了儒家禮教的偏見。總的來說此書搜羅豐富，見解精辟，有其獨到之妙。

　　卷一論樂，自歌曲產生至唐宋詞興，述歷代聲歌的遞變。卷一：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永言即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制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為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自漢至唐所存之曲”條：“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云、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眾，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纻、子夜、團扇、懊憹、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卷二論詞，歷評唐末五代至南渡初的詞，評論北宋詞多達60余家。

　　《碧雞漫志》通行本有《說郛》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今有：《碧雞漫志》中華書局1958年版，2000年版；《碧雞漫志校正》巴蜀書社2000年版；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教坊記羯鼓錄樂府雜錄碧雞漫志香研居詞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9、《樂府指迷》

　　《樂府指迷》一卷，宋代沈義父撰。沈義父字伯時，生卒不詳，蘇州震澤人。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賦領鄉薦，為南康郡軍白鹿書院山長。致仕歸，在家鄉建義塾，立明教堂講學，學者稱“時齋先生”。著有《時齋集》、《樂府指迷》、《遺世頌》等，今僅存《樂府指迷》。

　　據《樂府指迷》自序，此書乃沈義父為子侄輩講論作詞之法而作。共29則。首則轉述吳文英作詞之法：“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發意不可太高”，以此四法為準則，其余則闡明作詞之法，而以周邦彥《清真詞》為主，以吳文英家法為旨歸。所論作詞的起結、字面、煉字、用事、命意、協律等，于詞實際創作，頗有助益。如論“起結”：起句“大抵起句便是所詠之意，不可泛入閑事，方入主意。詠物尤不可泛”；過處“多是自敘，若才高者方能發起別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結句“須要放開，有余不盡之意，以景結尾最好”。對一些詞家的評論也很簡潔、有眼光，如評姜夔詞得失：“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評吳文英詞：“夢窗深得清真妙處，其失在于用事下語下晦處，‘人’作‘令人’，不可曉。

　　《樂府指迷》沒有單行本，最初附于明代陳耀文《花草粹編》卷首。其后有《四庫全書》本、《百尺樓從書》本、《四印齋所刻詞》本、《詞話叢編》本等。

　　今有：《樂府指迷箋釋》蔡嵩云箋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1998年版；《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夏承燾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樂府指迷》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樂府指迷》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1986版；《樂府指迷》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陳良運主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0、《詞苑叢談》

　　清代詞話，十二卷，清代徐釚撰。徐釚（1636～1708）清代詞人。字電發，號虹亭、鞠莊、拙存，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今屬江蘇蘇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纂修明史。因忤權貴，二十五年歸里后，東入浙閩，歷江右，三至南粵，一至中州。游歷所至與名流雅士相題詠。康熙皇帝南巡，兩次賜御書，詔原官起用，不肯就。卒年七十三。

　　《詞苑叢談》此書收錄從晚唐到清中葉詞人、詞作、有關掌故及歷代的評論，分為體制、音韻、品藻、紀事、辨證、諧謔、外編等7門，材料較為豐富。書中的某些缺點，后在馮金伯的《詞苑萃編》中有所補正。但其征引舊文，乃隨時抄撮所成，未盡注明出處，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有感于此，乃根據作者所引之原始文獻，詳加校勘，且注明出處比較蕪雜如在卷一“體制”中有詞人詞作介紹，如“梁武帝江南弄”、“張志和漁歌子”、“賀詞本滕王閣賦”、“子野師師令”等；有詞史，如“三百篇乃詞祖”、“唐初無長短句”、“宋詞非愈變愈下”、“傳宗歌頭為長調之祖”；有詞論，如“詞要清空”、“詞與古詩同意”、“詞須注意音調”、“詩詞分疆”；有詞的作法，如“詞起結最難”、“中調長調須一氣呵成”、“詞中對句最難”；有詞調，如“詞曲同調名”、“小調換韻”、“古詞調名多屬本意”等。

　　今有：《詞苑叢談》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37年版；《詞苑叢談》唐圭璋校注，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1985年版，2008年版；《詞苑叢談》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1、《詞源》

　　清代詞論，2卷，南宋張炎撰。張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三）詞曲別集《山中白云》。

　　一部有影響的詞論專著，著者張炎（1248～1320？）。此書分為制曲、句法、字面、虛、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令曲、雜論等十三部分。上卷是音樂論，其論詞律尤為詳贍；下卷為創作論，所論多為詞的形式。主張好詞要意趣高遠、雅正合律、意境清空，并以所作為論詞的最高標準。詞源部分舊有刻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蔓之詞。自成一家。；音譜主張“詞以協音為先”；主張清空：詞要清空騷雅。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昡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此詞疏快不質實。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見。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書中所論詞的作法，包含著他個人的創作實踐經驗，某些論述至今仍有借鑒作用。如何制作慢詞：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如何起，尾如何結。然后選韻，然后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于過變則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詞既成，恐前后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畫粗疏，即為修改。改畢，凈寫一本，展之幾案，或貼之于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暇之玉。急於脫藁，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作詩猶且旬鍛日煉，況其詞乎！如何鍛句：法詞中句法，須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答襯副得去。于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云平。閏重九云。簾半卷。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詞以意為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姜白石賦梅。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為所使。

　　詩難于詠物。詞為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為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白石齊天樂賦促織云……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至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又詠纖足云。二詞亦自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耳。

　　但是把辛棄疾、劉過的豪放詞看作“非雅詞”，則反映了著者偏重形式的藝術觀點。提今有：《詞源》唐圭璋校注，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1985年版，2008年版；《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夏承燾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詞源》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出來清空騷雅之說。提出來清空騷雅之說。

72、《介存齋論詞雜著》

　　清代詞選、詞論，清代周濟撰。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庵，生于公元1781年，卒于公元1839年，荊溪（今江蘇宜興）人。公元1805年（清嘉慶十年）進士，官淮安府學教授。為學重經世濟用，好讀史及兵書將略，著有《晉略》八十卷，自負有濟世偉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藝事，推衍張惠言詞學，譚精研思，持論精審，為常州派（清代詞學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興〕朱彝尊選輯《詞綜》，論詞以“清空”為宗，一時作家，相習成風，是為浙派。常州張惠言兄弟選輯《詞選》，以“意內言外”為主，又開常州一派）重要的詞論家。著有《未雋齋詞》和《止庵詞》各一卷，《詞辨》十卷，《介存齋論詞雜著》一卷，輯有《宋四家詞選》。另有論詞調之作，以婉、澀、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傳。

　　《介存齋論詞雜著》原載于《詞辨》前。《詞辨》為周濟于1812年客授吳淞時自編的一部詞學教材，以選詞為主，兼有評論。1935年，唐圭璋將《雜著》從《詞辨》中析出，收入《詞話從編》。《介存齋論詞雜著》共三十一條，發揮“意內言外”的說法，明確提出填詞要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宣，斐然成章”；“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并提出了“詞史”之說，即能從詞中見史，“感慨所寄，不過盛衰”，“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周濟把上述理論原則運用到唐宋名家詞數十家的品評上，作出了具體而微的辨析。從總體上，周濟五代、北宋的尊奉溫庭筠、韋莊、周邦彥等而貶抑南宋姜夔、張炎等，此與浙派對立。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樂工；南宋盛于樂工而衰于文土。

　　姜張非巨比擘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亙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并為一談，亦固其所也。

　　溫韋之別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己揭響入云，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學詞途徑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韋莊詞端己詞，清艷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見風度。

　　馮延巳詞皋文曰：“延巳為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耆卿為世訾謷久矣，然其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今有：《介存齋論詞雜著》唐圭璋校注，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1986年版；《介存齋論詞雜著復堂詞話蒿庵論詞》，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73、《白雨齋詞話》

　　清代詞話，8卷，陳廷焯撰。陳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蘇丹徒人。光緒十四年（1888）舉人。少好為詩，宗奉杜甫。30歲左右，始專心治詞10年。他的詞作傳世不廣，但感情沉厚，不背風騷之旨。著有《白雨齋詞話》、《白雨齋詞存》、《白雨齋詩抄》等。又曾選《詞則》24卷，2360首。

　　《白雨齋詞話》共8卷，690余則，是近代詞話中篇幅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書作者自稱撰述的宗旨是“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沉郁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為斯詣綿延一線”（《詞話自序》），是有意識的針對詞壇風尚提出和闡述自成體系的論詞主張。

　　本書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張，但在一些具體論斷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詞派創始人張惠言、周濟等的意見。其論詞強調“感興”、“寄托”，認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詞話》卷六）；突出闡發情意忠厚和風格沉郁，主張“誠能本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卷一）。所謂“忠厚”，即詞“以溫厚和平為本”（卷八）；所謂“沉郁”，即措語“以沉郁頓挫為正”（卷八），使之“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興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貫串為一的，“感慨時事，發為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為沉郁，斯為忠厚”（卷二）。同時，強調“入門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書通過具體評論歷代詞人和詞論，較詳盡地闡述了上述基本觀點。

　　本書雖然不反對豪放派詞，對蘇（軾）辛（棄疾）亦有推崇，但過于強調風格沉郁，所以仍以溫（庭筠）韋（莊）為宗，稱贊溫庭筠的〔菩薩蠻〕14章為“古今之極軌”（卷一）；韋莊詞“最為詞中勝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孫，認為“詞有碧山（王沂孫），而詞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認識蘇辛詞中較直接反映現實的詞作的價值。而對民間文學也表現了鄙夷態度，認為“山歌樵唱”，“難登大雅之堂”（卷六）。

　　陳氏所持的觀點主要是常州詞派的說法，主張作詞貴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對無病呻吟，也反對“一直說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對詞的評判標準，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關于前者，陳廷焯自己解釋：“所謂沉郁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非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似乎與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這樣觀點指導下，與以往正統詞評家不同的是，陳氏給予蘇辛以及之后數百年的陳維松等“豪放”詞人極高的評價：“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于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郁。”“迦陵（陳維崧）詞，沉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如此評價可謂難得
《白雨齋詞話》中出現最多的一個名字當為“碧山”（指王沂孫），陳氏對于王沂孫的推崇，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艷語，不鴝地俚爾。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推崇蔣春霖詞：蔣鹿潭水云樓詞蔣鹿淋水云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于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層也。○鹿潭才氣甚雄，“沉郁”之標準也有些狹隘。陳氏以此為據，將納蘭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詞人行列，說他“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

　　《白雨齋詞話》光緒刊本，有開明書店本。

　　今有：《白雨齋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1983年第三次印刷；《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屈興國校注，齊魯出版社1983年版；《白雨齋詞話》手稿影印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4、《蕙風詞話》

　　晚清詞話，5卷，況周頤撰。況周頤（1859～1926），近代詞人。原名周儀，以避宣統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別號玉□詞人，晚號蕙風詞隱。臨桂（今廣西桂林）人。原籍湖南寶慶。光緒五年（1879）舉人。后官內閣中書、會典館纂修，以知府分發浙江，曾入兩江總督張之洞、端方幕府。其間，復執教于武進龍城書院和南京師范學堂。辛亥革命后，以清遺老自居，寄跡上海，鬻文為生。　況周頤以詞為專業，致力50年，為晚清四大家之一。20歲前，詞作主“性靈”，“好為側艷語”，“固無所謂感事”（趙尊岳《蕙風詞史》）。光緒十四年（1888）入京后，與當時詞壇名家同里前輩王鵬運同官，以詞學相請益，得所謂重、拙、大之說，詞格為之一變。稍尚體格，詞情也較沉郁，如〔齊天樂〕《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戰爭時，憤于外敵入侵，寫下一些傷時感事、聲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賦》、〔蘇武慢〕《寒夜聞角》、〔水龍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魚兒〕《詠蟲》、〔水龍吟〕“聲聲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騎還驕，棲鴉難穩”的現實和“壯懷空付，龍沙萬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則是對清室的興衰、君臣的酣嬉，深致憂思，如〔三姝媚〕的“紅樓依然，玉容歌舞”、〔鶯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淚”等。辛亥革命后，況周頤與朱孝臧唱和，受朱影響，嚴于守律，于詞益工，但大都是“故國”之思，抒寫封建遺老情緒。

　　況周頤尤精詞評。著有《蕙風詞話》5卷，325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1936年，《藝文》月刊又載《續編》2卷，凡136則，系輯自況氏各種雜著。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取正續兩編為一集，統名《蕙風詞話》，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合刊出版。況周頤的詞學理論，本于常州詞派而又有所發揮。他強調常州詞派推尊詞體的“意內言外”之說，乃“詞家之恒言”（《蕙風詞話》卷四），指出“意內為先，言外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容，講究寄托。又吸收王鵬運之說，標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系。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別、詞律、學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歷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蕙風詞話》，本于常州詞派而又有所發揮。他強調常州詞派推尊詞體的“意內言外”之說，乃“詞家之恒言”（《蕙風詞話》卷四），指出“意內為先，言外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容，講究寄托。又吸收王鵬運之說，標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系。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別、詞律、學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歷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朱孝臧曾稱譽這部詞話、認為它是“自有詞話以來，無此有功詞學之作”。

　　《蕙風詞話》，5卷，325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1936年，《藝文》月刊又載《續編》2卷，凡136則，系輯自況氏各種雜著。《蕙風詞話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75、《人間詞話》

　　晚清詞學論著，王國維撰。王國維（1877～1927）。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于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并在羅振玉資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學。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并在羅振玉資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學。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1927年6月，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在其50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

　　《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是代表他美學和文學理論研究水平的三部力作。其中影響最為廣泛深刻的就是《人間詞話》。《人間詞話》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著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后，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表面上看，《人間詞話》與中國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體例，格式，并無顯著的差別，實際上，它已初具理論體系，在舊日詩詞論著中，稱得上一部屈指可數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詞論界里，許多人把它奉為圭臬，把它的論點作為詞學，美學的根據，影響很是深遠。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晚清以來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一部詞話著作。他用傳統的詞話形式及傳統的概念、術語和思維邏輯，較為自然地融進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方法，其總結的理論問題又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這就使它在當時新舊兩代的讀者中產生了重大反響，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間詞話》，在理論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問題上頗有創見。王國維接受西方哲學的影響，奉叔本華、尼采為精神導師《人間詞話》不同于當時有影響的詞話，它提出了“境界”說。“境界”說是《人間詞話》的核心，統領其他論點，又是全書的脈絡，溝通全部主張。王國維不僅把它視為創作原則，也把它當作批評標準，論斷詩詞的演變，評價詞人的得失，作品的優劣，詞品的高低，均從“境界”出發。因此，“境界”說既是王國維文藝批評的出發點，又是其文藝思想的總歸宿。清朝詞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詞致力糾正明詞末流迂緩淫曼的毛病，崇尚清靈，學習南宋姜夔，張炎的詞，不愿迫近北宋詞人，不師秦觀，黃庭堅，只學張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纖巧。于是常州派詞起而糾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閎約，沉著醇厚，以立意為本，發揮意內言外之旨，主張應有寄托，推崇周邦彥而輕薄姜夔，張炎。這的確使詞論前進了一大步。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籬，克服兩者之弊，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浙派詞主清空柔婉，結果導致浮薄纖巧，不真切，王國維的境界說提倡不隔，以糾正浙派詞的流弊。他強調寫真景物，真感情，要寫得真切不隔。這確實擊中了浙派詞的要害。對于常州派，他反對所有詞都必須有寄托的說法，認為并不是有寄托的詞才是好詞。他指出：“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并引牛嶠等詞，稱為“專作情語而絕妙者”。他認為，佇興之作，寫情語，寫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詞。這種觀點有利于糾正常州派詞偏于追求寄托的狹隘見解。王國維論詞，指出境界說，又主張要寫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調，氣象，感情，韻味，無疑突破了浙派詞和常州派詞的框框，去除了他們的偏弊，論詞較為全面；同時，這些觀點，對文學創作也有一定貢獻。《人間詞話》在詞論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圍，而其美學觀點，一方面受叔本華的影響，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國維的“無我之境”和“以物觀物”直接承繼了叔本華的哲學觀點。而其“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這源于叔本華的天才論。但《人間詞話》并沒有陷入這種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國維區分了兩種境界，與叔本華不同的是，他沒有貶低常人的境界，相反還十分看重，認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廣。”王國維一面推重“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一面又推重”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這與叔本華只強調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樣。此外，叔本華講天才強調智力，王國維則強調感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在詩人與現實的關系上，王國維主張：“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這顯然透顯出樸素的唯物因素和辯證法睿智。從理論上說，“境界”所要求的正與以形象反映現實的藝術規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輕視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視外物之意，這與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創作要求相一致。王國維的“境界”說具體地，明確地揭示出藝術境界內在的特殊矛盾，說明了文藝的本質特征。與前人相比，這是一個新的貢獻。文學批評史上，那種只重“言志”，“抒情”的論點，偏執一端；那種只重形象，畫面的論點，偏執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關于“情景互”的觀點，葉燮關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觀點，雖然已為境界說中的本質論奠定了基礎，但畢竟是王國維最明確，最系統地闡述了藝術境界中“景”與“情”的關系，自覺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說的本質論。王國維認為，景多無限，情也說不盡，“境界”本質上是“景”和“情”兩個元質構成的。但不論是客觀的“景”，還是主觀的“情”，都是“觀”——人的精神活動的結果。“情”、“景”這種特殊矛盾的多樣化的對立統一，便形成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作品。王國維根據其文藝觀，把多種多樣的藝術境界劃分為三種基本形態：“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王國維比較科學地分析了“景”與“情”的關系和產生的各種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與“寫境”，“理想”與“寫實”的問題。“造境”是作者極逞“創意之才”，充分發揮想象力，使萬物皆為我驅遣，“以奴仆命風月”，這正是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寫境”則是作者極逞狀物之才，能隨物婉轉，“能與花鳥共憂樂”，客觀的真實受到高度的重視，這正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國維還提出，“理想派”與“寫實派”常常互相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創作方法。而用這種方法創作出來的藝術境界，則不能斷然定為“理想派”或“寫實派”。在這種境界里，“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自然與理想熔于一爐，“景”與“情”交融成一體。王國維認為，這是上等的藝術境界，只有大詩人才能創造出這種“意與境渾”的境界。王國維還進一步論說文藝創作必有取舍，有主觀理想的注入；而虛構或理想，總離不開客觀的材料和基本法則。所以，“理想”與“寫實”二者的結合有充分的客觀根據。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相結合也有其客觀可能性。王國維的見解可謂透徹，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雖“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在當時來說，是一種比較卓越的藝術見解。王國維還指出，詞中所寫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寫出來，還是由作者綜合印象創造出來，它們都不是對事物作純客觀的，無動于衷的描寫，而是貫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觀點，感情來選擇，安排的。這就進一步說明了文學藝術中的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的主觀反映。當然，王國維并沒有明確和具體地論說這一點。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學和文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文學理論融于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文學理論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上，他是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梁，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

　　《人間詞話》在學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評價，如朱光潛在《詩的隱與顯——關于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一文中說：“近二三十年來，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似以王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為最精到。”王攸欣在《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一書中說：“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無我之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今有：《蕙風詞話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人間詞話》，黃霖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人間詞話》徐調孚校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

76、《詞林紀事》

　　清代詩話，22卷，清代張宗橚輯。宗橚字泳川，號思巖，海鹽（今屬浙江省）人。生卒年不詳。康熙乾隆間人。太學生，不求聞達。早年受業于許昂霄，許昂霄精于詞學，張宗橚受其影響。著有《藕村詞存》一名東橚，字詠川，號思巖，又號藕村，海鹽人。張芳湄六子，張宗柟弟，張嘉榖嗣祖父，張元濟六世祖。太學生。性恬淡，不求聞達，惟以詩詞自遣。室名曰“紅藥山房”、“研古樓”。增輯有《藕村詞存》2卷、《詞林記事》22卷。

　　此書是編者晚年所輯，三易其稿而后成。全書22卷，書中收錄了唐、宋、金、元共四百二十二位詞家的詞作及有關故事，采錄頗豐，并作了大量考證和評論。其中唐詞1卷，五代詞1卷，宋詞17卷，金詞1卷，元詞2卷，共收詞人422家，大體依詞人時代先后，排比分卷，條貫清晰。所錄詞人附有其生平事跡、軼聞，以及有關詞人所作詞的評論，所錄詞征引本事，間有考證，搜集資料比較豐富，引用書目達395種。書中又多引許昂霄對于詞的見解，間附編者按語，亦多精確。所引書皆注明出處，但不盡依原文，多隨意增刪，致失其本來面目。所征引本事，有的不直錄宋人載籍，而轉引明、清人詞書，故有差。

　　卷一張志和之兄張松齡《漁父》詞：“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檜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里且須還。張松齡是張志和的哥哥，一名“張鶴齡”，官居浦陽尉（今浙江蕭山境內）。他的弟弟張志和，本名龜齡，字子同，浙江金華人，擢明經（按：擢，提拔；明經，即明經科，為唐代科舉制中的一種考試形式，與進士科同為唐時最重要的科舉考試科目），被唐肅宗賞識，命“待詔翰林”。后來，因政壇上的斗爭牽連，被貶為南浦尉。后獲赦，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又號“元真子”。《漁父》一詞，時志和隱居山林，松齡作此詞以招其歸，志和以“西塞山”句回應之，以明其心志。北宋人王讜《語林》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茶經》的作者陸羽與張志和之間有一次對話，陸羽問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漁歌子》又名《漁父》或《漁父樂》，大概是民間的漁歌。據《詞林紀事》轉引的記載說，張志和曾謁見湖州剌史顏真卿，因為船破舊了，請顏幫助更換，并作《漁歌子》。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丙子年，亦即宋端宗景炎丙子年（1276年），元軍攻破了南宋王朝的京城杭州，包括謝、全兩位皇后在內的三宮六院里的美女都被俘虜北上，昭儀王清惠當時也在其列。她在途經夷山驛時，有感于國家的敗亡，便在驛站的墻壁上題寫了一闋《滿江紅》詞，來作為她對自己這悲涼身世以及國家命運的深沉喟嘆：

　　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里，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云滅；無限事，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鄉國夢，宮車曉碾關山月。愿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

　　這詞里所記錄的，表面上只是她個人的悲哀，但同時也反映了那個時代所有人的悲哀。應該說，這算得上是一首愛國詞，但它最后一句卻容易使人擔憂，有著“昭儀”身份的王清惠似乎有失節的危險。

　　南宋丞相文天祥，在他被押送北上的途中讀到王夫人這首感慨深沉的詞作時覺得，作為皇室成員的王夫人應該是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絲毫不能愿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便以“步韻”的形式提筆代她寫了兩首詞作。其詞曰：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瑤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夜半雨霖鈴，聲聲歇。

　　彩云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辭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甌缺！

　　這第二首說的是：

　　燕子樓中，又挨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當然，到了元朝首都北京的宋末昭儀王清惠，表現得也很大義凜然，堅決要求讓她自己去做尼姑，并改名為“沖華”，頗有勘破繁華之意；這跟文相公一心要做道士也決不投降的正直氣節正乃不謀而合。

　　此書有乾隆刻本、道光涉園張氏刻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今有：《詞林紀事》上海出版公司1936年版；《詞林紀事》上海教育書店1948年版；《詞林紀事》古典文學1957年版；《詞林紀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詞林紀事（附《樂府指迷》《詞旨》《詞韻考略》）》成都古籍書店1982年版。

77、《宋詞記事》

　　收錄宋代詞人本事、軼事、詞作評論的資料匯編，今人唐圭璋撰。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中國江蘇南京人，滿族，中國現代著名文史學家、教育家、詞人。生于南京秦淮區大石壩街，1913年入南京立奇望街小學，第一名畢業，考入省立第四師范學校。1920年畢業后，在六合縣西門平民小學任教兩年。1922年夏，考進國立東南大學（后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從師吳梅學習詞曲，撰寫的一篇論文《詩三百篇的修辭》，與任中敏、盧前，合稱“吳門三杰”。1928年大學畢業，先任教于江蘇省第一女子中學，轉任中央軍校國文教官。歷任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南京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等職。晚年體弱，辭去多項職務，仍兼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韻文學會會長、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1990年，授“有特殊貢獻的專家”。著作有《全宋詞》、《全金元詞》、《詞話叢編》、《南唐二主詞匯箋》、《宋詞記事》、《辛棄疾》、《元人小令格律》、《唐宋詞簡釋》、《詞學論叢》、《夢桐詞》、《宋詞四考》、《宋詞三百首箋注》等。

　　繼計有功《唐詩紀事》、厲鶚《宋詩紀事》后的第一部關于宋詞的紀事著作。作者自序云：宋詞極盛于一時，足以比美唐詩；而詞人之韻事流傳，亦頗有旗亭畫壁之風。惜宋人如楊繪之《本事曲》、楊湜之《古今詞話》皆已失傳，是以今日不能多知其本事。惟宋人黃升之《花庵詞選》及何士信之《草堂詩馀》，音附詞話。此外，則散見于宋人詩話及筆記之中。明人陳耀文輯《花草萃編》，卓人月輯《詞統》，俱兼采詞話，附本詞后。顧所引詞話，往往節其大意，不錄原文，甚有不著出處者。

　　清初，朱彝尊既輯《詞綜》，風行宇內；而徐釚復輯《詞苑叢談》，與《詞綜》并行，亦為言詞者之所綜。第徐書共分八類，紀事者僅居其一，而不注出處，裁剪舊文，又與明書同失。其后紀事之書，有張宗橚之《詞林紀事》及葉申薌之《本事詞》。葉書既剪裁舊文，亦不注出處。張書依詞人時代先后，排比分卷，最為整齊；雖注出處，但不盡依原文，是皆不能無憾也。余既惜宋人詞話之失傳，又慨夫明、清人所述之詞話，多剪裁節取，不盡依宋人書籍原文，因重輯此書，以宋證宋，以供研究詞學者之參考。惟涉及評語及無關本事者，則概置不錄云。

　　蘇易簡越江吟；寇準甘草子；錢惟演玉樓春；陳堯佐踏莎行；潘閬憶馀杭，越娘，西江月；李遵勖滴滴金，望漢月；陳亞生查子；夏竦喜遷鶯令；聶冠卿　多麗；范仲淹　定風波，剔銀燈，漁家傲；沈邈　剔銀燈，柳永　醉蓬萊，定風波，鶴沖天，擊梧桐，望海潮，傾杯樂。

　　根據當時的文獻記載，鉤索出隱含在宋詞背后的故事，這為研究詞作的創作背景與創作過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對于一首詞的不同記載，作者都根據其它相應文獻做了考證，指出孰是孰非，吳梅贊之為“卷帙雖簡，事實獨豐”。

　　如蘇易簡

　　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累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遷給事中，參知政事。出知陳州卒。

　　越江吟

　　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云開處，隱隱金與挽。玉麟背冷清風遠。

　　《續湘山野綠》：太宗當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輿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日《不博金》，二日《不換玉》，三日《夾泛》，四日《越溪吟》，五日《越江吟》，六日《孤猿吟》，七日《清夜吟》，八日《葉下聞蟬》，九日《三清》，外一調最優古，忘其名，琴家祗名日《賀若》。太宗當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不博金》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詞如上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六引《冷齋夜話》：又一本云：「非云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冷落誰見。黃金殿。蝦須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漫。金與轉。霓旌影亂。簫聲遠。

　　今有：《宋詞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宋詞記事》中華書局20088年版。